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
——《乌合之众》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的命运是否真的可以被演算出来?否之，历史上胸有成竹的预言家、路旁拿着《周易》信誓旦旦的算命先生们是否都是信口雌黄的江湖骗子?
在看勒庞的《乌合之众》之前，我一直在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在研究无意识的领域下，想必勒庞和弗洛伊德是一道同行的，至少他们都关注了无意识、潜意识对个人群体以甚至于历史、文明的影响。在我阅读《乌合之众》的过程里，我似乎能看到历史的车轮在群体一双双手的推动下滚动。在短时间内，这个圆形的车轮似乎是原地循环;而勒庞则预料了这个车轮即将在时间的作用下为我们留下的车辙。文明与历史的发展轨迹尚况且可以被社会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由此推之，我们个人的命运又为何不可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勒庞的《乌合之众》先后帮我彻底摧毁了我关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看法。在生活里，我们的小小过失，无意说错的一句话都是我们潜意识跳跃进意识层面的反映，哪怕是熄灯上床睡觉的梦境都是本我与超我斗争权衡的产物。在勒庞的学说中，个体的无意识造就了集体的无意识，他在《乌合之众》中说：“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过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换句话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是非理性的集合，用理性的思维来推测他们的命运很明显是行不通的。勒庞在第二卷中用了五大间接因素(即种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教育)和四种直接因素(形象、词语和套话、幻觉、经验以及理性)为我们粗略的推演了一个可以套用在几乎所有民族性格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发现，在群体具有冲动、易受暗示、夸张、专横的共性特点之外，不同民族的群体仍然具有不同于共性外的特性。这些特性的作用之大，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决定了在当今世界的实力排序。勒庞在书中一再强调“种族”的概念，说：“民族主要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禀性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总之，每个民族的特性正是决定他们走向的定海神针，无论他们在最初的选择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离经叛道，最后的选择都会归于他们民族的禀性，或许这些正是那些预言家凿凿谶语的奥秘所在。
勒庞所生活的法国和当时的中国一样，都试图在摆脱几百上千年的封建制的历史惯性。然而，俗话说：“船大难掉头”，二者的结果都不乐观。即使在有着启蒙运动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前提下，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出现在1789年，历经发表《人权宣言》，确立君主立宪制，之后拿破仑、路易十八又反反复复掌握权力恢复君主专制，共和制与帝制之间的交锋终于结束在1878年，此时距革命开始已经接过过去百年了。勒庞说，“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除了欧洲的法国，处于东亚的中国仍以实际的历史过往验证了这个观点。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在摆脱帝制的过程显得那般的不易，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失败，在尝试了资本主义后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封建制的种族和封建思想的传统观点再加上并不长的时间，便注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反复与旧民族主义革命的失败。封建制是我们群体的过往，它是历史的儿女，也是我们的未来的母亲，更是我们思维的毒瘤，唯一能解决它的，便是时间，“时间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毁灭者”。正像口述史学家唐德刚所论述1840年以来的革命一样，“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形成维持一种思想上千年，同样需要上百年才能将其根除。
另外，在推算一个民族的命运时，不仅要看它的过往，还需要看它的思想。勒庞在书中用中国做了反面例子，“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但我却不认同勒庞的这个观点。即使中华民族因历史过于悠长的原因而趋于保守，但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我不认同你，但我并不排斥你，这样多少都可以在一点一滴中改进。在全球化的今天，真正趋于保守的国度除了阿拉伯地区已经少之又少。日本、韩国等历史包袱较小的国家在思想上缺少最少的限制，所以他们在学习西方上卓有成效。中国虽然有着较重的历史包袱，但作为思想极其灿烂的国度，“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自古有之，从最后一个封建帝国内部开始的改革直到今天，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改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思想的多源性与包容性。
我们是谁?我们那么复杂，不是我所能想通的。除此之外，我更关心我是谁，影响构成我的因素是哪些，我的命运也是否可算的呢?
