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

摘要：同样作为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浓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具有鲜明的融通性。中国传统哲学以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主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注重实践，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于民众，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融通性的重要体现，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融通性；中国化。

中外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源流的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对于不同源流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在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国度中落脚，并对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众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最重要的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之间存在契合点，或者说具有融通性。否则，外来的思想就很难在异国立足，更谈不上影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也遵循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正是由于这种融通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传播和发展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不断交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的起点和归宿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把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关注作为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他们理论活动的起始阶段就申明：他们的理论前提是“现实的人”。他们从人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出发把握和规定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

他们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存在，指出了人的异化状态，并由此提出了谋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同样，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把对“哲”一词的理解和人联系，例如《尚书·皋陶谟》中就有“知人曰哲”的说法，把“哲”理解为知人论世的学问。其后，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更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和道德教化、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责任等问题的研究和阐述，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人的学说，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从人出发，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理论前提上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可谓是殊途同归。

第二，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上，中国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统一的传统，这种深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同样，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而后，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们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考，也蕴含着唯物主义的色彩。承继这样的传统，汉代的王充、宋代的张载等以“气”为根基，逐步建立起富含唯物特征的气一元论。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发达的辩证法思想。早在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已经用吉凶、祸福、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还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老子《道德经》对这种矛盾转化关系进行了生动的论述，他说：“曲

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而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完善，如宋代张载的“两一说”，明清之际方以智的“尽天地古今皆二”等思想，都是对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深刻阐述，也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浓郁的辩证色彩共同构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色，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通性的重要体现。

第三，在知行统一的实践观上，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实践，注重知和行的统一，提出了许多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深刻见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性的又一重要体现。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就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就在于他把对周围世界理解和把握的基础定位于实践，从而使实践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实践。对中国哲学来说，追求和把握形上之理绝不是其最终的目的，而是其逻辑前提。知“天”求“道”，只是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第一步。知了天道，明了形上之理后，还需要进一步把物质世界的外在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即所谓“化知成识”，以此来实现外部世界之理与人的内在之性的统一。但是，到这一层，哲学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有进到了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这一层次和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一点在《大学》的八条目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格物致知，先认识把握宇宙人生的形上之理；然后是诚意正心修身，把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性；最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内在之性对象化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行的重视偏重于道德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观不尽相同，但就把理论转化为实

践这一原则是相同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等观点和思想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第四，在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民本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存在一致之处。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并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类似，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为中国传统哲学渲染出“民本”的基调。儒家创始人孔子也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他说，“所重：民、食、丧、祭”，把民列在首位。其后的孟子更为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与得天下须臾不可分离。他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成为历代治国者的箴言，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远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作为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是相通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通性的又一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相通的契合点，两者之间具有鲜明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两种文化发展的共性之所在，也是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交流、移植和创新发展的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进程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融合点、结合点，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融通性，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才

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黄寿祺 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5、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6、【春秋】孙武：《孙子兵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