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方法与中国古籍的辨伪与断代

２０１７年５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第３期（总１４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６／ｊ．ｘｊｔｕｓｋｘｂ．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Ｖｏ１．３７（Ｓｕｍ　Ｎｏ．１４３）　现代语言学方法与中国古籍的辨伪与断代　罗军凤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２０世纪二十年代，高本汉著《左传真伪考》，第一次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参与了中国古籍辨伪的　讨论；他考察了《左传》的７组虚词，发现了先秦时期《左传》的独特语法体系；他相信完整的语法体系只可能　习得，完整的独特语法体系绝非后人所能伪造。２Ｏ世纪六七十年代，杜百胜承继高本汉从虚词入手为古籍断　代的方法，对虚词做了穷尽式的研究，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描写、分析虚词的语法特征，以确定古籍的年代。　２１世纪初，尤锐选取７个语词确定先秦古籍的年代，利用词；１２为古籍断代。穷尽式地考察文本的语法、词汇，　以现代语言学方法从事中国古籍的辨伪与断代，在现今仍然大有可为。　［关键词］　现代语言学方法；中国古籍；辨伪；断代；《左传》　［中图分类号】Ｈ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２４５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３－０９　晚清康有为等人为宣扬孔子改制等思想，斥《左　传》为刘歆伪造。这一观点随今文经学的大势流行而　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２Ｏ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　各高等院校的师生都在讲论《左传》是伪书的观点，其　影响可见一斑。１９２６年，瑞典学者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入了经学的今古文相争，力图论证《左传》绝非伪书。　高本汉利用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分析、归纳《左传》　的语法体系，并将其与先秦其它古籍的语法体系相对　照，由此得出《左传》的语法特点，这一点即便是认定　《左传》为伪书的人亦无法否认。但高本汉解释《左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著《左传真伪考》（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第一次利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　方法解决《左传》的真伪问题，认为像《左传》这样完整　而独特的语法体系，在先秦其它典籍中也是罕见的，它　绝非后世之人所能伪造…。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为国　内学界所珍视，并很快由陆侃如等人将高本汉的著作　翻译出版。　传》的语法体系之所以与《论语》《孟子》等书相异，是　因为《左传》具有方言特点，如此则存在一个基本预　设，即《左传》《论语》《孟子》的成书时间处于同一时　间段。这样的年代划分太过主观臆断，也太过粗疏，难　免遗人口实。就《左传》的语法体系而言，高本汉的研　究方法对中国学者既新鲜又具有说服力　，胡适、卫聚　贤等人在２０世纪三十年代也曾借鉴过高本汉的西方　语言学方法，以从事古籍的辨伪与断代，但仅仅是偶一　为之，很难再有推进，而对高本汉在断代问题上的罅　漏，亦难以纠正。此后半个世纪中，高本汉所使用的现　自晚清以来，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对《左传》的　辨伪停留在古文经学的视角，举凡《左传》的授受、《左　传》的义理，都一一钩沉，力图与今文经学相抗，但终　因跳不脱今古文相争的学术立场，不能服众。高本汉　凭藉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学术背景，从事中国古籍的训　代语言学方法在传统文献的考辨方面缺乏后续②，现　代语言学方法在古籍辨伪与断代问题上所具有的方法　优越性，隐而不彰。而在国外，高本汉在这一问题上所　诂考证，摆脱了中国经学的藩篱，以客观中立的立场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５ＺＤＷ０７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２ＢＺＷ０６６）　［作者简介］　罗军凤（１９７１一　），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卫聚贤《左传真伪考》跋：高本汉“以中国文法上关系而考证中国古籍的真伪”。胡适《左传真伪考》“提要与批评”：“完全用文法学的研究来　考订《左传》”，是一种“开山的工作”。陆侃如《左传真伪考》前言：此书“第一次试用文法的分析来明白中国古书的性质和他们中间的关系”。　②如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１８８５—１９５４）２０世纪三十年代著《词诠》，“在刘淇、王引之以及马建忠诸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杨氏依据西方　语法体系，延续王引之等人的乾嘉汉学成果，其中不无自己的研究心得，但是“其观点和方法，根本上并没有超出王引之等人的樊篱”。　９３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ｅ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ｅｎ　使用的现代语言学方法一直不乏追随者与实践者。高　氏所开创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影　响到北美，直到２１世纪初。