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

来源：小侦探旅游网

第18卷　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　　　　　　　　　　Vol.18,No.3

2002年　3月Mar.,2002StudiesinDialecticsofNature　　　文章编号:1000-8934(2002)03-0010-04・科学哲学・

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

殷　杰　郭贵春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本文从哲学方法论演变的视角上,揭示了哈贝马斯在建构社会批判理论时,发生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分析的语用学转向。其规范语用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理性重建提供新的模式,以支持交流行为理论,在此过程中显示出的对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整合运用,深刻地折射了20世纪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合流的整体演进趋势。

关键词:语用学转向;规范语用学;交流行为理论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哲学显著地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化和语言的哲学化发展特征。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代言人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恰是在这一哲学发展潮流的风口浪尖上,提出以“规范语用学”为核心的“交流行为理论”来支持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相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因此,深入分析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动因、特征和意义,是把握20世纪哲学演变的特征和了解哲学方法论朝向21世纪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首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模式启发了哈贝马斯。马克思在经济基础和符号的建构和管理的上层建筑间做出区别,并根据前者施加的暴力来解释后者的扭曲。尽管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思过分狭隘地关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威胁,而忽视了在后一领域中所暗含的解放潜势,但他仍然为马克思对社会的这一两分模式所折服,同样将之作为自己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只不过是,在马克思所指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地方,他

(system)和(lifeworld)所取代,对应于用“系统”“生活世界”

两种不同的社会整合方式。系统作为物质再生产领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趋向于极度膨胀;生活世界作为社会的再生产领域,则是某种前逻辑性、前科技性和前工具性的本体论世界,主要关涉于文化再生、社会整合和社会化,首要的借助于交流行为来发生并依赖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定向。

其次,哈贝马斯通过对这两种社会整合模式的考察发现,正是由于它们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理性启蒙的被动局面。在现实社会中,生活世界和系统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正是由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才促成了今日之西方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的成果,但是,从生活世界中解放出来的系统逐渐地与生活世界相脱节,使交流地建构的生活世界逐渐地受制于系统整合,后者操纵的权力、金钱等媒介取代了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地位,甚至取代了原属于生活世界的沟通整合功能,这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最终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表现为意义的丧失、反常以及心理的失调等现代社会病症。

为此必须使系统重新定位于生活世界之中,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哈贝马斯进一步思考的核心。

(2)交流理性的重建

1　内在动因:从文化意识批判到

语言分析批判

　　哈贝马斯继承了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等人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和根本出发点,试图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承继启蒙精神的传统。但是,这种以文化意识哲学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却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和本能的觉醒,走向了乌托邦式的革命。为此,他不得不寻求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新基点。

(1)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面对理性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悲惨境地,哈贝马斯既不愿意放弃社会批判理论;又不愿意像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那样屈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压制理性概念。他确信完全有可能进行理性启蒙的计划,以重新奠立理性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1-06-20

作者简介:殷　杰(1974-),男,山西汾阳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讲师,在职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郭贵春(1952-),男,山西沁县人,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在追寻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世界的损害和系统的单方面发展这一病源之后,哈贝马斯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生活世界中主体自主的相互交往的理性地位。为此,他考察了主体在社会中的四种不同行为类型:工具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流行为

〔1〕

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流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

〔4〕

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

2　本质特征:规范语用学的建构

历史地讲,现代语用学的产生“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的研究繁增的‘语用学转

〔5〕向’”。哈贝马斯显然在创立作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

。前三种行为指

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应的是工具理性,以成功为取向,强调对自然的控制,以达到系统整合的目的;而交流行为

(communicationaction)则是一种定位于理解(understand)的

行为,是行为主体间共有的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由此“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

〔2〕

沟通与相互理解”。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交流行为组成的

心的交流行为理论中顺应了这一潮流,将主要关涉于主体、语言使用和对象之关系的语用学视为是对交流行为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持。这是因为,其一,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语用学把定向于理解和交流的语言使用视为是语言使用原初的或主要的模式,其他的诸如策略的、工具性的使用都寄生于它,这就内在地与他对交流理性的重建相符合;其二,产生自日常交流过程中的有效性主张(validityclaim),即主体在交流中为了交流的顺畅所预先假设的理想化合作原则,自身具有的先验于语境的潜势既为交流理性定位了基础,又为社会批判提供了标准,而对有效性主张的阐明正是语用学的核心目的之一。因此,交流行为理论特别地依赖于对这种语用学的探究。

