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勇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一位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
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数论中一系列问题的出色研究，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50年代，陈景润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上世纪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2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各国成千上万位数学家的注意，而真正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陈景润在高中时代，就听老师极富哲理地讲：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一至关重要的启迪之言，成了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摘取这颗世界瞩目的数学明珠，陈景润以惊人的毅力，在数学领域里艰苦卓绝地跋涉。陈景润宿舍的灯光经常亮到天亮，他对“哥德巴赫猜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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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入迷的程度。在图书室看书时，管理员喊下班了，他一点也不知道，等到肚子饿了才想到吃饭，他匆匆向外走去，结果是“铁将军”把门。他笑了笑，又转身回到书库，重新钻进了书的海洋。他走路也是边想边走，有一次他碰到路旁的大树上，连忙道歉，可是并没有反应，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碰的是一棵茂盛的白杨树。
1966年，陈景润患严重的结核性肺膜炎，有时疼得昏了过去，可醒来又继续演算。有一次他又昏倒了，同志们把他送进了医院。醒来后，他又要他的书和笔。大夫让他全休一个月，他却偷偷地跑出了医院，病魔也没有使他停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73年，陈景润终于找到了一条简明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当他的成果发表后，立刻轰动世界。其中“1＋2”被命名为“陈氏定理”，同时被誉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对陈景润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当前世界上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好的一个成果”。
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1978年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受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的最高规格的邀请。
此外，陈景润还在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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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他毫不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1996年3月19日，在患帕金森氏综合征10多年之后，由于突发性肺炎并发症造成病情加重，陈景润终因呼吸循环衰竭逝世，终年63岁。
李四光：要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
中国既要找到油，又要找到铀——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群星中，最为明亮的一颗就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
李四光以科学家、地质学家而享誉全球，而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是现代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创始会员之一。1913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1918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国讲学，主持伦敦、剑桥等八所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讲座。1947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李四光自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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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毕生致力于地球科学事业。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重实践，悉心钻研，勇于创新，写下了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为发展地球科学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的地质力学，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为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地质工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关于古生物蜓科化石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体古生物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他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为解决经济建设中能源紧缺问题，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在分析中国地质构造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值得进行，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四光指导铀等放射性矿产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发展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还有力推进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邢台发生地震后，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的关键时刻，他提出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和预报地震指明了方向；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地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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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建设“安全岛”，以及各种灾害的预测与防治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逝世于北京。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发展地球科学、国家建设和人民的安危，被誉为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
