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9No.2 JOURNALOFLINYITEACHERS'COLLEGE Apr.1997
《宋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铭并序》考释
于联凯 马庆民
《宋故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名》(志盖)及《宋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于1959年秋同时出土于山东省莒县城南前于家庄。本文作者当时参加了发掘工作。嗣后又于该村陆续收集到傅府君(名现,字宝之)之长子傅高、次子傅卞、第八子傅亢及孙女(傅卞之女)傅向於等的墓志多盒。这此墓志现在皆收藏于莒县博物馆。
令人惋惜的是,除傅现的墓志外,其他墓下面仅就傅现的墓志志文作一考释,以促进琅琊文化的深入研究,请同志们指正。
一、傅现墓志简介该墓志盖呈方
顶形,长75厘米,宽73
厘米;顶部边长37厘米;正中篆刻“宋故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名”十六字,字原大约为7×8(厘米)2。篆书圆劲流畅,刻石者刀法纯熟。顶部四边线刻卷云纹,顶部至四边的
现将志文整理标点如下:
宋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铭并序
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充群牧使、骑都尉、赐紫金鱼袋吴奎撰;
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兼侍讲、判司农寺、权判尚书刑部兼判户部、上轻车都尉、濮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卢士宗书;
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右司郎中军、吴兴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钱象先篆盖。
维傅氏源于有商之贤相曰说,其后宽从汉祖有功,开社阳陵,至义阳侯,奋奇楼兰,威震绝国,而武仲以文章与班固相后先,休奕长虞规议抗烈,名重当时,垂声于兹。纷连宋齐,至托跋魏隋唐以来,世有显人,遂大其姓。始居北地,别徙清河。清河之族,有迁沂之沂水
志皆因风化或人为的破坏,今已难窥其全貌。兼侍讲、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使、权判少府监护
斜面上分别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者;五代之末,又迁于莒。传累世皆一子,至赠
志盖总厚15厘米。尚书驾部员外郎讳现字宝之,乃有八子。
志石长75厘米,宽73厘米,厚15厘米,四边线刻卷云纹。志文为楷书,字大为2×2(厘米),字体略近于智永《真草千字文》之真书,而更多地显现出宋体字独有的风韵。出土时字迹清晰,镌刻精良,保存完好。志文共32行,一般满行为31字;介绍撰书者及篆盖者的两行皆在55字以上。整个墓志为灰青石灰岩质。
收稿日期:199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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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部之皇考曰能生,驾部八岁而亡。皇妣乘氏既改适,独与祖母宋氏居。才十六岁,宋氏亦亡。驾部侍事祖母以孝闻。乡人有识者抚之曰:“兴傅氏者其此儿乎!”为人俭朴谨厚,始见虽贤者亦颇易之,及与款曲莫不服其识虑。性尤谦约,里社庆明道岁大饥,尽所储积,
,常就下坐,其自奉亲党,赖之全活
甚薄。至赴人之恚难,虽厚与无所爱惜。天禧、
23者五百余人。或有盗耕其田者,众皆不平,独怡然曰:“惟善可为,况非我事也。”盗耕者闻而自悔。自以幼孤,无父兄之训,乃力读书,授诸子经,尝曰:“吾家上世尝显功名,祖父积善,子孙宜有达者。”
其第二子卞,儒学孝友著闻天下,以经侍讲禁中,据古进言,多所规益。方申志蕴,不幸母夫人寿光县太君邵氏遘疾,以嘉
六年
(1061年)八月戊辰终太府之寺舍,诸孤护丧东归,以嘉八年(1063年)十月十八日,葬驾部君于密州莒县莒城乡善政里西原,从先茔也。其葬用古今礼。举前夫人东海县太君徐氏及邵氏二夫人。
侍讲既登科,其母弟五人以九经五经两经相继及第:禀,前陈州南顿令;褒,镇戎军判官;隣,国子博士,通判利州;充,太子中舍知蔡州上蔡县;立,颖州万寿尉。唯长子高,第八子亢早卒。高,徐氏生也,七子及二女皆生邵氏,二女亦早卒。诸孙男二十余人,女十五余人。孙女婿二人:尚书屯田员外郎霍交,邢州任县主簿刘杨。曾孙男女十人。
初,驾部每戒诸子以清慎,异时家颇完足,及见五子仕官宦,渐至窘乏,乃喜曰:“吾无忧也”。至今其乡里教子弟者,以驾部君为法,卒于庆历七年(1047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寿光君同县人,性庄重,未尝厉声色,然子妇皆耸然禀畏,致君子以善教,盖有助焉,享年七十有二。