哈贝马斯最初将他的这一语言研究计划命名为“普遍

(UniversalPragmatics),但在他理论发展的后期,更语用学”

(FormalPragmatics)来表述。这倾向于使用“规范语用学”

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对应的则是交流理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自身充满了解放的潜能,所要做的只是以交流行为理论为模式对理性进行重建。交流行为作为个体互动的一种形式,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自身具有达成理解、协调行为以及个体的社会化功能,它们相应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社会整合和社会化三个基本论域,因此,交流行为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再生产不仅是基本的和依赖性的,而且是生活世界实现社会整合机制的主要模式,随着交流行为越来越成为合理,生活世界也呈现出重要

3〕的稳定功能。具体讲,这种交流理性的特点体现在〔:

①交流理性并不是理性的一个本质概念。它首要地指称语言和行为中知识的使用而不是知识的一种属性,它并不是那种抽象地位于社会生活的历史和复杂性之上的理性概念,而是已经运行于现代社会的日常交流实践中。

②交流理性是对康德以来为知识构筑形而上学式理性基础论的一种反对。康德通过对理论的、实践的和美学的理性重建,把哲学归结为具有“引路者”和“最高判断”的作用,可以一劳永逸地建立所有知识的基础,并为理性的所有论域提供最终裁决和保持这些论域统一的任务。哈贝马斯则认为哲学更应扮演一种“位置守候者”的角色,它产生的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假想的,并受制于经验检验。交流地建构的理性的各个论域之间只有一种规范的、程序的统一,交流理性作为一种调解者,把各个域在专门对话中获得的知识反馈进日常交流实践中。

(logocen2③交流理性克服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tric)偏见,并在理论实践的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传统哲学

种术语上的变换既表明了他对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逐渐趋于整合的洞察,又展示了他的“语用学转向”的彻底性。无论如何,哈贝马斯语用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去辨明并重建相互理解的普遍的、规范的条件或者交流行为的普遍的、规范的预设,为交流提供一种理想的环境。因此,它与通常的经验语用学研究不同,它是“使得理解的实践过程成为可能的普遍前理论的和暗含的知识重建的一种准先验分

〔6〕

析”。其目的主要是唤醒有能力主体对其自身语言所具

有的规则意识,自觉地遵守交流的合作原则。具体地讲,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思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1)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为了使普遍的行为规范建立起来,首要的一点就是澄清主体的交流言语的语用功能。一般地讲,一个言语具有三种语用功能:表征世界的事态、表达讲话者的意向以及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传统的哲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语言对世界的真理性表征和对主体的意向性表述,但事实上,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交流行为和交流理性以及由此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而言,合理人际关系的建立是最为核心的。在这方面,由奥斯汀开创并由舍勒进一步完善的言语行为理论超越了传统狭隘地关注于语言使用的断定和描述的模式而包括了其他的诸如承诺、要求、警告等使用方式,强调讲话者在表征事态和表达意向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施行相关的行为,它本质地假设了主体在言语行为中去使用句子的交流能力,并将之视为就像语言能力一样是一种普遍的预设〔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理论“表征了一种范式的转变”,是“语言哲学中向前发展的重要一

〔8〕步”,从而将之视为自己规范语用学研究的一种成功的出

信念。西方哲学传统一直保持着固守于命题真理性的单一论域上,并开放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哈贝马斯则把他的交流理性视为是不仅包含了命题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适当性、交流真诚性以及表达正确性,这种观念的多论域性要求有更多的话语,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既避免了系统和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又为主体的互动交流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

由此,哈贝马斯就用以交流互动为核心的交流行为理论取代了以认识和行为的主体—客体模式为核心的早期意识哲学,它并不是建立在主体性的、私人的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交流之上。可见,哈贝马斯哲学的“语用学

(pragmaticturn),就是试图转向”“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8卷　第3期发点。

(2)有效性主张是规范语用学的内核

义和真理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语形、语义和语用相整合的语言分析方法。作为20世纪哲学方法论的显著特征之一,语形学以句法形式为取向,形成逻辑———语形分析,语义学以言说对象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语用学以语言

