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城市研究的建筑学意义

李华

摘要/通过对《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尤其是对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研究的解读，从“观念－现实”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与建筑实践的关系，并指出在意识形态与建筑实践之间存在的一个中介的、建筑学可以作为的自主空间，以及城市研究之于建筑学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研究 建筑学 威尼斯学派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2nd

issue of Studies of Architecture & Culture, 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of American cities conducted by the Venice Schoo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urban renov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ide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idea-rea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architecture has its own and an autonomous space mediated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ctice, and the signifi cance of urban studies to architecture.

“随着未来经济模式的变异是否也会引发城市化进程的自我变异，从而给建筑学带来新的希望？”

《建筑学与城市化—读“走向群岛形态”》—丁沃沃，

城市，是当代建筑学无法回避的议题。然而，对建筑学来说，城市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使建筑学本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城市研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建筑学在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边界，和介入社会实践与文化构筑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城市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广度，已超出了建筑学学科自身所能涵盖和解决的范围。现代主义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建筑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可以这样说，现代主义建筑在城市问题上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建筑学本身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建筑解决城市问题的局限。局限本身并不是问题，每个学科和职业都有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问题是，城市研究对建筑学的意义是什么？

本文最开始引用的提问，来自南京大学建筑学院编辑出版的《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威尼斯学派与城市”。这个设问是本专辑的最后一句话。以问题而不是结论作为本书的小结(编者前言中所称)，无论是有意还是偶然，都意味深长。事实上，这个设问本身恰恰可以作为我们阅读这本书的一个线索：城市发展和城市观念的变迁与建筑的关系。

《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分为3个板块：“威尼斯学派与城市”、“城市史：东方与西方”、“书评与评论”，共收录文章11篇。但就内容而言，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是本书的核心，全书11篇文章中有8篇与之有关，其中5篇来自威尼斯学派的4位巨匠：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的“大・都市”、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杰斐逊的灰烬”、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的“从公园到区域：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城市的革新”(下称“从公园到・区域”)、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 的“农耕理想的城市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广亩的起源与发展”(下称“农耕(下称“美理想的城市”)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国城市”)写的前言。另外3篇，罗伯特・C. 旺布利(Robert

KEY WORDS/ Urban studies, Architecture, Venice

School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210096)收稿日期：2012-01-10

C. Twombly)的“社会主义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城市”是对《美82建筑学报2012.7 ARCHITECTURAL JOURNAL，都占据着国城市》的书评，胡恒的2篇文章，“威尼斯学派的城市研究”《农耕理想的城市》和达尔科的《从公园到区域》追溯了威尼斯学派形成的历史和城市研究的背景与概况；“威尼斯之梦”是对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的书评。

其他3篇文章虽然不是关于威尼斯学派的，却各有深意。・彼得L. 劳伦斯(Peter L. Laurence)的“城市设计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官员城市主义的新研究，1955

1965”，在时间上，是对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研究

重要的位置1)。他们与丘奇等所撰写的《前言》均出自1973。这本书是威尼斯学年出版的《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派1960

1970年代城市研究的成果之一，集合了4位成员

4个不同的研究。除了丘奇和达尔科的长文外，另外两篇分别・是马里奥 伊利亚(Mario Manieri Elia)的《走向“帝国之城”：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和城市美化运动》和塔夫里的《祛魔之山：摩天大楼和城市》。虽然这几个研究的视角和主题不同，如书名所示，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时段和区域：1860年代到1930年代的美国城市。这个时期正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驱动下，工业城市急剧扩张，历经数次经济震荡，最终步入大萧条的时期。“在美国80年代2)，都市化第一次成为国家生活的控制性因素。正如种植园是战前南方体系的代表产品以及小农场之于北方农业体制一样，城市是新工业主义的极高成就。”[1] 61这一时期的都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是一次本质上的裂变，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以马西莫・卡西亚里的定义，是 “社会关系理性化过程的一般形式”[1] 17，具有精神而非个人的客观理性。它与传统城市的区别，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外观的改变，而是社会关系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不同。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也催生了新的城市结构、观念、实践，以及各种城市管理的工具和技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城市结构的制约开启了巨大的转变过程，正是这些联系3)使建筑和城市规划方法成为转变的工具。”[1] 380而威尼斯学派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以新的方法阐释这个转变的过程和趋势，以及“这些转变对知识生产所施加的影响”[1] 380 —包括建筑的和城市规划的知识。