本文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教授杜百胜（Ｄｏｂｓｏｎ）、以色列伯希和大学教授尤锐　（Ｙｕｒｉ）为代表，来探讨作为中国古籍辨伪和断代的方　法之一——现代语言学方法的优越性及可行性。　所谓现代语言学，依据《大辞海》的解释，即指２Ｏ　世纪以来开创的关于语言系统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的　以书面文献为资料的语言研究和追溯语言源流的历史　研究　Ｉ１。所谓“语言系统”的研究，即认为语言是一　全ｌ３Ｉ２　。。经学家依据《左传》中某一个字句、某一种　礼制、某一段落确定成书年代（如郑樵、王安石、朱熹、　赵涝），都难免“以偏概全”。另外，经学家的辨伪考　证，并不是“科学的论证”，更像是“离奇的虚　造”…”　。今文学者鼓吹刘歆割裂经传，这并未对　《左传》保留下来的珍贵史料有任何影响，《左传》这部　书仍是可靠的，它“是周代生活的丰富而有趣的记　载”＿１＿１　。既然现有的辨伪与断代的方法都是“以偏概　全”，而高氏所使用的语言学方法，一方面是对于《左　传》的全面的分析，“靠语言考察此书的全体”ｌ１【４。，另　部独立的科学，其体系、结构、功能，等待人们发现。这　一认识突破了以实用性与考释性为主的中国传统语言　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领域。现代　语言学的研究应用到古代汉语的研究，不仅仅是专注　于个别字词与特殊语法现象，而是以发覆汉语的语法　体系特点为职志，取得了以往乾嘉学者所未能达到的　成就。　一、高本汉：用虚词构建《左传》的文法体系来　判断《左传》的真伪　２０世纪二十年代，欧洲汉学界与中国国内一样，　盛行“《左传》是刘歆伪造”之说，为此，高氏著《左传真　伪考》。高本汉依据传统文献关于《左传》的撰作及传　授体系的证据，推断《左传》成书于先秦，又取“於／于”　“斯”“乎”“与”“如／若”等虚词的语法意义及出现频　率，将之与《论语》《孟子》等典籍相比较，以发现《左　传》语法的特点。高本汉认为《左传》的语法在先秦罕　有其匹，绝非汉代刘歆或任何一个汉代人所能伪造。　清代乾嘉汉学的训诂考证臻于鼎盛，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学者仍摆脱不了乾嘉汉学的旧路，而语法的　研究，却是西方现代语言学所擅长。高本汉将西方现　代语言学方法施用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年代考证，在乾　嘉汉学考证之外开辟新路，独树一帜。　高本汉否定了当时中外学者推断《左传》年代的　常用方法。其一，利用天文学方法断定年代，是以偏概　全。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利用天文学记载，推断《左传》　是西汉末年的作品。高本汉认为，诸侯史官所记历法　混乱，兼之师徒口头传授，干支容易错讹，某些错讹经　汉人改正，于是《左传》留存了汉代历法的痕迹。但即　便如此，干支只代表《左传》的一小部分内容，“对于　《左传》全体也无大关系”。所以，根据干支判断《左　传》的年代，“未免是太薄弱的材料”［１］１０－１１。其二，传　统经学鉴定伪书常用的九种方法，同样是以偏概　９４　一方面则摆脱了今文经学的影响，从根本上断绝了今　文经学的思维定势。　高本汉藉以全面考察《左传》一书的媒介是语法。　２０世纪二十年代，高氏的语法概念被译成“文法”，为　简便起见，在讲到高本汉的语法研究时，我们沿用“文　法”这个术语。文法对于习用者是不自觉的，而在后　代却往往有变更，身处后世的人很少能伪造出符合过　去文法的文本。简言之，“文法”是鉴定古籍真伪的利　器：“一部书的文法系统有某种特点，这特点赋予它以　独有的性质，而决非后代伪造者所能想像或模仿的，那　么，这部书是可信的。”　３　Ｊ】。文法系统，一定是在通盘检　索《左传》全书之后才能得出，而非就片断、个别的语　言现象立论。　欲攻破《左传》的文法体系，高本汉别出心裁，以　《左传》的“助词”（ｔｈ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作为突破口。高本　汉所称“助词”，相当于古代汉语中与“实词”相对的　“虚词”，清代学者称之为“词”“助字”“虚字”。“助　词”包括介词、连词、语气词等词类，也包括意义虚化　的指示代词（如斯、此）①。借鉴西方校勘学的经验，西　方学者用文法来断定古书的真伪，使用材料的真实性　甚至比不上《左传》，但也能奏效。拼音文字多数依靠　词尾的变化断定文字的真伪，而中国古籍年代断定的　最好工具，即“文法上的虚词”。凭着对中国文字的熟　稔，以及语言学家敏锐的直觉，高本汉认为“这一类材　料，多虽不多，但是校勘上很有价值”ｌｌ＿４　。虚词之所　以能成为断定年代的工具，正是因为它涉及文本的全　篇而非片断。显然，虚词较其它词类，出现频率更高，　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虚词不受所记录事件的地域、性　质等影响，是用来考察《左传》一书文法的“确切无疑　的材料”。　高本汉所选取的虚词在全书中的分布是均衡的，　①清代学者刘淇《助字辨略》即收录“之”“斯”等指示代词。　虚词推导出的《左传》的文法适用于全书，截取《左传》　任何一个段落，都会推导出相似的结论。考察单个虚　词便要搜遍全书，故考察虚词，并非如想象的那么轻　松，高本汉在《左传真伪考》中考察了７组虚词，实则　把《左传》全书翻了若干遍。这７组虚词，“构成语言　学上的形式的集合体”，代表了《左传》的特殊文法　体系　。　高本汉发现，不同的文本在虚词的使用上往往很　不相同，虚词的使用鲜明地标示着文本的文法特征。　高本汉挑选的７组虚词具有比较意义：如／若、斯（解　作“则”）、斯（解作“此”）、乎（解作“於”）、与（解作　“乎”）、及／与（解作“和”）、於／于。《左传》表示“像”　的时候，只用“如”，表示“假如”的时候，全用“若”；解　作“对于”的时候，用“於”，表示地点的专有名词前，用　“于”，表示地点的普通名词前，“于”“於”并用。《左　传》“斯”不用来表示“此”“则”的意义，也没有用“乎”　表“於”之例，“与”字用于句尾表疑问从未在《左传》　中出现。而“斯”“乎”“与”等词的上述语法特点，却　是《论语》《孟子》文法上的共同特征。　为说明《左传》文法体系的独特性，高本汉不仅考　察了《左传》的文法体系，还对先秦传世文献的文法体　系做了一个大体全面的考察。除《左传》外，高氏还考　察了《论语》《孟子》二书，视其为“鲁语”，即鲁地的标　准语；又考察了《书经》《诗经》《礼记》《大戴礼记》《国　语》《庄子》等古籍，作为与《左传》平行的语料加以分　析。