于维汉院士：心系苍生战瘟神
鲜花欲泪，百叶低垂。11月25日上午，哈尔滨东华苑殡仪馆哀乐阵阵。一位老人安眠于群芳素裹中，鲜红的党旗轻盖身躯，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拱卫着老人的遗像。人们痛惜哀悼的是为克山病的预防与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地方病学专家于维汉教授。
主动扎根病区挑战瘟神
195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东北农村北安县的一个小诊所里，14岁的娃子用微弱的声音对一名年轻的医生说：“我死了，把我埋在妈妈的脚下吧！”刚刚送走了爸爸、妈妈、姐姐和大爷的娃子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不要怪叔叔无能，没能留住你，叔叔一定会找到这个‘瘟神’！”年轻的医生紧紧握着男孩的双手，无力回天的愧疚让他万分痛苦。
这名年轻的医生就是于维汉，当时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担任内科主任的他，刚刚接到省委的指派，来到黑龙江省北部的克山、北安等县参加克山病的抢救、调查研究。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
克山病，是一种骤然发作，多在数小时或一两日内死亡，死亡率高的疾病。据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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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县张云辅屯在1935年冬因不明原因的恶疾死亡70口人，人们将这种病命名为克山病。20年来，每到冬季，当地都会有大批村民因克山病很快死去，村民们都害怕这个“瘟神”找到自家。控制和消灭克山病，成为新中国医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眼看这么多病人在痛苦中死去，年轻的于维汉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刚过而立之年的于维汉决心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扎根克山病的多发区，直面瘟神、挑战克山病。
刚到病区时，于维汉还不完全认识克山病，又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资料。于是，他在病区不分昼夜地诊察抢救、掌握病情、积累资料。他常常赶几十里、上百里路去病人家，顾不得暖暖冻僵的手，就跪在炕上为病人治病。为抢救重患，他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困了就蜷在病人身旁眯一会儿，饿了甚至就用农民都无法下咽的馊饭、冷饭充饥。
然而，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药物和抢救方法，即使到处奔波、抢救，效果却很不理想，克山病的死亡率仍然很高，这让于维汉很苦恼。
终于在1957年，经过反复推敲、探索，于维汉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尝试着用葡萄糖代替樟脑，采用亚冬眠适当补液的办法抢救急症病人，收到意外效果。1958年，他果断地把100毫升葡萄糖和一个剂量的冬眠1号注射到重症克山病病人的静脉里，病人即刻消除了恶心反应，病情迅速好转，心慌的病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此，于维汉提出并应用于临床的亚冬眠和适当补液疗法，成为抢救治疗急性克山病人的通用疗法，急性克山病的治愈率由30%提高到95%，这是克山病防治史上的一大突破。紧接着，由陕西提出的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疗法也收到显著疗效。这两项防治成果的推广，使黑龙江乃至全国急性克山病的病死率骤然下降，从60年代初期起，基本解决了因急性克山病致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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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载春秋攻克克山病
尽管病死率下降了，但于维汉仍执著地寻找克山病的防治办法。1964年，于维汉在富裕县建起了克山病防治观测站，同年，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决定在哈医大创建克山病研究室。
每年的小年前后到次年3月份左右，是克山病的高发期，也是于维汉最忙碌的时候。从1953年到1985年32年间，于维汉有10多个春节在克山病重病区奔波，救治患者、调研。爱人生两个孩子，他都没在跟前，而在克山病区防治一线，哪里有克山病患者，哪里就有他。哪里有克山病病人死了，送葬队伍里就有他的身影，而自己母亲离世，于维汉却没能送一程。
十年动乱期间，于维汉遭受迫害，蒙冤隔离18个月，1969年8月解除隔离后第二天，于维汉就奔赴病区开展克山病防治研究工作，这次在农村生活工作又是整整两个年头。他说：“我一生和农民有深厚感情，和党有深厚感情。”
围绕克山病地区微量元素、蛋白质、维生素等与克山病的关系，于维汉对万人做了22年的综合性研究，并系统地诊治了6000多名克山病患者，主持500多例死亡患者解剖，做了5000多次动物实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他发现病区居民膳食结构单一是引起克山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于是，他倡导用大豆及其制品改善病区居民膳食，取得了明显的防治效果。随着研究的深入，于维汉提出了“营养缺乏”学说。
在长期防治实践中，于维汉还找到服用毛地黄治疗慢性、亚急性克山病的方法。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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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治疗，75%以上的患者心力衰竭可得到控制。其后，他又总结出服用毛地黄和改善膳食结构的结合疗法，使克山病不但可以医治，而且一些病人还可以根治。
原来每年有千人发病死亡的黑龙江省，自1991年以来，已经10多年没有急性克山病发生。
没有架子的院士博导
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于维汉已经八十高龄，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与瘟神的斗争。他走遍了全国16个省、自治区的170个克山病病区县，开展临床诊断防治工作调查研究，培训当地医生；他掌握了克山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发病规律、临床表现和病理改变，确定了防治措施。
同时，于维汉在克山病的临床诊断、分型等方面有重大建树，制订了我国统一的克山病诊断标准。