从传统城市到大都市，几乎是每一个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裂变。但这种裂变在不同文化中的体现与反应却不尽相同。与有着深厚城市传统的欧洲相比，由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性，其资本主义的城市扩张更为迅猛，裂变更加醒目，矛盾也更加尖锐：乡村的衰落，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对自然的侵害，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与社会组织的崩塌，以及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土地问题、环境恶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几乎不可避免的，城市被看成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源头和温床，各种反城市的观念与实践应运而生。83的一个延展，而在方法上，提供的是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切入问题的角度。萧玥的“《考工记》，归去来兮”是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研究，思考的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丁沃沃的“建筑学与城市化”・・是对皮尔维托利奥奥雷利 (Pier Vittorio Aureli)的长文“走向群岛形态”的解读。奥雷利是意大利年轻一代颇为活跃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曾就读于威尼斯建筑学院，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做博士论文研究，现于英国建筑联盟证书学院(AA Diploma School)担任一门理论课的主讲老师，和一个设计教学单元的课程主持。虽然很难说奥雷利与威尼斯学派有直接的承传，但其对城市化、政治关系与建筑形式的考量，显然是当代建筑、城市研究对威尼斯学派的一种回应和发展。

因此，作为一本文集，本书既包含了时间的跨度—从1970年代到当代，也涵盖了不同的范畴，从哲学理论、城市史研究，到与城市相对应的建筑形式思考。如果说时间是检验文本价值的试金石的话，那么范畴的广度为我们切入城市/大都市问题，提供了具有一定深度的不同视野。尽管如此，本书有其自身围绕的核心：“观念(意识形态)—实践”之间的关系。值得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实践并不囿于具体的建造或某种特定物质形态的形成，而是指人有意识地阐释和构筑城市的活动。

“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被直接变换为技术并运用，即使是在意识形态最退化、文化最弱、技术也最不显著的地方。在美国社会中，从想法到应用所需的时间大大短于其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关键时期所用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对这一短暂时间跨度的理解要比写一部综述性的美国城市史有更为重要的贡献。”

—《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前言

无论从内容还是篇幅上说，本书中的两篇长文，丘奇的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2.7 建筑学报

书评 BOOK REVIEW

如果说对工业城市的抵制和谴责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话，欧洲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欧洲，城市是民主的摇篮，而在美国，自然和乡村被看成是民主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庇护与保障。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城市观也是一种城市观。尽管以批判和抵制的姿态出现，其思考的基础，提出的更新、改良或重组的计划与方案是基于城市的运行体系和文化。赖特的广亩城市和美国的区域规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简单地说，丘奇的《农耕理想的城市》讲的是从田园理想到一个建筑师的城市构想，追述了赖特“广亩城市”背后一种(而不是一个)具有美国传统的思想意识；而达尔科的《从公园到区域》论述的是在美国传统的进步意识驱动下，其城市规划的形成与演化。

丘奇对“观念(意识形态)—实践”的考察，沿着两条既平行又相互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条是自杰斐逊以降，美国农耕理想在不同阶段，应对城市问题时的变迁和衍化，在“19世纪末期的演进，及其在1920

1930年之间的复苏”[1] 56。

识形态里，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被视为对民主理想和个体价值的侵害，而无论是广亩城市还是区域规划，就其根本的理念来说，都是保护和维系这一终极价值的技术工具和物质手段。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城市改良和更新的技术工具和物质手段，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内涵。因此，无论是乡村公墓的建立，还是城市公园的出现，其目标都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物理环境的改善。作为人所构建的自然，它们蕴含着多重的意义：宗教的信仰、社会的公平公正、道德的教诲、统一和谐的再现、公共健康的保证和证明，以及经济利益的平衡等。这种多重的复合性，决定了公园从出现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或景观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体与中介。