考察之后发现《左传》的文法体系不同于“鲁语”，　也不同于其它先秦古籍，所以应当是鲁地的方言。他　又通过考察《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书，归纳　出“公元前３世纪的标准语”，以与上所提及的古籍作　时间上的区分。高本汉所提出的“鲁语”“公元前３世　纪的标准语”之说，可算是石破天惊之论，令人遗憾的　是，高本汉不无考虑地将《书经》《诗经》与《左传》《论　语》《孟子》《礼记》《大戴礼记》等古籍置于同一年代，　并未充分考虑到语言的时间演变。他将《左传》的文　法体系理解为鲁地的方言，是错误地将语言的时间演　变理解为空间上的差异。这些都可以视作高本汉以语　言学方法断定年代未臻完善之处。　由语言学证据推断的结论在高本汉看来，本身是　“决定性的”，不需要更多的证据。高本汉认为，“非语　言学专家没有充分意识到语言学证据的重要性与份　量”。如《左传》中，表示地点的专有名词前一定是　“于”，而绝不是“於”；而汉代语言中，“于”和“於”已　不再严格区分。所以，《左传》“于”和“於”的分布如　罗军凤现代语言学方法与中国古籍的辨伪与断代　此严明整饬，很难想象它是由一个不谙此道的汉代学　者“伪造”出来的。非语言学家往往在语言学证据面　前，不做反省和接纳，反而一知半解，偶得一点知识，便　极力促成自己的偏见。如仍有学者就《左传》一书罕　与其它先秦古籍的语法相似，坐实《左传》系刘歆伪造　这一说法。这促使高氏著《＜周礼＞与＜左传＞文本　的早期历史》一文，添加新的文献考证证据，以驳斥　《左传》“伪作”说。他考察了《毛诗》《大戴礼记》《尔　雅》《史记》等古代经史注疏征引《左传》和《周礼》的　用例，证明《左传》与《周礼》在刘歆之前即被汉初学者　所征引，未经汉人伪窜，从而是一部可信的先秦　古书　］２。　现今有学者反对以语言学方法断定古籍年代。他　们认为先秦古籍的流传、文字的传钞，使文本不能保留　原本面目，而高本汉的研究早已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　的。高氏考察了六朝以来《左传》的版本，他不采用英　国传教士理雅各、法国学者顾伟等人翻译《左传》时使　用的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而用《四部丛刊》　影印宋本《春秋左传》，以之与阮元《十三经注疏》及其　校勘记对勘，发现《四部丛刊》本与阮刻《十三经注疏》　基本相同；他又将《四部丛刊》本与敦煌遗书中《左传》　四段残简对勘，其中一个唐写本比阮刻《十三经注疏》　多几个“於”的用例，而这几个“於”完全符合《左传》　自身的文法体系。这可以充分说明唐写本虽是手写　本，但基本稳定，而清刻本几个“於”字讹误，亦不致尽　失文本的本来面目，而且现有的校勘学，据古本以校　勘，可以将错误降至最低。高本汉将清代《十三经注　疏》刻本与历史上最早的写本（如两个六朝写本、一个　唐写本）对照，发现无论刻本、写本，“於”和“于”在分　布上有着相同的语法规律，这也能充分体现文本的流　传过程中的稳定性。　高本汉称语言学方法是西方学者用以校勘古代文　本的常用办法，在高本汉之前，外国学者只是将先秦古　汉语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谁发现不同的文本有不　同的文法体系。诸如“於”和“于”在《左传》和其它文　本中的不同使用条件，学者均不曾措意。在理雅各等　人的《中国经典》译本中，这两个词的区分和翻译都是　有欠缺的，甚至是错误的。高本汉之前，中国古代学者　如顾炎武注意到《左传》和先秦子书中“斯”和“此”的　分化，但是都未引起对全书文法的考察。高本汉《左　传真伪考》向人们展示了《左传》的特殊文法，这一套　文法非常完整且构成体系，在先秦罕有类似。胡适、卫　聚贤等学者虽然不能完全抛弃汉代刘歆伪窜《左传》　９５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ｏｎ；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的主观成见，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左传》确实有特殊的　文法。　所有古籍的语法特点在此语料库中都能找寻到，任何　一部新加入的古籍都能从语法体系的比较中确定　杜百胜对上古汉语所作的系列研究，集中于２０世　西方学者认为“高本汉是主张系统利用语言学方　法鉴定古代文本的真实性，并断定年代的第一　人”ｌ５ｌ２　，也就延续高氏的现代语言学方法，继续从事　中国古代文本的年代考证。２０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　年代。　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以《晚期上古汉语》为基　础，向上扩展到早期上古汉语、中期上古汉语，向下扩　着今文经学的影响减弱，《左传》的真伪问题得以解　决，但先秦古籍仍然存在古本与后来窜入的区别，现代　语言学方法仍是鉴定窜入、断定年代的一种重要方法，　而高本汉语言研究法中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亦有待　展至汉代汉语（以《史记》《汉书》作为代表）。杜百胜　所做的研究包括四个层面：（１）语法体系的描写和分　析。如《晚期上古汉语》《早期上古汉语》等著作，《上　古汉语中词的分类和分布》《上古汉语的疑难及解答》　修正和改进。　二、杜百胜：构建上古汉语的语法体系来确定中　国古籍的年代　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高本汉以虚词分析《左传》　及其它先秦典籍语法的做法，在西方汉学界被树立为　经典。美国汉学家李克依据高本汉的语言学方法，考　察了《管子》的虚词，除了某些篇章太短无法分析，其　它篇章的分析与高本汉总结的“公元前３世纪的标准　语”颇为契合　ｊ２弱。荷兰汉学家戴闻达（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　依据高本汉归纳的（先秦经典中）虚词的语法特征考　察《商君书》的真伪，发现辨伪的“标准”仅依赖高本汉　归纳的那少数几组虚词还不能奏效　＿２＂，要完成《商君　书》的辨伪，还需要考察更多的虚词。　杜百胜承认高本汉在鉴定古籍真伪及断定年代上　的开创之功，他自己致力于上古汉语的研究，无论研究　课题，还是研究方法，均受高本汉的影响。