9〕

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但这些分析方

作为交流之最小单元的言语行为,它的语用功能的实现,特别是合理人际关系建立的关键是,言语内在地产生的各种有效性主张能否得到满足。以达成理解为基本取向的交流行为,必然要求有交流能力的言语者自觉遵守表达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命题的真理性(truth)、意向的真诚性(truthfulness)和言说的适当性(rightness)这四种有效性主张,以作为每次交流行为的背景知识,只有在预设并满足这些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时,交流行为才能得以持续。因为它们既是依赖于语境的,它们总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体们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情景中由于交流的需要而被产生,同时它们又是先验于语境的,这种内在的先验的语境力量,是建构交流的日常过程的理性潜势,以作为一种强理想化的普遍预设和行为规则,对个体之行为目的的实现起规范作用,并涵盖所有形式的交流行为,从而将规则的“规范”和语言的“使用”内在地连接起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规范语用学”的研究才成为可能。

(3)交流模式的设计是规范语用学的基本目标

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割据状态,以致在处理意义和真理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理论。通过对规范语用学的建构,哈贝马斯无疑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的整合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思路。

(1)传统意义理论的批判

在哈贝马斯看来,回答如何去理解一个形式正确的语言表达式问题的意义理论,不能独立于此表达式在语境中可被接受为有效的问题。意义问题内在地与有效性主张联结在一起。为此,哈贝马斯具体地考察了三种最著名的意义理论〔10〕:

①意向论语义学(IntentionalismSemantics)强调了讲话者的信念和意向。但格赖斯等人的这种意义理论仅仅把讲话者所意指的东西视为基本的,这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互动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意向论语义学只是把握住了语言的意谓事态的功能,偏离了交流,因为所意谓的决不是由所言说的决定的,而是受制于行为主体的特权。

②形式语义学(FormalSemantics)从弗雷格以来一直关注于语言表达式的语法形式,它独立于讲话主体的意向和思想,与语言的规则系统相比,语言使用的实践和理解只具有一种次要的地位。一个表达式之正确的用法和理解并不源自讲话者的意向或语言使用者之间约定的一致,而是源自表达式的形式属性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构成规则。尽管它洞察到了意义和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只是将之独有地定位于语言与世界的符合关系上,而未看到有效性主张的多论域性。

③意义的使用论(TheUseTheoryofMeaning)作为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导性的思想,揭示了语言言说的行为特征,看到了语言使用的有意义模式的多样性,正确地坚持了意义总是相关于社会实践的制度和约定。但因为它强调确定语言表达式的语言游戏是“人类的共同的行为”,言说之有效和无效仅仅依照它们所属于的语言游戏的标准,从而排除了全部的有效性主张。

这些意义理论各自的单面性决定了其局限性。为此,哈贝马斯不得不探讨新的途径。

(2)意义理论的语用学转向

奥斯汀、舍勒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认知为目的的叙述式和以交流为取向的施行式言说,但这种命题/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未能将言语行为与有效性主张的各个域面连接起来,而只是把众多的施行模式包含于单一的命题真的有效性主张中,导致了以损害与世界的其他关系以及相应的语言功能的代价而片面地强调与世界的认知的和工具的关系。因为有效性主张实际上构成了所有主体间际认知的聚合点,故如何在言语行为和有效性主张之间建立起全面的连接就成为交流模式之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哈贝马斯看来,奥斯汀等人的失败在于忽略了施行语力(illocutionaryforce)的理性基础,因为正是这种讲话者用言语行为来激发听者依照所做承诺来行为的能力,使得有效性主张不再仅仅关注于命题部分,而是开放于所有的真理性、适当性和真诚性主张。由此,对于每一个有效性主张而言,言语行为都有一个相应的结构成分来与之相对应:命题的、施行的以及表态的,并发展出三种交流模式:认知的、互动的和表达的,它们分别指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它们同时存在于每一个言语行为中,使交流的语用功能得到了全面的实现。

总之,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的主观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使得交流行为运行在规范有序的理想环境中,交流理性奠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生活世界和系统获得了协调发展,由此,业已被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带入死胡同的社会批判理论真正地重新建构起来。

奥斯汀紧随后期维持根斯坦,在个别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基础上探讨语言如何在生活形式中与互动实践密切关联,这样他就在“朝向把真值条件语义学与语言游戏语用学