按照勒庞的观点，我们首先是一个种族人，在共同的感情和特征下，伴随着遗传对此的日益稳固，以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文明、制度、艺术和信念，形成种族给我们的禀性，这些就是构成我的共同因素，是民族与历史打下的印记。除此之外，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早年的创伤经历以及力比多在不同时间的发展历程等诸多因素形成了我们的个性。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他们都很大程度的隐藏在意识之下。民族共同幻想中的神话、个人睡梦中的种种意象都是本我的体现，它被文明，被超我压制，但它更接近我们自己。要推算个人的命运，不能再分析那个平日“伪装”的自己，同样要深入本我、深入潜意识中去发现规律，探寻我们的禀性。
勒庞恐惧革命，担心革命只是“换汤不换药”，然而今天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仍然是延续在当年共和制的道路向下不停的前进的，革命带来的新思想的碰撞为法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活水，我认为这恰好是推算个人命运那把无比重要的钥匙。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勒庞也说，“在不知不觉中支配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我们无法同他们作战”。开放性的人格，敢于摆脱传统对自己影响的人，他的命运是不可算的。反之，如果是一个具有内向型人格的人，他同群体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很明显，这种人甚至这种民族的命运在很大程度是可以推算它的命运轨迹的。
翻来覆去读《乌合之众》，此点是最让我浮想联翩的。种族、传统对我们的影响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给予以我们每个民族以个性，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思维的局限性。作为个人，避免在自我的安全区里沉沦，不让局限的思想在我们头脑里形成“暴政”，这让我有点惊慌。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思维有一个源头，不停的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即使我们被种族、被传统的禀性赋予一身，面对复杂多面的形势我们仍然能在自己的思维海洋里寻找出合适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就如同二千多年封建制的中国轮番上演王朝更替仍然能找出“变则通，通则久”的口号来说服自己改革一般。“非暴政”的思维可以不停的矫正自己的人生态度与方向，我相信，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的命运是不可计算的，能够计算的人生都是一沉不变的思想——他就在那里，哪怕过十年之后回来看依然如此。勒庞说：“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而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所以思维的开放性同样深切地影响着国运，最近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继高铁丑闻后再次曝出造假丑闻，“日本工匠精神”受到人们的质疑。二战后本欣欣向荣充满朝气的日本在不断的老龄化的趋势下创新乏力，年轻人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日本的企业文化下不思进取，国运就此走下坡路也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了。
那么，作为学生的我们，去哪里寻找多样的思维，不停的更新自己头脑里的数据库呢?我想，给我们的选择并不多，而且论调“陈旧”——唯有读书。书籍是思维的活水，不停的冲击着我们的头层，说不定哪天又打通了我们头脑里哪根不为人知的经脉呢!其实除了书籍以外，良性利用网络同样可以丰富自己的见识，然而现实是我们难以彻底掌控网络在生活中的度，弊大于利，索性不谈。
最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勒庞既然在全书如此强调有组织的群体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何不与力量与友，何至于本能的站在这股力量的对面，喋喋不休。但正如序言中罗伯特·墨顿所说的那样：“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也会给人带来收获”，在勒庞自身的断言、重复、传染中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群体具有的种种特性，即使很大部分与我们平时的看法冲突，但读后会心一笑不得感叹似乎的确如此。从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开始，再到人人见骂的“猴子”达尔文，历史欣欣然走到勒庞面前，他再次撕下我们的常识，为我们揭示了群体生活的状态。“日心说”并没有因为那场大火而销声匿迹，勒庞也没有因为武断的定论而消失在历史，不谈论对错，每一场追寻真理的行动都是一场思维革命，指出我们内心潜意识的“大实话”必然不会“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纵然当世人不接受，其后人都会以一种默认的态度赞扬。而我们，是否还能在随波的群体之中坚持自我，发出属于我们自己不一样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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