他的《中国　古籍的真伪和断代》（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一文，详细总结了自己在古籍真伪与断　代问题上的思路、方法与观点。学术往往后出转精，杜　百胜的学术虽然受高本汉的启蒙，但他已明确认识到　了高本汉著作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和方法上的误区。　如：高本汉归纳的语法特征过少，不利于比较；高本汉　将语言的时间变化理解为方言等认识上的　错误　一　。　为了全面把握古籍的语法特点，杜百胜对古籍语　法的研究可谓是穷尽式的：他使用穿孔卡片将文本所　有的文句都抄录一遍，再逐句分析，一一分类，不放过　任何一句话和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语法点。他将古籍中　所见虚词一一罗列，构建起语法体系，并将其与其它古　籍的语法体系相比较，以求得古籍的相对年代，而其中　一种文本的年代一旦确定，其它文本的年代便能随后　确定。杜百胜有意建立一个先秦两汉古籍的语料库，　９６　等论文；（２）虚词研究。著专题论文，详细分析、描写　“维”“若”“言”“或”等四个虚词的语法特征；（３）语言　的历史演变。如《＜诗经＞语言研究》《中期上古汉语　研究——＜春秋＞》《上古汉语的历史研究法——从　早期上古汉语的“粤”到晚期上古汉语的“及”》《早期　上古汉语与晚期上古汉语的比较》《汉末古汉语的转　变》；（４）古籍的真伪和断代。如《＜诗经＞断代的语　言学证据》《从当今语言学视角看＜诗经＞诸问题》　《中国古籍的真伪与断代》　ｌ２　。这些著作和论文，既　有微观的描写，又有宏观的断代，围绕上古汉语的分期　和演变，以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建构起上古汉语的语法　体系。　继高本汉之后，西方学界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有了　新的发展，在杜百胜看来，已足以“在中国上古古籍的　真实性和年代断定上为学者提供有用的工具”。所谓　“新的发展”，首先是语言的分析、描写更加细致。对　于任何一个文本，学者都能用穷尽的方法列举其语言　形式上的特点。杜百胜即详细分析了上古汉语字词的　语法特征及次级语法特征。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西方　汉学传统培养出来的语言学家，杜百胜能突破西方为　中心的学术视野，对古代汉语语法的分析，依据上古汉　语的语法体系本身，即从汉语的语法特征本身出发，而　并非完全使用西方语言学的术语。其次，是对语言变　化的归纳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学者已经能够依据　文本语言上的特点大体确定该文本的年代。杜百胜采　用穷尽式的研究，逐一列举所有的语法特点。通过归　纳可以发现，一种整齐的、常见的语法特点，可能昭示　古籍文本的“正确”语法，而一个不和谐的、偶见的语　法特点很有可能就是语法上新的演变，或许是后来的　窜人　”。偶见的语法特点对确定文本年代的作用，　绝不可忽视。　深入细致的虚词语法分析，一般要列举文本虚词　的两类语法特征：第一类是虚词的使用及其分布，文本　语言学方法与中国　因虚词的选择而呈现特点；第二类是以虚词为形式线　索的句法特征，文本因虚词的某一语法特征的选择而　呈现特点。第一类语法特征在高本汉的研究中已经体　现，杜百胜又强调了要特别注意虚词的分布。如虚词　“以”出现在某一文本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在一　文本，由此将上古汉语分为早、中、晚三期。所有文本　及其语法特征都被吸纳进上古汉语的“语料库”中。　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被分析，以充实此“语料　库”。有了语料库，便可依据文本的语法特征将其划　人相应的时间段里，完成古籍的年代断代。很显然，这　个语料库的资料越多，被考察对象的语法分析越细，越　容易确定年代。“语料库”的建立，实即意味着古籍断　个文本中如何被使用，所以不应只考虑“以”的出现频　率，而且要考察“以”的分布。第二类语法特征是考察　虚词变化多端的句法特征。每一个虚词的句法特征跟　代的语言学标准被树立起来。欲明确古籍年代，首先　需要一个“语料库”，其次需要详细的语法分析和　每个虚词一样，都有其演变的历史，所以要用历史发展　的眼光看待虚词的句法特征，以便确定它处在哪一发　展阶段，进而确定文本的时间。第二类特征以发展的　观念看待虚词，所以能据此考察文本语法体系的演变。　杜百胜对文本的语法作了穷尽式的分析描写之后，将　文本的语法体系与“语料库”相对照，便可以发现该文　本最接近的语法体系，以此大体确定文本的时间。　高本汉对虚词的语法特征的描写，第一类特征和　第二类特征都曾涉及，但高氏将不同文本虚词的使用　之异（《左传》用“于”表示比较，《庄子》用“乎”表示比　较）、相同虚词句法特征的不同（如《左传》和《论语》　中“与”的不同语法意义），都简单归之为文本的地域　差异，而未认为是虚词语法的时间演变。杜百胜的研　究是对高本汉的改进及提升，首先体现在方法的沿续　与改进上，由少数几组虚词的考察提升到整个文本所　有虚词的穷尽式的分析描写；其次体现在观念的革新　上，充分认识到语法差异不仅仅是由地区差异造成，而　且很有可能是语法的时间演变造成。　杜百胜对古籍语法穷尽式的研究，旨在建立包括　一切虚词及其语法特征的完整的语法体系。穷尽式的　描写更利于发现特点，更利于作比较。如将《孟子》和　《庄子》对比，可以准确描述二者的差异，而将二者与　已经确定年代的西周铭文的语法体系作对比，就会发　现《孟子》《庄子》和西周铭文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同　样，穷尽式地研究了《诗经》的语法特点，再将其与明　确系年的西周铭文或其它有明确系年的文本相比较，　便可以确定某一诗篇的年代。　杜百胜不仅归纳了多种文本自身的语法体系，而　且将其与其它文本作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归纳了多　种文本的语法特征及其演变，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上古　汉语语法体系的时间坐标。他认为《尚书》《周颂》和　青铜铭文，属于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前１０世纪的文　本，《大雅》《小雅》是公元前９世纪至８世纪的文本，　《国风》《春秋》是公元前７至６世纪的文本，《孟子》　《庄子》《墨子》《左传》等文本是公元前４至３世纪的　描写。　