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追典诰,议论极皇王”——论苏洵学行的文化史意义

文化心态是一个时代文化学术建构的决定因素之一，讨论苏洵学　行的文化史意义，也应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北宋内忧外患的历史现　实和崇儒归德的统治政策，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士人普遍具有高度　自觉和积极进取精神，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热衷建功立业。苏洵　也具有这种主体精神，且更为独特鲜明。这表现在他对科举、对“道”　的态度等方面。　首先，苏洵对科举的态度与众不同。苏洵早年也曾倾心于科举，　可是一直考到庆历六年（１０４６），次次都名落孙山，“知取士之艰，遂绝　６７　意于功名”（《上韩丞相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因为北宋朝廷崇文　抑武，广开科举取士之途，有时还对屡试未中的举子加恩授职，像扬州　人吕倚，“少有场屋声”，但“蹭蹬不偶，老始以恩补虔州瑞金簿”（潘淳　《诗话补遗》）。不少人因此终身以科举为业。与苏洵有亲的石昌言，　。　在　第　∽　十八岁开始应试，就一直考到四十三岁及第为止。苏洵能够在壮年绝　意科举，积极读书求道，为读书人做了很好的示范。石昌言虽得偿所　愿但其政绩平平，吕倚“致仕，贫无以归，年八十余”（潘淳《诗话补　遗》），更不免凄惶，苏洵却以学术文章名动天下，自不必说他培养了苏　轼苏辙兄弟，父子同跻唐宋大家之列。　其次，在处理“位”与“道”的关系时，苏洵更注重“道”。这也是苏　洵当年绝意科举的主要原因。苏洵认为：“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　公，则道不胜位。”（《春秋论》）多年苦修终成正果后，苏洵颇为自负，以　为“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此后便忙于干谒。从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开始，相继向张方平、雷简夫等投递文章，受到高度赞赏。欧阳　修“献其书于朝廷”，苏洵“自是名动天下”（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可是，朝廷并没有“以道取之”（《上欧阳内翰第五书》）。嘉｛；占三年　（１０５８）朝廷诏苏洵就试舍人院。应诏程序繁琐，耗时甚久，而且不一　定能中式入选。同时，朝廷按照既有程序行事，似有不重其道、不信其　人的嫌疑，因而苏洵托病推辞。拒绝应诏，一般会被看作自恃得道以　觊觎高位，可是两度辞诏后，嘉｛；占五年（１０６０）苏洵却接受了试秘书省　校书郎这一微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　一　襄公二十四年》），以道济世立德立功既然难以实现，立一家之言就成　了反求诸己的弘道方式。嘉韦占六年七月，苏洵在欧阳修等人的举荐　下，以霸州文安县主簿的身份参修《太常因革礼》。苏洵上书力谏“以　史笔为法”修礼，并直言“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　也。”（《史论上》）如果说修《太常因革礼》还只能被动而且有限地满足　其弘道理想的话，那么，编著礼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则是苏洵的主　动追求。在修礼书之余，苏洵编著了《嘉祜谥法》、《皇禧谥录》；又有感　于诸儒解《易》喜牵强附会，致使圣人之旨“汩而不明”（欧阳修《苏洵墓　期　＾　总　第　一　０　期　、／　他的精神追求。这种自得，来自于他对时势的全面洞察与深刻思考。　“庆历新政”失败后外放的大臣，至和年间相继返朝后，处理政事多“守　典故、行故事，而付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问”（《宋史・富弼传》）。苏洵　在《上富丞相书》等文章中表达忧虑和不满的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当　时政治环境的恶劣：“今人之所谓富贵高显而近于君，可以行道者，莫　若两制。然犹以为不得为宰相，有所牵制于其上，而不得行其志。为　宰相者，又以为时不可为，而我将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责之　邪？”（《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清醒面对社会现实，心态宁静澹泊，积极追求不同的弘道方式，这　在古代士人中并不多见。撇开“道”本身不谈，单单在知识阶层如何安　顿遭受困厄的心灵方面，对后人的启发相当深刻而实际。自屈原以　来　那　达　义　体　等　道　其　会　蹑　语　之　外　内翰第一书》）。真可谓“人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　子之学”（《苟子・劝学》）。正因为苏洵学术视野开阔、治学气魄宏大、　治学方法高妙，一向诋诃苏洵的朱熹禁不住屡屡盛赞其“以至敏之才　而做至钝底工夫”（《朱子语类》），并号召门人向其学习。　在花“至钝底功夫”读书和思考时，苏洵努力探索经籍中所体现出　来的物理、人情，以之探索“道”，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试　图还原圣贤立言的背景和初衷，期望重新理解、阐释经典。其《六经　论》“沿礼立说，谓圣人制以补礼之不足，以尊其道，即维护贵贱、尊卑、　长幼之序。”思考缜密，论断新颖又有理有据。如《易论》指出　统治者　担心百姓不能尽尊礼数，致使天下动乱，“故谓《易》为神教，使人尊之　而不敢尽废，用以济礼于无穷”（杨慎《三苏文范》）。《礼论》则直接道　破礼数的设立不过是圣人强世之术。诸如此类的分析判断，拂去了笼　ｔｋ３　罩于经典之上的神圣光环，总结出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为改变天下　守旧陋习，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舆论环境。　这种理性精神、务实态度，以及高远的立意都令人动容。　苏洵对经典的“去魅”和彻底解构，给部分学者带来不安。那些拘　泥于经典的学者，无法容忍苏洵的“奇谈怪论”，谴责之声自宋至清不　绝于耳。王安石批评苏洵文章“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邵博　ｃ）　芷　第　∞　期　＾　总　第　一　∞　０　期　一　《闻见后录》）。朱熹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也。”（《朱子语类》）明代推崇苏洵为唐宋八家之一的茅坤，也认为苏洵　“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苟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　古六艺者之遗。”然而，人们反对苏洵学说，却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　批驳。