由于防治研究克山病功勋卓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于维汉获特殊贡献奖；他负责的科研课题，有4次获全国科技大会奖，4项获国家医药卫生成果奖；他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地方病控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1997年，于维汉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于维汉院士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际心肌病学者的关注。1979年以来，他先后15次赴日、美等国家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1982年他应邀出席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14届世界内科学会议，被选为心肌代谢组执行主席。日本专家对于维汉的评价是：“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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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巨大的荣誉，于维汉一笑了之。当选院士后，国家每年给一定的补贴，他坚持不取分文。2000年，他提出设立“于维汉院士贫困大学生奖学金”，资助贫困优秀大学生。于维汉对待同事平易近人，从不摆院士架子。从家里到单位不过10分钟的路，可他常常要走半小时，因为一路上跟他打招呼的人太多，大伙儿有什么难处也都愿意向他倾诉。
于维汉的博士生、哈医大二院心血管医院院长于波说，老师平时一点架子都没有，特别和蔼，学生们常到老师家“蹭饭”。但在教学上，于维汉却又十分严肃，他不是手把手、填鸭式地教，而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完成，买白鼠、筹备试验器材、反复做试验。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的于波仍然传习导师的这种教学方法。他永远不会忘记，于维汉曾反复强调：“读书，重要的不是博士学位这个结果，而是做学问的过程。”
于维汉从教近60年，1978年起开始培养心血管疾病和地方病(克山病)的研究生，20多年来共培养硕士生38名，博士生32人。如今，于维汉培养的学生正在国内外科研机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陈永明：科协工作很基础很高尚
导语：从大学教授到政府工作人员，他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从“不熟悉”到“很热爱”，他在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群团队伍；从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高起点与海南民众科技素质的反差中，他深切认识到努力做好海南科普工作的特殊意义。
提语1：我作为党组书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协这支队伍建设好。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用制度管人；二是提高人自身的素质，提高整个科协队伍的素质。
提语2：科协工作很基础、很高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在科协工作，首先要有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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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省迎来了新一轮开发建设热潮。有分析认为，国际旅游岛建设固然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但更需要增加发展的科技含量特别是高科技含量。这既需要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作用，同时要着力提高全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在这方面，科协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
那么，作为大特区科协组织的海南省科协，究竟如何认识自己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特殊使命？怎样发挥“科技工作者之家”的独特作用？如何履行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的职能？海南科协实际工作的领军人对此有哪些思考和见解？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记者来到位于海口市海南广场人大政协办公大楼，面对面地采访了海南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永明。
与记者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感谢《中华英才》对海南科协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记者面前的陈永明，既热情、豪爽、健谈，又不失学者的博学与睿智。采访是从他如何从大东北来到海南岛——这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话题开始的。
为大特区发展作点贡献
1993年初，在吉林大学教哲学的陈永明，为了完成一个课题项目，专程来到海南搞调研。“当时绝没有来海南工作的意思。”他坦率地对记者说。
在一位当时在海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的陪同下，陈永明用一周时间，对海南各地特别是海南西部做了仔细的考察，看到了黎族、苗族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习俗……这一周的考察，让他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海南这个大特区非常有特点。他说：“不仅是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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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条件，我更看重的是一些人文的东西。因为我是搞哲学的，对社会人文方面的东西比较关注。从东北到海南岛这个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横跨整个欧洲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区域性不同的风俗习惯，包括整个社会心理的差异，使我很感慨。”
在陈永明离开海南的前一天晚上，同学和他聊天，问他能否留在海南。同学跟他谈了海南的气候条件、环境条件和发展远景，并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总是满足于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陈永明觉得，同学讲得很有道理，自己始终在高校工作，对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南北差异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有些动心了。
陈永明还谈了当时促使他来海南的另一个因素：当时的高校住房条件太差。他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可一家三口人还挤在一张床上，这让他很郁闷。他发现海南的住房条件要比当时长春的住房条件好得多。这对他触动很大。
在离开海南前，同学还带着陈永明拜访了当时的海南省劳动人事厅厅长。老厅长问了他一些情况之后，直截了当地说：“我非常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海南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当时我在大学里是教学骨干，教学和科研任务都比较重。另外，我家里人都在东北，到海南来能否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这些都不能不考虑。但我也觉得，海南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地区，确实急需各种人才。不能说我就是人才，但如果能为海南的建设和发展作点贡献，也很有价值。”陈永明说，回到学校后，经过反复考虑，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我于1994年春节刚过就来到海南。