至于古籍的“辨伪”，不再和刘歆的“伪造”相关，　其主要目的是分离出原本和后来窜入或讹误的部分。　在考察了文本的语法特征之后，“真伪”问题往往迎刃　而解。如杜百胜对《春秋》的语法体系作了分析　］，他　首先著《＜春秋＞语法特征表》，关于某一虚词的出现　频率和意义，一目了然。然后，根据《春秋》的语法特　征推断，公元２４２年的《春秋》史事反映出统一的整齐　的语法，证明《春秋》经过统一的编纂，或者是各个国　家的史官本身就是遵循着某一特定的模式记叙事件。　《春秋》中，“於”仅出现６次，集中在宣公年间，分别是　宣公一年、二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八年，很明　显这是讹误。对照哈佛燕京本，宣公年间“於”字无一　例外均作“于”。《春秋》中，句尾语气词“与”仅出现１　次，在桓公十八年。段玉裁曾推断这是“窜入”，杜百　胜《＜春秋＞语法特征表》支持段玉裁这一观点。判　断后来的窜入和讹误，主要依据整齐、统一的语法体　系，其中出现的偶尔的不谐，便可判断其为窜入或　讹误。　杜百胜穷尽式的语言学研究为高本汉的学生马悦　然所接受。马悦然在比较《公羊传》和《毂梁传》的语　法结构时，将两书之中各种各样的语法形式与结构做　了穷尽式的分析，并详细说明了穷尽式处理的必要。　“因为在语言学研究中，所有形式和结构上的语法点，　都是至关重要的。穷尽式的检索，会发现许多看似微　不足道的、非本质性的语言学信息，但足以就此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为决定文本语法和语义上的特殊性提供　有力证据。所有这样细致的考察最终有利于断定文本　的年代及其与其它文本的关系。因为坚持穷尽式的研　究，所以研究者被迫去解释说明某些高深莫测的复杂　段落，否则就被忽略了。”＿７　Ｊ３。　余嘉锡《古书通例》论及先秦子书大多由门人弟　子编纂，门人弟子将有关碑传、祭文、题跋、流传、影响　等内容编人书中，此等内容，本是成书之时本有的组成　９７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　堂版　巳；　：　：　；　；　：ｘｊ　：　：璺　部分，学者在此一味辨伪，殊无意义　ｌ１　如。余氏所　言极是，但他只提到子书，而未提及经书。如《周礼》　等儒家著作，哪些篇章成于先秦？哪些篇章是汉人窜　入？这涉及到学术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不可谓不重　靠。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在语法上几乎不可辨　别，所以语法作为辨别古书真伪的标准还靠不住。而　词汇是有时间演变规律的，一旦作伪，便无处遁形。比　如“机”，弓弩的扳动器，在公元４世纪之前不存在，但　要。西方学者利用语言学方法在诸如此类篇章的时代　是《太甲》篇中却有“机”，那么，《尚书・商书・太甲》　断定上作出了尝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尤锐：考察词汇的历史演变为中国古籍断代　直到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汉学界承继高本　定是后人伪托。“万物”，作为一个复合词，出现在　战国时期，但是据称产生于西周早期的《泰誓》中，“万　一物”也出现过１次，那么，《尚书・秦誓・泰誓》一定是　伪托为秦代。词汇之所以能考订文本的年代，是因为　汉的语言学路径，致力先秦古籍的断代，但是到了七十　年代以后，西方学者讨论年代与真伪的著作锐减，古籍　的真伪成为一个“伪命题”，杜百胜则被认为是２０世　纪六十年代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的　最后一人　］。所谓古籍的真伪、窜人、讹误，都是设定　中国古籍本有一个主体，形成于特定年代，后来虽有窜　入或讹误，但仍然托身于这个主体之内。２０世纪七十　年代以后，口头文学研究已悄然在中国学领域兴起，学　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文献经过了长时间的口头创作过　程，并非由某一著者著作于一个特定的时间，而将整个　文本系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是不可能的，也被认为是　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左传》不再有原本和窜人、　讹误之分，也无所谓“真伪”；如果要确定《左传》的著　作年代，实际是确定《左传》各个组成部分的著作年　代，那么，整体上分析《左传》的虚词语法特点则变得　毫无意义。　当西方学者盛行口头文学研究之际，尤锐仍坚持　认为《左传》在汉以后经过了某些程度的增删改益，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能确定年代。尤锐将先秦时　期便存在的尚未完全定型的文本称为“著作底本”，这　是先秦典籍的核心部分，汉以后有窜入，但是居于少　数，而这个著作底本在文献成型过程中的里程碑作用　不能被轻易忽视。他相信，高本汉、杜百胜等人的语言　学研究所描述的中国古籍的语法体系和特征不容否　认；而且语法体系的存在，亦能说明在一个具体的历史　时空中，至少某一种可以称作“著作底本”的东西确实　存在着。　在２ｌ世纪初，尤锐继续从事古籍年代的考订，但　是他的研究从高本汉、杜百胜所从事的虚词语法研究　转移到词汇的研究。他的论文《战国时期的词汇变　化》（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ｕｏ　Ｔｅｘｔｓ）考察了公元前５　世纪到３世纪的史书和子书中的词汇差异，共选择了　７个有使用时间差异的词汇，用以确定各“著作底本”　的年代　Ｊ。在他看来，若考订年代，词汇比语法更可　９８　某些特殊词汇第一次出现的时间非常确定，语词的意　义演化也有具体的历史时间，比如“理”作“道理”“内　在规律”均有时间可考。从这些例子看，词汇的变化　是因为时间，而不是因为文体或者方言。　尤锐认为，用词汇确定年代，意味着如果某个词语　在文本中没有出现，就可以确定文本的时间上限。这　种方法不适用于短小的文本，因为短小的文本，很容易　规避某些与时代不合的词语，也不适用于伪窜文本的　年代确定。　尤锐的方法与其说是来源于高本汉、杜百胜，不如　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的注疏家。