铭曰:始于孤童,性有孝恭,施之其家,其家风从,渐于其乡,所施弥长,既勤既率,矜式靡忘,凡事有本,乃克悠远,维曰行实,福祚斯延,谆谆驾部,内善敦固,延
孙子,既
长
裕,城阳之野,归全其下,详志诸幽,谂尔来者。
中书省玉册官 御书院祗侯李仲宣刻
二、对若干问题的考释
(一)赠尚书驾部员外郎 县太君
封赠一事,自古有之。即本人虽未曾做24宋制:“凡三师,三公以下升朝官褒赠祖考、母妻、亲王、郡王、内外命妇以下保任亲属,封爵诸亲,皆因其位叙而为之等”。(《宋史・职官志三》)又“叙赠之制:三公宰臣、执政、节度使三代,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二代,余官一代,皆辨其位序以进之”。根据志文记载,墓主傅现,生有八子,其第二子至第七子皆登第而从政。第二子傅卞“以经侍讲禁中”,按宋制皇帝侍讲秩“为正七品”(同上,职官八)。第三子傅禀为南顿县令,第四子褒为镇戎军判官,第五子充知上蔡县,第六子隣为国子博士,其秩皆为正八品。这样傅现的六子皆为流内品官,故按制傅见可得赠封的官职,但这种官职只是虚衔,既无事权又无俸禄,因为当时是“凡朝士父在,经大礼推恩,得致仕官,不给俸”。(《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
尚书驾部员外郎即是尚书省兵部所属的驾部的副长官。驾部的职责范围是“掌舆辇、车马、驿置、厩牧之事”。(《宋史・职官志三》)员外郎,宋制其秩为正七品。根据志文记载,墓主傅现一生并未从军,而赠以兵部副司级长官,这一方面说明这种赠封纯粹是一个虚衔,同时也可以看出宋代赠封之滥。
县太君为傅现之妻徐氏和邵氏的封号,亦为赠封。宋制:“少卿、防团以下,至升朝官,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七)傅现的几个儿子其秩皆在此规定范围内,故其母得此封赠。
(二)维傅氏源于有商之贤相,曰说意思是傅氏这一家族的源头是商朝著名的相傅说。按,傅说为商王武丁时傅岩地方人,曾为胥靡(奴隶、罪犯),后得武丁信任,辅佐武丁致力于国家改革,因而出现“中兴”局面,武丁死后被尊为“高宗”,傅说亦被视为“贤相”的典型。另《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据此,傅说或是大由的后人,不是第一个以傅为氏的人,但却是傅氏的第一个名
官,但可因子孙做官而得到朝廷赠与的官爵。人。故傅氏(姓)后裔以其为始祖,也是可以理
解的。
傅宽、义阳侯、武仲、休奕、长虞。
傅宽原为魏国人,秦末随刘邦起兵,有功封阳陵侯。义阳侯指傅介子,介子少有大志,
意为傅现的母亲改嫁以后……
妇女改嫁在中国历史上曾一度极受歧视,但在两宋以前并非如此。由于宋代理学家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全
曾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书》卷二十二下)的绝对化理论,至元、明、清
昭帝时,他出使西域,至大宛、楼兰、龟兹等时期这种观点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因而改地,后诛匈奴使者,并斩楼兰王之首,持之诣京。因功封义阳侯。武仲即傅毅,东汉人。博
嫁才被视为失节。墓志中的这一句可作为上述论断的佐证。可以断言,如果改嫁在北宋已
学能文,章帝时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受到社会歧视,那末恪守《春秋》“为尊者讳”典校书,其文名显于朝廷。休奕、长虞指傅玄、之义的翰林学士吴奎是决不会把“改嫁”一事傅咸父子,皆西晋时人。父子分别在武帝和惠帝时任司隶校尉,皆为人刚直清正,疾恶如仇,使京城地区出现了较好的秩序。
以上都是傅氏家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三)五代之末又迁于莒
关于傅氏迁莒的具体情况,除本墓志外,其他资料甚少。1936年由清末翰林庄陔兰主纂的《重修莒志》之《古迹》卷中称:“宋中书侍朗傅尧俞墓《通志》言墓在莒县,《李志》谓在城南于家庄,地名傅家庙子者,传系傅氏茔地。”关于此事在本世纪50年代初,城南于家庄部分老人尚能指认何处为傅丞相之墓,何处为傅丞相老太太之墓。而傅家庙子则是一座全部用青色石灰岩雕砌成而成的小庙,村人都以之为土地庙。其位置在村东北沭河河堤以内,文革后已被拆除。傅尧俞在宋元
军
间任中书侍郎,而《宋史》本传称其籍为郓州须城,又徙孟州济原,未载明徙莒时间。又,《宋史・傅察传》称察为尧俞“从孙”,其籍亦孟州济原。而同在莒县前于家庄出土的傅现长子傅高的墓志,明确记载傅察为傅高的次子,与其兄傅宪皆以明经及第。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傅尧俞后来又从孟州济原徙居于莒,并归葬其地,他与傅现是堂兄弟关系(约比傅现年轻40岁),而《宋史》所谓傅察为孟州济原人,是不确的。当然这些问题还待于傅尧俞、傅察本人的墓志出土后,再作进一步的证明。
(四)皇妣乘氏既改适
写入墓志,而使之流传后世的。
(五)葬驾部君于密州莒县莒城乡善政里西原,从先茔地。
意为葬傅现于莒县莒城乡善政里村西的原野上,那里本来就是傅氏家族的茔地。这一句语意浅近,勿需多说。需指出的是地理上的变化。本世纪50年代,发掘此墓志铭的地点是莒县城南于家庄村后东北方向的一处崖头上,该处往西约200米有一土丘,村中老者指为傅丞相老太太墓,而往东不远处,即是沭河河堤,堤内不远处,即是沭河河床。堤内除有前面所说的傅家庙子外,向南不远处,有一高岗,下临河水,高岗上多处显露出红石条墓板,该墓未经发掘,不知是否亦为傅氏家族之墓。据此可以推断,北宋时,本段沭河必在今沭河之东相当远处,善政里应依沭河而建,其位置应在今于家庄之东沭河河床内。这里显示了自然地理风貌的变化。