朱熹批评《六经论》诋毁圣贤、“以术欺天下”，恰恰道破了苏洵　的立意。这种勇于怀疑，打破对经典的敬畏，为更好地理解应用经典，　创造新的经典，清除了障碍。所以《六经论》堪为苏学典型，具有方法　论意义，为后世儒学开拓了一条理性、务实之路。　苏洵的思想圆融通透，能够做到“一言之几乎道”，并深得“诗人之　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上田　枢密书》）。总体看来，是以儒家为主，旁参诸子百家。首先，从学习内　容方面看，以儒家经典为主，著有《六经论》、《洪范论》、《太玄论》等。　其次，作《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和《苏氏族谱亭　记》等文章，收聚族人，申孝悌之情，“尽其欢欣爱洽”（《苏氏族谱亭　记》），从细微处践行孔孟亲亲爱人之道。再次，所做文章不论是《权　书》、《几策》、《衡论》，还是《史论》、《六经论》，所尊奉的都是儒家的“王　道”思想。至和二年（１Ｏ５５）或稍后，有感于当政者对时势审视不明，苏　洵曾在《审势》末尾大声质问“王道”之不行；嘉｛；占五年（１０６０）又在《贺　欧阳枢密启７＞０惊呼：“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　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惟其如此，雷简夫在《上张文定书》中，才会称　赞其有“王佐才”、“良史才”，“用之则为帝王师”；张方平在他身后才会　评价他“善叙事”、“明王道”（《文安先生墓表》）。　７１　苏洵汲取纵横家之术，作策论以干进，也喜好言兵、讲求权术，可　这些都只是行“王道”的方法：“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用　间》）、“《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权书序》）、“圣人之　道，有经，有权，有机”（《远虑》）、“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　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谏论》）表明积极弘“道”　呈　。　芷　第　∞　期　一　的苏洵并不拘泥于弘道的方式。在《上田枢密书》中，他指出董仲舒、　晁错偏执一隅，独赞贾谊之通脱，在《谏论》中，又清楚区分了己说与孔　总　第　一　０７　子的不同，认为“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自己则“参乎权而归乎经　者也”。　０　期　在九百多年前的宋明理学发生时期，苏洵的思想是如此的务实、　通透，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果中国文化能更多地吸收苏氏蜀学的精　髓，多～些理性务实，多一些圆融通透，能够时时审视经典而不迷信经　典，使经典与时俱进，那么，整个中国文化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遗憾　的是，苏学如空谷足音，在历史的沟壑中只回响了那么一两百年便渐　趋沉寂。目前，苏洵所给予我们的启发，仍停留在他不以专意为之的　文学方面以及他的二十七岁发奋苦读最终卓然有成的学习经历方面，　令人扼腕。　将圣贤古道从经典的高度拉下来，从道德完善的理想中挣脱出　来，赋予它一种开放、通透的形象，使之与时俱进、经世致用，这是苏洵　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流传至今的苏洵著述，正是在此种思想基础　羹一　之上创作而出，这些篇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洞明　世事、练达人情。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苏洵据此创作出《几策》、《权书》、　《衡论》、《六经论》、《太玄论》、《洪范论》、《杂论》等文章。《衡论》谈吏　治、法制、兵制、田制的一般规律，《权书》结合史实论权术，《几策》中　《审势》谏君主和重臣应正确判断天下形势以定所尚，《审敌》则针对赵　７２　薹～　宋深受契丹、西夏侵扰的现实，提出固边之策。要之，篇篇自成体系，　又能一统于包含物理人情的“大道”之下，“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　０　阳修《荐衣苏洵状》）。以《衡论》一卷言之，《远虑》中主张信用“腹心之　臣”，是有感于仁宗皇帝对庆历诸臣如范仲淹等人的轻易抛弃。文章　一正　第　∞　期　一　针见血地指出皇帝不应猜忌大臣：“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　总　第　一　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　一Ｏ７　０　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应“结以重恩，示以赤　期　一　心，美田宅，丰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　（《御将》）；对待丞相尤其应当“接之以礼而重责之”，“礼以维其心，而　重责以勉其怠”（《任相》）。方法可行且十分必要。　苏洵善于独立思考。对别人几乎异口同声赞成的事情，并不随声　附和，往往独抒己见，表现出一贯的理性、务实作风。井田制废除之　后，社会上产生了极不合理的贫富悬殊现象，“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　苏洵《田制》则注意到井田的形成的历史原因，如果妄图恢复，工程浩　大，等到“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主张通过限田，使贫民逐渐　获得部分土地所有权，“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　以远过于此哉”。苏洵能从董仲舒“名田说”中受到启发，作出独立的　判断，可谓清醒之至！　苏洵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或许不能尽善尽美，但一般都　切实可行。嘉褚四年（１０５９）朝廷诏除猜防大臣之法，嘉裕六年诏牧宰　有权考核所属州县守令政绩之优劣等，就与苏洵《上皇帝书》的第六条　和第三条中的主张相同。　苏洵一生只专意于求道、弘道，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不计穷　通、以道自任的主体精神，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最积极向上的部分，给　后人以无穷的激励和启迪。苏洵都以他的实际行动为儒家学说注入　了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路。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清初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影响深远，为儒学培养了一种更加开放、通透的品质，提供了　美妙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