元代学者赵、洧　《春秋师说》论左氏被认为是战国时人，但是《左传》的　风格没有战国气息。例如，描写战争，《左传》与战国　时期古籍相去甚远。《左传》中没有“拔其城”“下其　邑”“大破之”“急击”等语词。“将军”只使用过一次，　很可能是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他用词语的阙如确定　作品的时间上限。　尤锐借鉴赵、访的思路，树立了颇为宏大的研究规　模：建立一个显示战国语言转变框架的语料库。这与　杜百胜的语料库的功能类似，建成之后，便可以厘定各　个文本的著作年代。首先进入“语料库”的是８个先　秦文本、７个有关哲学和军事的语词。他分析７个语　词的意义在不同文本中的演变状况，确定不同的语义　产生的时间，以此作为标准，考证这８个文本本身的年　代，同时，也可以藉以确定其它未知文本的年代。　８个文本分成四组：第一组是《论语》和《左传》；　第二组是《墨子》；第三组是《孟子》及郭店楚墓竹简　（包括《老子》）；第四组是《苟子》《韩非子》《吕氏春　秋》。这四组文本分别指向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　中期、战国晚期，时间跨度从公元前５世纪中叶延伸到　公元前３世纪。每一文本，尤锐都尽可能祛除了其中　后代窜入的部分。如《墨子》，尤锐参考时人研究成　果，祛除了８处被认为是后代伪窜的段落；另外，《左　传》的“君子日”亦被认为是后人窜入　。。　。　所选用的７个语词在８个文本中都很常见。这些　语词同时符合如下标准：（１）战国初年以前不曾使用，　至少极少使用；（２）战国末年以前即已普遍使用；（３）　该语词进入战国末期的百家争鸣，且有个关键时间点。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赵涝所用的例子，如“黔首”　“百姓”“骑”“船”“钱”等语词在战国使用非常之少，　所以不予采用。尤锐选取的７个语词是：弩（附属语　词：枢、机）、仁义、万物、万乘、布衣、理、阴阳。　比如，“弩”和所有与“弩”有关的词语显示文本出　于战国中晚期。尤锐借助杨宽及马承源等人的考古成　果，界定“弩”的初现及其广为流传的时间：弩虽有可　能出自春秋晚期，但战国早期弩的传播似乎很慢，公元　前４世纪后半叶才成为战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武器。这　时，“弩”及其附属语词，如“枢”“机”被广泛使用，其　比喻　意义（关键、首要、重要联系）很快产生并使用，　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弩、枢、机这三个词语不见于《诗　经》及今文《尚书》，亦不见于《左传》《论语》《墨子》和　郭店竹简，这可以证明这几种古籍产生于战国中期以　前。《孟子》中有一次提及“枢”，且是比喻意义，这意　味着《孟子》产生于战国晚期。《苟子》中，弩、枢、机三　个词语的原义和比喻意义频繁出现，也可断定它是战　国晚期的著作。　“仁义”，在《诗经》和今文《尚书》中，二者尚未组　合成复合词。《左传》中，“仁”“义”组合在一起出现　若干次，但尚未组成复合词。从《墨子》开始出现“仁　义”的复合词，共出现了１９次，《孟子》中出现２７次，　郭店竹简亦有４次，《荀子》３２次，《韩非子》４７次，《吕　氏春秋》９次。可见战国中期，哲学文本中“仁义”这　一词语开始风行，而《左传》《论语》没有这一类词语，　证明二者产生年代更早。　“万物”，在商代甲骨文中，“物”指杂色牛，或牺　牲；《诗经》和今文《尚书》中，“物”仍然存在于礼仪环　境中，只有１例表示后起的抽象意义：“物品”。《左　传》中，“物”出现８４次，一共１３个意义，其中，３１次表　示“物品”“东西”，４次表示自然现象，很显然这些段　落成于公元前６世纪后半叶，即春秋晚期。复合词　“万物”在《左传》中没有出现，《左传》中有１个复合词　“百物”，《论语》中亦出现１次，它是“万物”的近义词。　可见在“万物”之前，“百物”被用来指世界万物。“万　物”第一次出现是在《墨子》中，共２次，《孟子》和郭店　竹简有“万物”，但出现次数不多，但《荀子》出现４９　次，《韩非子》２３次，《吕氏春秋》３４次。可见“万物”　在战国晚期（公元前３世纪）已很普遍，《左传》等文本　国　没有“万物”这一词语，应该是公元前３世纪以前的　作品。　“万乘”，在战国改用步兵取代战车之前，战车一　直是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力量，是战国时期国家力量的　常见表示方法。春秋时期，很难看到一个国家的力量　用战车表示。《左传》只有一次称鲁为“千乘之国”，而　且是出现在《左传》这一文本的结尾，似乎是后起的新　用法。万乘之国表示军事强大，而拥有万乘，对春秋时　期的国家来说并无可能，即便强国晋在春秋末年，战车　亦不超过五千辆，所以《左传》没有出现“万乘”是在情　理之中，《论语》也没有。“万乘”最早出现在《墨子・　非攻》中，《孟子》出现８次，《苟子》７次，《韩非子》２６　次，《吕氏春秋》２４次，很有可能，“万乘之国”的语词　出现于战车被大规模摒弃之后，即战国时期才有的　称谓。　“理”，是先秦最后出现的一个哲学词汇，《诗经》　和《左传》中，“理”指“整理田地”，偶尔指“行理”。　“理”没有出现在《论语》中，《墨子》中也只有１次（理　乱），但已经具备抽象意义。公元前４世纪晚期以后，　“理”逐渐在学术对话中显得重要起来。《孟子》三个　小段中出现７次，４次指“条理”，１次指“肯定”，２次　指“类型”或“规律”。郭店竹简中，“理”出现６次，３　次作动词“整理”解，３次作名词“类型”“道理”解。可　见，战国中期，“理”已经被用作哲学范畴，至战国晚期　则大量使用，《苟子》１０６次，《韩非子｝７４次，《吕氏春　秋》７５次。“理”作为哲学范畴的出现频率是划分战　国中期和晚期的工具。　“阴阳”，徐复观和葛瑞汉（Ｇｒａｈａｍ）都认为在公元　前３００年以前，阴和阳主要指“阴影”和“阳光”，而且　都属于六气，接着哲学流派将“阴”和“阳”作为相辅相　生的两种气。《左传》中阴阳之论只集中于周代史官　叔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如果不是后来窜入，关于阴阳　的讨论也只为当时一小部分人所掌握，因为其它地方　没有“阴”“阳”二字。《论语》《墨子》和《孟子》，用来　表示宇宙力量或两极的复合词“阴阳”没有出现。在　郭店楚简中，仅《泰一生水》论及“阴阳”１次，这更能　说明“阴阳”只在一部分人中使用，这些人似是掌管占　星术或其它原始方技的巫史。在公元前３世纪时，　“阴阳”进入哲学讨论，《荀子》中“阴阳”出现６次，用　以指宇宙力量，《韩非子》４次。