为海南劳保改革当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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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明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4年2月28日，当时东北正值数九寒冬，而海南迎接他的却是“盛夏”了。到省劳动人事厅报到后，领导让他先到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后改为“就业局”）工作，主要任务是系统总结海南劳动力市场建设、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情况和经验。他每天都早早起来查阅资料，一直工作到深夜，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对海南建省6年来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他在研究中发现，当时东北在用工上仍然实行计划经济手段，而海南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企业成了用工主体，劳动力进入市场，双方在市场中谈价格，用价格信
沈文庆：追求科学之美
引题：他在放射性核束物理及中能重离子核反应等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性贡献；他热心科普工作，倾情青少年人才培养；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声誉。
提语1：我坚持献身于科学的精神没有遗忘，所以我有目标；我牢记以勤补拙的格言不曾遗忘，所以我会不断努力；我时常体味当年清贫的生活，所以我甘过平淡的生活。
提语2：做好科普工作是科协的主要职责，更是科学家的责任。要让更多的人理解科学之美，热爱科学，走进科学。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文章生动地阐释了居里夫人的美丽更在于她的心灵和人格，在于她对科学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的无私奉献。因此，她的“美丽”可以跨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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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科协主席、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沈文庆从小就仰慕居里夫人，如今还经常讲述居里夫人的故事，他特别崇尚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科学非常美丽。作为一位成绩卓越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他一直以自己的刻苦与严谨、热情与执著、豁达与真诚，体会着科学的“美丽”，诠释着科学的“美丽”，追求着科学的“美丽”，实现着科学的“美丽”。
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记者走进上海市科协的会客厅，沈文庆和记者像老朋友一样聊天，聊他的经历，聊他的成绩，聊他的人生感悟，也聊到了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
立志为科学事业献身
沈文庆1945年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白手起家刚刚挣得了一份家业，却在沈文庆两岁多时英年早逝。母亲不识字，不善经营，家庭很快陷入贫困。母亲和只有14岁的姐姐为养家每天出去给人家做工，沈文庆在家里没人带，误了报名上小学的时机，于是6岁时他直接读了二年级。当时因为贪玩加上学校教学质量较差，他的成绩一直不好。
上初三的时候，沈文庆读到一些科普小册子，听到一些科普报告，这些唤起了他对科学的向往，对科学家的崇敬。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了他刻苦学习的巨大动力，学习成绩迅速提高。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预科（后来改为附中）。沈文庆感慨地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大学预科的3年里，沈文庆读到了更多科学家的故事，特别是居里夫人的故事让他感动不已，他决心以居里夫人为榜样，将来要献身于科学事业。这也促使他更加下功夫学习，甚至找来大学的习题做。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常被学校推荐参加物理、化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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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竞赛并频频获奖。
1962年，只有16岁的沈文庆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选择学习物理专业，是因为他对居里夫人的敬仰，更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因为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恢复的时期。他懂得，科学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沈文庆参加清华大学同学们在校园组织的祝贺游行，不禁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他更深切地领略到了科学和科学家的伟大，体会到了科学和科学家的使命，更加坚定了为科学而献身，为祖国作贡献的决心。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6年学制，而实际上沈文庆只读了3年。之后就到农村去搞了八九个月的“社教”，和塞北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刚回到校园，“文革”就开始了。可以说，大学期间他只学完了基础课，专业课几乎没有学。然而，他做科学家的梦想始终没有破灭。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他靠着自学，系统地补习了专业知识。大学毕业后，他到新疆部队农场的连队锻炼，一呆就是两年多。
在那段最宝贵的时间里，沈文庆失去了在学校里系统学习知识的机会，失去了接受当时中国最好教育的机会。提起那段经历，他感到很遗憾，但能够跟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相处，和他们交朋友，并且学会了生活自理，学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也感到很欣慰。
1970年，沈文庆被分配到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所。此时，所里许多人无所事事。沈文庆感到，社会进步还是需要科学的，人的发展还是需要知识的，科研所还是要搞科研的。当时没有条件搞科研，他就抓紧时间读书自学。通过自学，他不仅完成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而且英语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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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刻苦和创新为祖国争光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要选拔人才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一直坚持刻苦学习和研究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沈文庆，1979年2月被派往西德国家重离子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