另外,关于村名。据某些资料及村人传说,善政里后来即改称傅郭村,因当时村内出了傅丞相(傅尧俞)、郭员外(不知为何人,今村中仍有员外胡同遗迹)。元末明初,于氏家族迁入,后于氏发展,傅郭二氏衰亡,村名遂改为“扶郭村”(意为城郊之村),后来又改为于家庄。
(六)侍讲既登科其母弟五人以九经五经两经相继及第
此句说的是傅现的六个儿子相继及第的事。宋代的科举起初设有许多科目,主要有进
25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宋却远远胜过唐代,如乾德五年(967年),宋
究、明经、明德等科。其中九经在宋代是指儒太祖从落第的人中,用各种科目,又选取一百家的九部经书,即《易》、《书》、《诗》、《左传》、余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通过正《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五
取,复试后“赐及第”、“赐出身”、“赐同出身”
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考试等名目,一次取士989人。宋仁宗一朝仅进士时“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就有4570人,天圣五年(1027年)一次即从凡五经,帖书六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宋史・选举志一》),然后授官。至仁宗嘉年间对考试的周期、录取名额和内容等加以改革。考试周期由原来的四、五年一次,改为“间岁”一次,录取名额定为“悉解归额之半”,在考试内容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同上)“两经”,究竟指九经中的哪两经,史无明文,不好定论,但至元四年(1089)时,曾明确规定:“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这“两经”可在《礼》、《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中任意选择,也可在这其中选择一中任选一经。据此,或可臆测,嘉
年间的“两
各种科目取士1076。正如《宋史》所谓宋代的科举“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同上)。
(七)天禧明道岁大饥
天禧为宋真宗年号,明间是1017年——1021年,明道是宋仁宗年号,时间是1032年——1033年。关于这十几年的灾荒情况,据《宋史》及其他史书记载,主要是蝗灾和水灾,因而造成农业歉收,粮食匮乏,饥民遍野。如在禧元年五月间,“诸路蝗食苗,诏遣内臣分捕,仍命使安抚”。而莒县所在的京东路,灾情尤重,第二年春,饥民大增,宋廷“遣使谕京东官吏安抚饥民”。天禧三年六月、八月间,黄河两次决口,京东地区亦发生水灾,天禧五年,区仍是水灾不断,天圣元年和五年,又发生两次大水,因而至明道年间,出理了严重的饥荒,只是由于宋廷及时采取拯救措施,才未酿成大乱。
(八)
“”与“拯救”同音同义。《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振穷,”郑玄诠曰:“振穷,天民之穷者也。”陆德明释文:“,音拯;,音救。本亦作‘拯救’。”(以上参阅《汉语大辞典》第6册)
以上是对几个问题的考释,因铭文本身
经,再在《书》、《易》、《公羊》、《谷梁》、《礼仪》京东地区再次发生水灾。仁宗即位后,京东地经”,亦可自由选择。
傅现的8个儿子中有6个儿子相继及第并从政,又据傅现长子傅高的墓志称,傅高的两个儿子傅宪、傅察亦皆以明经及第,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沂蒙地区儒学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至北宋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门阀世族的彻底衰落,再加上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广泛招揽人才,因而科举制度比之唐代有了很大发展,重门第出身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同时,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唐代自贞观至开元,每年参加科举考试都在千人以上,但“桂树只生三十枝”,录取少时只有几人,多时亦不过几十人,后增其数,“亦不及百人”。而北
不论原门第高下,只要考试合格,即可登第。比较浅近,其余不再详论。
(本文作者于联凯系临沂教育学院教授,马庆民系莒县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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