出现频率较低，说明总　体上哲学讨论中运用还比较少。战国晚期百科全书式　的《吕氏春秋》使用“阴阳”最多，有２６次指宇宙力量，　而其它更多指“气”或“阴影”“日光”。　９９　西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ｂｓｋｂ．ｅｉ１；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ｑｔｕ．ｅｄｕ．ｃｎ　“布衣”，《盐铁论》解释，古人七十岁衣丝，其它人　衣布，故称百姓为布衣。尤锐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认　为“布衣”不指普通人，而专指“士人”。“布衣”不用　来描述穿着，而用来表现统治者的节俭。《左传》记载　卫文公带领卫国从对狄作战的惨败中复兴，非常节俭，　作“大布之衣”。据《墨子》记载，节俭的晋文公也穿同　样的衣服。公元前３世纪以前，布衣从来不是平民或　“理”只出现４次，３次出现在同一段落中，可见“理”　还未广泛使用；没有“布衣”；“阴阳”只表示方向，与　“宇宙力量”和“两极”无关。毫无疑问，这样的词汇特　点与《孟子》及郭店楚简相似，与《苟子》《韩非子》《吕　氏春秋》很不相同，所以《商君书》不是战国晚期的文　本，而是战国中期的文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尤锐通过考察７个语词，断定　其它阶层的代表穿着，“布衣”作为一个语词，在公元　前３世纪以前的文本中从未出现。但是在公元前３世　《左传》成书于公元前５世纪，因为７个词语均未在　《左传》出现，所以《左传》产生于７个语词大量使用之　纪，语词“布衣”大量出现。作为“布衣”，有三层意义：　经济上的穷人、智识上的独立、对统治阶层不满。《荀　子》出现２次，《韩非子》９次，《吕氏春秋》１５次。战国　晚期，因为士阶层已经兴起，并在当时的政治外交中扮　演重要角色，所以有了“布衣”这个称谓。在春秋时　期，自然没有“布衣”。　通过总结，以上所选７个语词除了“阴阳”之外，　其它都未在《左传》和《论语》中出现，说明《左传》《论　语》的一部分材料，均早于其它文本的语言材料，其年　代在公元前５世纪。《墨子》中，“阴阳”和“弩”及其有　关的词汇均未出现，“理”只是一个动词，“万物”只出　现２次，“万乘”１次，“仁义”却与其它晚出文本一样　有很高的频率，说明《墨子》是公元前５世纪与４世纪　文本的一个分水岭。在《孟子》和郭店竹简中，“理”和　“万物”有了进一步的增多，频繁使用“万乘”，有１次　使用了抽象意义的“枢机”，说明《孟子》编纂时，弩已　在中国广为人知。这是战国中期（公元前４世纪）的　文本，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晚期　（公元前３世纪）的著作已经确定无疑。　有了７个语词的标准之后，尤锐即用此标准论证　《孙子》《商周书》等颇有争议的古籍的年代。《孙子》　的成书年代有公元前４世纪（齐思和，李零）和公元前　５世纪（郑良树）两种说法。《孙子》中，２次提到　“弩”，２次“机”，这些语词是公元前４世纪晚期的代　表词汇。“万乘”和“万物”都没有出现；“仁义”１次，　“理”２次，一个作动词，一个作地形的构造讲；“布衣”　没有；“阴阳”有抽象意义。将这些语义特征结合起来　看，《孙子》的成书年代接近于《墨子》和郭店竹简，即　公元前４世纪中期的产物。　《商君书》有后人的增益。葛瑞汉和倪德卫（Ｎｉｖｉ．　ｓｏｎ）绝不认为它与《韩非子》的年代接近，倪德卫甚至　不在先秦思想的语境中讨论《商君书》。考察《商君　书》，使用“弩”１次、“枢”１次，用的是比喻义；“万物”　在三个段落中出现５次；“仁义”４次；“万乘”５次；　１００　前，即春秋晚期。这个观点在他的另一著作中得以贯　彻¨ｏ＿　。尤锐认为，《左传》的作者在春秋末年便　获得史料，可以说《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　因为尤锐对词汇的考察不是穷尽式的，所以我们　有理由怀疑：尤锐规避了《左传》与其它典籍同时具有　的词汇，而专拣别的文本具备而《左传》不具备的词　汇，以证成其《左传》产生于春秋晚期之说。尤锐虽然　看到了语义的历史发展，但他没有选择《左传》和其它　文本同时具备的语词，以确定《左传》语词的历史阶　段。给《左传》断定年代，尤锐依据的是语词的出现频　率（没有出现的７个语词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不是语　义的发展阶段。　尤锐利用７个语词树立了先秦文本年代考证的标　准，“７个语词”似与高本汉“７组虚词”相呼应，但是７　组虚词考察的是文本的“整体”，尚且稍嫌薄弱，７个语　词则不具备考察文本“整体”的条件。尤锐利用词语　断定年代，难免是“局部”的研究，而非“整体”的研究，　他所见到的是《左传》的局部词汇特点，而不代表《左　传》的整体词汇体系。诚如高本汉与他的反对者曾经　论辩的一样，如果利用词汇断定年代，当贯彻“整体”　的研究思路时，则将需要上千页纸　Ｊ。这在传统手工　操作的年代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不敢奢望的工程。　但在今天，计算机极大普及，穷尽式的语词训诂辞典业　已问世（如《十三经辞典》），这都为当今学者穷尽式地　考察词汇以断定古籍年代提供了便利，但如何依据词　汇研究有效地断定文本的年代仍是一个挑战。　从杜百胜开始引入出土文献（青铜器铭文），以帮　助断定传世文献的年代。尤锐更是将传世文本与地下　出土文物结合，以确定语词使用的上限。这为古籍年　代断定指出了新的路径：即用传统文献与地下出土文　物互参，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出土文物的语法、词　汇等方面的特征，将之与传世文献对勘，以此断定出土　文物的真伪，反过来，也可以利用出土文物的年代确定　传世文献的年代。　国　［２］夏征农．大辞海・语言学卷［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３．　四、结语　现代语言学方法为中国古籍断代，其成功之处在　于从文本的整体出发，从而避免了从细节、细小处断定　［３］　高本汉．中国古籍的真伪［Ｃ］／／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及其　他．