〔11〕相结合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路途中走出了第一步”。但奥

斯汀把施行语力看作一个非理性的概念而不是理性概念,未能把全部交流使用的言说与原则上是超语境的有效性主张联结起来,而只是将所有的有效性主张都归结为单一的真理性主张。在此,达米特根据认识断定条件而不是断定本身来理解意义的“认识论转向”为哈贝马斯提供了启迪。但哈贝马斯看到,达米特的可断定性条件仍然是将真理性

3　哲学意蕴:语形、语义和语用的整合

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除了作为交流行为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持之外,还给现代哲学中激发了“语言学转向”的意

　　　　　　　　　　　　　　　　　　　　　　　　　　　　　　　　　　　　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主张置于先在的位置上,并由于独立于履行有效性主张的实践而停留于语义分析层次上。为此他提出“可接受性条件”,认为“当我们懂得什么使言语行为的意义可接受时,我们理解了它。当我们懂得讲话者为与听者就主张之有效性达成理解而提供的理由种类时,我们懂得了什么使它可接

〔12〕受”。这种意义语用论的特征体现在:

达成理解的行为中,从而实现句子结构内在包含东西的过程。这样,无论是去表征事态、表达意向,还是建立人际关系,句子的语形分析都是必要的。主体之“语言能力”和“交流能力”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

这样,哈贝马斯就在意义语用论的建构中将语形、语义和语用方法的内在关联本质地揭示出来。语形、语义和语用相整合的语言分析方法不仅是规范语用学得以构造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事实上,它们自身就是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思想的一部分。这种语言分析方法内在地表明,哈贝马斯所假设的“在经验所幻想的客观性位置上,用建立成功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流模式来取代知识的表征模式”的语用学转向〔14〕,尽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企图并仍然延续了德国的理性传统,但它无疑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折射出20世纪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合流的整体演进趋势,从而,由此形成的语用哲学思想必将在21世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首先,意义语用论关注于言说而不是句子,从意义的语义分析走向语用分析层次。哈贝马斯看到,传统分析意义的形式途径把语言意义的分析限制于句子的分析从而独立于句子的语用语境,而意义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等语用途径则由于忽略了意义和有效性之间的关联或只看到单一关联而对形式语义学的补足太弱。事实上哈贝马斯并不一般地反对语义分析方法。他在以言说为核心分析单元的语用层次上,将语言的意谓、表征和使用功能与达成理解的真诚性、真理性和恰当性的有效性主张结合起来,既注意到使用语言的有意义方式的多样性,又强调言说的意义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结。哈贝马斯的意义语用论可被视为是“奥斯

〔13〕汀、舍勒和弗雷格及达米特的幸福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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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意义语用论将有效性以及言说意义视为是内在地语用的概念。哈贝马斯看到,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交流者为了理解言说,就必须懂得,支持有效性主张的理由尽管原则上是无止境的,但它们总是要受到具体言说语境的限制,因此,这些理由之有效性从来就不是可一次并永久地被决定,而是可以在新证据和新直觉基础上修改。同样,言说的语用域并不全部地依赖于有效性主张,这种语用语境自身为有效性主张提供一种语用解释,因此,它也内在于有效性主张。真理只有在语用语境的基底上能够经受住所有拒斥它的企图时,一种主张才是真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哈贝马斯语用学的标志性特征。

最后,意义语用论在结合了语义分析的同时,也吸收了语形分析方法。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这一重建语言分析的计划实际上在分析交流者的“交流能力”之前,预设了他的“语言能力”,即交流者是一个有能力的主体,他不得不已经掌握了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只有在一个语法句子满足可理解性主张的前提之下,主体才能对言说提出其他有效性主张,整个交流实际上只是把一个形式正确的句子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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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senceofHabermas’sPragmaticTurn

YINJie,GUOGui2chun

(ResearchCenterfor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Fromtheviewofdevelopingphilosophymethodology,thisdissertationrevealsthatHabermasfinisheshispragmaticturninbuildinghis

criticaltheoryofsociety,thatisfromconsciousnesstolinguisticanalysis1Hisformalpragmaticsischieflytoprovidenewmodeforrebuildingreasonandtoholdout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1Inthiscourse,theconformityofsyntactical,semanticalandpragmaticalanalyticmethodrefractionsprofoundlytheconfluenttrendbetweencontinentalphilosophyandAnglo-Americanphilosophy,humanismandscientism1

Keywords:pragmaticturn;formalpragmatics;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

(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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