他出国后发现，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在当时的西德，不但有了计算机，而且研究所内都联网了。沈文庆说：“当时我不熟悉的东西太多了，超市、地铁、磁卡，甚至连如何打电话都要从头学，更不要说计算机、互联网了。”
面对如此大的差距和困难怎么办？沈文庆选择了安下心来虚心学习、潜心研究。要搞研究，首先就要熟悉应用计算机。有关计算机的6本说明书，当时对沈文庆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他用极大的恒心和毅力，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终于过了计算机应用这一关，得到了德国国家重粒子物理所副所长很高的评价，这也让他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我们中国人不会比别人差，我们一定能完成所担负的工作，并且要做得好。”沈文庆心中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他那时每天的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科研攻关上。两年中，沈文庆圆满完成了两项较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成果发表在权威杂志上。
在德国有一个大众基金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由专家学者组成，基金来源是由大众汽车公司每年捐出的1％利润。基金会每年都拿出资金用来奖励德国或者来德国工作的优秀年轻科学家，沈文庆也得到了这个基金会的资助。20万马克，当时在中国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费，沈文庆用这些钱买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回国做研究。有的德国专家说：“可别成了废钢烂铁。”玩笑中带着担心：中国人的技术能力不行，这些仪器设备会不会被长时间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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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德国专家来到中国，看到沈文庆等中国科学家对仪器应用得非常好，并且做出了实验结果，他们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大加称赞，并邀请沈文庆再去他们那里一起搞研究、做实验。
核物理的实验非常复杂，一个实验数据可以让一个博士生做上两年。当时，有两个外国科学家用一套老的方式反复分析没有理想的结果，沈文庆觉得应该换一个思路思考问题。后来，他用新方法取代了那两个外国人对实验的分析，结果获得了成功，由此写成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权威刊物上，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
执著追求铺就闪光之路
沈文庆主要的研究课题是放射性核束物理及中能重离子核反应。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上，发现了低能重离子核反应的大质量转移反应机制，“轰击能低于73MeV的12C+209Bi反应研究”。这项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沈文庆负责其中最关键的子课题——“12C轰击209Bi反应中发射α粒子实验研究”。 1988年，用实验证实轻的核反应系统的非完全深部非弹反应机制的“轻系统深部非弹研究”，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从1979年起，沈文庆曾多次在德国国家重离子研究中心、日本理化所、法国国家大加速器实验室、美国国家超导回旋加速器实验室、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回旋加速器研究所、丹麦玻尔研究所和荷兰国立核物理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低能和中能重离子核反应实验和放射性束物理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创新性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沈文庆在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用软件修正方法获得了当时磁谱仪上国际最佳的质量与电荷分布数据，测到5个新核素，以及准裂变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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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和质量弛豫时间，并分析了对合成超重核的影响，发表的有关裂变和准裂变的文献100多次被SCI引用。
他主持的“重离子核反应的集体效应和奇异核产生及其性质研究”，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
沈文庆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及同事们总结出适合于中能和低能的核反应总截面的经验公式，被国际同行认为是“当时拟合实验结果中最好的一个经验公式”。他还创立了用核输运理论研究核反应截面的新方法，并提供了从总截面中提取核物质态方程和介质中核子——核子作用截面的可能，美国学者为此发表了长篇权威性评述性文章。
他们还发展了通过方位角分布和方位角关联一起决定反应平面离散等新方法，并对发展较重次级束及寻找新核素提供了实验数据及理论依据。该课题共发表论文81篇、会议报告10篇，20篇主要论文被美国SCI收录的国际杂志引用151次，被国际会议引用35次，可谓成果斐然。
由于其卓越的成就和贡献，1987年沈文庆被评为甘肃省中青年优秀专家，1991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出国留学人员，1992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总结自己的科学之路时，沈文庆说：“我刻苦自学的动力来自于对科学的热爱，来自于对核物理、原子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奉献的坚定信念。”
肩负起科协和科学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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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沈文庆担任了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市科协主席，2006年再次当选市科协主席。尽管他个人的愿望是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但他也理解上级组织做出的安排，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管理工作中，而且特别热心于科普工作。他经常说：“做好科普工作是科协的主要职责，更是科学家的责任。要让更多的人理解科学之美，热爱科学，走进科学。”
沈文庆带领着上海市科协坚持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在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上创新，坚持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支持科普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体现在经常开展的各种活动中。
