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看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

从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看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

李

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

大众传媒从产生之日起，便以其独特的性质为世人所瞩目。权力系统，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资本权力都力图控制媒介，从

而或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或达到赢利的目的。而更多的人则希望媒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成为公共意见交流的平台。本文试从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来探讨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的关系。关键词

公共领域

权力系统

大众传媒

网络媒体

一、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

“公共领域”理论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经过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对这一理论的详细阐释而基本成形，并被欧美社会学者广泛引用。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界定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既不等同于国家，也不等同于社会，而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私人领域则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因此，公共领域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利机关（具体表现为官僚制度和军，部分也表现为司法机关）的批判空间与其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它虽然作为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不受公共领域的管辖，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物。总的说来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利机关、政治权力是相抗衡。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出现，尤其是资产阶级独立报刊的发展而形成的。而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因为当进入公共领域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影响段，因此报刊就成了公共领域的媒介，是公共领域进行批判的工具，“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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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众传播媒介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机器之间，通过收集信息，发表评论、组织舆论，从而影响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决策的。当时的资产阶级独立报刊以特定的社团为基础，代表公众利益与政治权力抗争，并通过报刊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将国家权力置于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之下，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整个18世纪，公共领域发展水平的标志是政府（政治权力）与出版业（媒介）的对抗。一方面，报刊不断发表言论，成为公共领域讨论的话题；另一方面，政府则不断试图对出版业进行新闻检查与新闻封锁。从公共领域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为公共领域组成部分的媒介与权力的博弈。

现代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是公共性原则。所谓公共性原则是指公民在自主的情况下通过理性的论辩形成公众舆论的机制，它要求舆论的形成能独立于社会中占优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亦即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市场的体制性压力。具体而言，一是要与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国家机器保持距离，即独立于政府与政治，二是要与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组织相区别，即非商业化。只有同时具备独立于政府和非商业化这两大条件，才能给公共领域提供充分的生存空间，进而促使其健康发展。同样地论及大众传媒，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公正性，成为公共领域合格的批判工具也应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影响。

但是，正如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遭到全面的破坏一样，媒介也受到了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媒介的市场化带来的资本权力控制。

因此，研究公共领域的困境，研究公共领域功能的衰减即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各种权力对媒介系统的侵入与控制。

一、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

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其实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形成于17世纪，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国家加强干预和社会权力获得了公共权威的权限，使得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消解，公共领域走向衰弱。

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的动荡情势，使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强，产生“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情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消失了，出现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中间领域。高度的权力中心化，破坏了公共领域赖以形成的基础机制即公共性原则。尤其当权力进行跨国运作时，全球的公共领域会朝着有利于大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对公共领域的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公众的失语状态，从而带来文化民主化的危机和文化被统一的危险。同时，在大多数国家，公民原有的通过理性争辩形成公共意见的权力被剥夺了，民主、自治的公共领域让位于社会中占优势的政治、经济力量，统治和霸权进入了公共空间。

其次，商业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它必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渗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把追求商业利益摆在了首位，大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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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得低级庸俗，公共领域受到商业化原则的侵入而衰颓，公共利益让位于私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公共领域超越私人资本权力控制的非商业化信条。

再则，技术统治论的扩张压制了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国家权力膨胀起来，官僚机构试图把各种政治问题限定为只能由专家来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反对交给公众去讨论和争论，公共领域日益萎缩。民众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对权力的批判与监督失去效用，公共事务基本上脱离了公众的视野。如此情形致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

二、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

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无奈地扮演了“破坏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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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论坛

角色，作为公共领域组成部分的媒体中充满了权力的斗争，而公共领域陷入困境与大众媒介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干预，无法发挥作为公共领域理性批判工具的作用相关。

（一）媒介与政治权力在西方，媒介与政治权力或者说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媒介力争摆脱行政权力直接干预、争取更大自由发展空间的斗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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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媒介极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而政府则运用各种手段监视媒介的报道活动，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

仅以美国为例。政府除了制订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媒介之外，还进一步从消息源头上对媒体内容把关。不管媒体有多么独立和自由，媒体从业人员总是要和消息来源维持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能有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而这一依赖结果使媒体从业人员和新闻消息来源之间形成一种密切的共生关系。于是，在现实中，那些独立的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冲突不断，媒体对政府总是监控批判的情况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政府几乎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媒体的报道总与政府的口径一致，政治权力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媒体。