从研究切入的角度上说，丘奇与达尔科所书写的是一种历史批评式的观念史。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它的启动源自对问题的探讨，其目的不是进行某种历史全景的还原，而是在知性的层面，探讨和重构人类的某种理性活动和线索，以揭示或解释现象背后的成因。这种重构，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意识形态批判的烙印，尤其是对于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然而，在历史研究中，遵循某种理论立场的批判性，长处与危险同样明显。一方面，借助理论的体系与假设，这种研究可以穿透表层的现象，揭示出历史背后隐含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洞见；另一方面，预先立场的设定，也会使历史研究面临简化，判断的片面化(one-sided)甚至偏离史实的危险。对此，《美国城市》的书写者们有着相当的自觉和警醒。他们在《前言》中的声言，对我们认识历史批评的研究方式颇有助益：

“可能作为现代批评中的第一次，里昂・托洛斯基在早先的著作中曾经指出，在艺术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化价值的批评中必须采用阶级观点。这一阶级观点的建构源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把它作为现成公式套用在宣告资产阶级智力产品优劣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面对复杂的现象和资产阶级文化价值所体现与阐释的历史批判成果时，要在历史分析的层面上，持续对这一观点进行批评和更新。

在对美国社会的历史研究及其文化生产的各方面分析中，加以全新的批评尤为紧迫。我们不赞成学术上对此文化产物的鄙视，并非因为这种态度是错的，而是因为这种态度无助于解释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它们无助于我们理解，因为它倾向于抹杀现象与问题，我们可能不关心这些现象与问题的形式，但我们必须不断地认识其机制。”[1] 379-380

而对生成机制的准确把握来自于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也因为如此，我们在丘奇和达尔科的论述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单一的观念—实践的决定关系，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而是以事实/事件带动观念的表述，对各种类似观念与实践之间相似与相异之处的谨慎甄别，对观念与实践之间微差或错84另一条线索，是作为个体的赖特在城市转化中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从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搬迁到荒漠自建的塔里埃森，从城市与反城市的二元论，到最终对城市的拒绝；和作为建筑师的赖特的城市理论与实践。前者描绘了一个广袤且错综复杂的历史和观念背景，而后者阐述了这个背景下，广亩城市从思想到社会组织和物质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提案，广亩城市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并非乌托邦，也不是一个新社会的有机建筑；而是从以新建筑改变文明的目的中复兴起来的一系列贡献和观念的一种形式组织。同时，它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插入建筑师个人的特殊经历”[1] 127。

达尔科的研究以从乡村公墓、城市公园到区域控制与城市规划的演进过程为线索，揭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年间，美国城市革新活动背后隐含的进步思想，以及随之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作为新的知识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并由此重构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这个非正式团体的形成与实践，和进步主义规划4)的主要贡献。如果说建筑在此之前已有了自身学科的建构的话，那么城市规划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作为城市工具的建筑。对于城市规划师或建筑师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作为规划元素的建筑的机能，从建筑到城市之间的连续性等，而不是形式的表达。“这种建筑是建造的产品，它所表达的功能是标准、建造方式和服务的合理化；这里‘形式’必须在规划与住宅的有机融合、在社会关怀以及自然绿色植物的开放空间中，而不是从‘立面’中寻求”[1] 239。

尽管丘奇与达尔科同样关注美国传统中的反城市思想与实践，但撷取的角度各不相同。丘奇的研究脉络始于农业与边疆神话，而达尔科的是19世纪形成的自然观与进步精神。不过，这两种不尽相同的美国传统，却共享着同一个价值核心：个人主义的民主与理性主义。换句话说，在这些反城市的意

建筑学报2012.7 ARCHITECTURAL JOURNAL位的小心区分。

在《农耕理想的城市》中，丘奇为我们展现的是美国的农耕理想及相关的城市理论与赖特的广亩城市之间，既不同步也不同一的关联。根据丘奇的研究，赖特对于他身处其中的种种城市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汲取和回应是延迟的，许多重大的影响是在几十年后，才被接受、转化并体现在广亩城市的组织里。然而，正是在这个延迟的过程中，赖特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完成了其建筑的蜕变：从游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郊区，投入到荒地与分散城市的建设；从专注于单体建筑，扩展到建筑群体(住宅区)，乃至城市社区的整体组织。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有些庞杂。丘奇不但没有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简化、压缩这一过程，反而以赖特的职业活动与个人生活为线索，将这一过程中有关的思想演化、城市实践和社会事件连接起来，揭示出广亩城市在思想和技术上源头的多重性与特点，铺陈了超越其自身的社会意义。至此，广亩城市不再仅是一个建筑师的天才创造，而是融合建筑师自主性在内的社会机制共同生产的一个知识产品。