已经成功举办100期的上海市新民科学咖啡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由上海市科协和新民晚报社联合主办的新民科学咖啡馆，自2005年6月创建以来，结合当今社会人们感兴趣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邀请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与各界听众，在轻松、休闲、愉快的氛围中展开互动与交流，在咖啡的清香中碰撞出科学思考，在平等的对话中获得科学知识。
沈文庆说，新民科学咖啡馆以新颖、独特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的科普主题内容及专业高端的主讲嘉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参与，达到了普及科学知识、崇尚科学精神的活动目标，树立了良好的科普宣传新形象。
每年成功举办的上海科技节（周），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这个科技节（周）以展览、论坛、竞赛、博览会等形式，充分调动社会科普资源，突现科普对象的广泛性，促进科普与艺术的结合，积极推动科普工作的国际化。科技博览会展现的是专业科技工作者及科学爱好者的研究成果、探索尝试和奇思妙想，其中的因特大赛主要由中小学生参加，使有创新精神和科学理想的少年儿童脱颖而出，每年都会有几名优秀者走出上海，来到北京，再赴美国，走上世界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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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庆同样重视科普讲座、报告会、网络、宣传橱窗、电子画廊等形式和活动，他还经常亲自为公务员和青少年作科普宣讲报告。
上海市科协每年举办最高层次的科技论坛——院士圆桌会议，为院士们发表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建议和意见提供了重要平台。沈文庆认为，院士圆桌会对提高上海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沈文庆还特别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他曾培养硕士、博士学生20多名并和博士后一起开展研究，他曾5次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他培养的一些青年研究人才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杰出科学家是一个标杆
沈文庆认为，科学家应该成为道德的标杆，而杰出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标杆。在中国的科学家中，钱学森就是典型的代表。
由道德标杆的话题，沈文庆谈到了自然科学基金的工作。2003年，沈文庆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来说，公正、公平、公开是第一位的，基金委员会领导自身的清廉至关重要，也要成为道德的标杆，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基金会的声誉。
沈文庆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有几十个亿，提出申请的项目很多，如何严格把关？我们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但中国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总会有人想通过人情关系达到目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是基金委员会的副主任，肯定能在项目申请中说上话。于是，在评审前，一些过去的学生、同事、亲属或打来电话，或找上门来说情，希望我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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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评委打个招呼。“这一步绝对不能迈，绝对不能给任何人打开方便之门，这个‘底线’必须守住，否则你就垮台了。”说到这里，沈文庆的神情严肃起来。
由于坚持严格的评审原则、评审程序和回避制度等，也由于沈文庆等基金委员会领导成员严格自律，并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把获得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一种荣誉。
“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淡泊名利能提高幸福指数。”沈文庆很强调这点。他说，有人因为把名利看得太重，基金申请不到就掉眼泪，耿耿于怀，郁郁寡欢，结果把健康给毁了。“我认为应该心态平衡，平淡对待名利，某种程度上这是维护健康的关键。心态平衡身体就好，幸福指数就高。”他说这些话时，语气既郑重又平和。
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沈文庆经常练长跑、游泳，也爱听音乐，看历史、地理书籍。如今，他仍然保持着听音乐的习惯。他说：“特别是在科研走到‘死胡同’时，听听音乐，会调动想象力，产生新的想法。”
沈文庆还告诉记者，上海市科协除了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服务世博，为世博会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外，还有了前瞻性的考虑，正在研究“后世博效应”问题，并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沈文庆的“科学理念”
▲我特别崇尚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科学非常美丽，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不仅仅是技术员，也是一个面对自然现象的孩子。自然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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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献身于科学的精神没有遗忘，所以我有目标；我牢记以勤补拙的格言不曾遗忘，所以我会不断努力；我时常体味当年清贫的生活，所以我甘过平淡的生活。
▲一个科学家的任务与使命，除了为科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尽职尽责之外，还必须做好科普，提携年轻人，成为科学道德的示范者。
▲需要把艺术注入到科学，注入到社会生活，让浮躁的人平静下来，让平庸的人有创新，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富有艺术感，让我们从很多的烦燥里面解脱出来，让我们的幸福指数更高一点。（齐殿斌）
· 人物简历
沈文庆，实验核物理学家，1945年8月生，上海市人。196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1991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副所长，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国家973项目“放射性核束物理和核天体物理”的首席科学家。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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