（二）媒介与资本权力

经济力量对媒体的干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亚于政治的重要因素。首先，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资金，从而理论上的自由被经济或实际上的不自由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媒体可以迎合人们非常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媒体和资本权力息息相关，对金钱的追逐贪得无厌。媒体越来越集中，拥有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大，这也意味着经济因素对媒介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资本力量除了通过投资者和所有人对媒介大的方针、政策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对媒介进行控制外。还通过广告来影响媒介，甚至是控制媒介。而媒体好像就是为了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的，为了追逐金钱才参与生产、交换、竞争。

为了迎合这些影响者，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电视和报纸媒介往往在新闻选择上避重就轻，回避容易引起争论的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除非是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甚至对一些严肃的问题进行娱乐化处理，淡化其严肃性；并更多报道娱乐、犯罪等感官刺激且观众会感兴趣的话题。这导致了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某种信息的缺乏，使媒体出现娱乐化、庸俗化、肤浅化倾向，也使人们失去了讨论公共事物的空间。

三、网络媒体：公共领域的希望——是否是不受权力系统影响的伊甸园？

既然传统的媒介系统受到了权力的制约，因此网络媒体因其不同于传统媒介的特点，给希望有不受控制的平台进行自由、平等交流的人们，尤其是给希望重构公共领域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

网络媒体的参与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私人。在网络空间中，他们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公平交流。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分离从而塑造出一个独立的私人领域。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现实社会中的组织束缚，更多表现一种心灵的独立与自由，在网络中，代表他的就是他本人。正是在如此基础上，众多的私人才能超越私人的利益来关注公共的利益，公共的批判性在网络中又有了延续。

网络媒介比传统的大众媒介不容易受到控制，更能承担起公共领域沟通交流的功能。如前所述，大众媒介由于受到政治、

经济权力的影响，其批判性日趋消解。而在网络媒介中，网络超

越国界的特征，使得网络与政府和国家能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特别是随着网络全球化的发展，商业、文化等等也开始向全球化发展，网民可以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与不同国家的网民平等交流。网络媒介超越了地理、国家与政府等等的限制，在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扩展。同时，在网络媒介中，网络广告与新闻、BBS等是分离的，BBS仅仅是网民自由交流的场所。网络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会使其如传统的大众传媒一样受到资本的控制，因为经济力量很少会影响到网络公众的思想和想法。网络公众的批判性不容易受到网络广告的侵蚀。所以说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媒介是最为理想的公共领域的沟通与表达的工具。

这样看来网络似乎可以成为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而网络媒介也似乎可以将各种权力驱逐出去，形成一个没有控制的伊甸园，事实是这样吗？

虽然互联网的无中心性使得某一个权力中心要对它施加完全的影响成为不可能，从而打破了权力对媒介的控制。但是这一改变触及了权力集团的根本利益，权力系统对网络媒体管理、控制和利用的动机就更加强烈。许多国家都动用了立法权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调整这种变动了或正在变动中的传播格局，力图找到一条有效监管和控制网络传播的途径。除了制订相关规则，政府上网更是政治权力介入网络媒介的明证。传统媒介中的权威也积极向网上移植，权力机关尝试在互联网上开展业务和宣传。现实的权力努力在网络媒体上依赖其既有的优势继续建立自己的权威。于是，一场相异力量之间的博弈就此拉开了序幕。

商业组织等大型机构的网络化，使商业资本有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平台，它们有自己的网络媒介，并通过为公众设置讨论议程而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不仅如此，网络的普及还加剧了原本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竞争，网络成了新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绝不能简单地说，网络的出现就可以带来没有权力控制的媒介。

四、结语如此看来，媒介与权力总是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权力系统总是试图侵入和控制媒介，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控制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媒介又总是极力挣脱媒介的控制，试图以公正的甚至是“第四权力”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并想进一步监督或影响权力系统。两者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进行着博弈。而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理所当然地受着国家和人民的监督，而政治权力系统在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使媒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商业化的冲击下，进行自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媒介的公共领域，使更多的人通过媒介参与到对政府的监督和国家事物的管理中来。

注释：

①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②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③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斯蒂文・小约翰，陈德民等译.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刘晓红.重新理解哈贝玛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3]现代传播.2002.(5).[4]陈粟，陈冰.网络:虚拟的公共领域——以BBS上的议程设置为例.[5]新闻界.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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