同样，在达尔科的叙述中，从公园到区域规划的发展，也不是线性和统一的，而是一个渐进转换和综合的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盘根错节，包含了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潮与活动，如乌托邦理想、公园运动、城市美化运动、地方主义等，但同时，它们在精神与发展目标上，又具有某种内在的连贯性：以对未来的信心，试图通过理智的手段和传统的复兴，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进行革新和改善(进步观)；将自然或者说大自然看成是精神快乐和身体健康的源泉，是价值判断的标准、道德准则(主要是职业道德)的前提，和潜在的合理秩序(自然观)。这种对复杂关系的精微把握，不仅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严谨与成熟，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建筑在城市构筑中的意义留下了可贵的空间。

建筑的具体实践，具体的设计和建造活动并不是丘奇和达尔科关注的重点。但他们所探究的各种潜在关联的发生与缘由，从想法到应用的过程和机制，将意识形态与建筑实践和知识构筑联系在了一起。颇有意味的是，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对应的，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与进步与建筑形式之间也一样。赖特牧歌式的城市观是后视性和保守的，它基本上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反城市的农耕理想最后的绝唱。然而，这种保守的理念却孕育出了新的建筑——新的建筑类型、建筑语言和组织形式，以及极具想象力和革新性的技术产品；而美国区域规划师协会颇为“激进”的城市观和面向未来的规划观，却没有导向新建筑的产生，其对实效性的注重，反而成为建筑折中主义合法化的基础。这种貌似“错位”的现象恰恰说明，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到建筑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层次，即建筑观。赖特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并不妨碍他将城市和建筑看成是综

85合运行的组织系统，视建筑为改造城市的理性工具。就这一点上说，他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规划师们的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享有着同样的革命性。他们的区别在于，赖特作为一名卓越的建筑师，将这种革命性一直推进到了物质形态的更新上，从而创造出了新的建筑；而美国区域规划协会规划师和建筑师们，更多地满足于已有形态的择取上。这两者的差异和赖特的创造，说明在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建筑学自主(而不非是隔绝)的空间。

从今天的角度看，就考察实践知识的产生和形成，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力来说，毋庸置疑，丘奇与达尔科式的“观念－实践”的解释方式，具有开创性的启迪与洞见。不过，这种由上至下的方式也有其局限。问题不在于解释方式本身，而是其知性的视角与现实的偏差，对城市生产和实践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或反弹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这常常是城市超越意识理性，充满混乱和活力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以理性和知性来驾驭资本主义城市本身，正是丘奇和达尔科所研究的历史时段的信念与追求。在威尼斯学派的《美国城市》出版5年之后，另一本关于美国城市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于1978年问世。在这部类似于虚构小说的回溯式宣言里，作者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择取了一个不同的阐释城市的角度：“欲望－现实”。本文并无意比较这两种方式的优劣，而是想说明，对城市的理解和研究有多种向度。而每一个新的理解和阐释的向度，都可能会为建筑学观念与视野的更新带来新的机会。

回到本文最开始引用的问题，城市化进程的自我变异是否能给建筑学带来新的希望。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有赖于城市研究者和建筑师如何思考和认识这个进程和变异。新的建筑学不会自动产生，它必然来自建筑观念的更新，对建筑生成条件和机制的重新认识。威尼斯学派对“观念－实践”的剖析，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技术转换的揭示，尤其对长期以来视建筑为没有观念立场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操作之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便是城市研究之于建筑的意义，也是《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之于我们的意义。■

注释

1) 乔尔乔・丘奇的《农耕理想的城市》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的《从公园到区域》共237页，占到《建筑文化研究》第二辑全书篇幅的60%。2)指1880年代。

3) 指特定的城市形式与缘由的因果关系。

4)达尔科所说的进步主义规划，指的是1900-1914年间，受美国进步精神影响下的规划实践，其传统形成于19世纪，其思想和道德的主要核心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观和理性主义。参考文献

［1］丁沃沃，胡恒. 建筑文化研究(第2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2.7 建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