陆侃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４］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ｕ　Ｌｉ　ａｎｄ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Ｔｅｘｔ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１９３１（３）：２．　古籍年代的弊病。因虚词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易以简　驭繁，高本汉第一次选取虚词作为文本年代断定的突　破口，是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为中国古籍断代的第一　人。杜百胜承继了高本汉的虚词研究思路，对虚词展　开穷尽式的研究，他从历史语言学角度，揭示虚词语法　［５］ＤＯＢＳＯＮ　Ｗ　Ａ　Ｃ　Ｈ．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Ｊ］．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６７，５３：２３３　—２４２．　的时间演变，利用虚词语法确定文本的年代、鉴定文本　的窜人、讹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样本。尤锐关　注词汇的时间演变，在虚词之外，别树年代断定的标　［６］ＤＯＢＳＯＮ　Ｗ　Ａ　Ｃ　Ｈ．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Ｊ］．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６３，５０：２２１—２３８．　准。无论是语法，还是词汇，都可以藉以断定中国古籍　的年代，最重要的是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穷尽式的研　究。现今以现代语言学方法断定中国古籍的年代仍大　有可为　［７］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ｌｉａｎ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ＩＩ『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１９７８，４９：３３．　［８］余嘉锡．古书通例［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ＹＵＲＩ　Ｐ．Ｌｅｘｉｅ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ｕｏ　Ｔｅｘ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ｅｉｔｙ，２００２，１２２（４）：６９１—７０５．　［　参考文献　］　［１０］　ＹＵＲＩ　Ｐ．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ｑｉｕ　Ｐｅｒｉｏｄ，７２２—４５３　Ｂ．Ｃ．Ｅ．［Ｍ］．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　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　高本汉．左传真伪考［Ｍ］．陆侃如，译．上海：新月书　店，１９２７．　（责任编辑：张丛）　Ｏ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Ｕ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　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ｉｎ　２０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ａ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ｈｏ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ｙ，ｆｉｒｓｔ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ｍ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Ｕ—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ｌ＇ｓｏ　Ｃｈｕ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ｌｑｕｅ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ｆｏｒ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ｂｓｏｎ，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ｒ，ａ　Ａｓ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　，ｈａｄ　ａｎ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６０ｓ　ｏｒ　７０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ｓ．Ｙｕｒｉ　Ｐｉｎｅｓ，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ｕｓｅｓ　ｓｅｖ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ｏ　ｄａｔ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　１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ｏｄａｙ．ｔｈ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ｗｏｒｔ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ｌＴ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ｅ；ｄａｔｅ；Ｔｓｏ　Ｃｈｕ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