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考辨史料真伪及其年代的科学。古书的真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曾叹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清末著名目录学家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辨伪先哲们的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因而古代的伪书,不仅数量大且充斥于文学、历史、思想、宗教、政治、科学等各方面。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搞乱了历史真相。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郭沫若同志曾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所最感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辨识伪书的目的，不是将伪书清除书籍之林，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和运用。
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和伪书的种类。
第一节 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
一、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的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看，又分有意作伪和失考误断致伪二类。
有意作伪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借古重说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祟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都“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淮南子》在《修务训》里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可见古时尊古之风异常浓厚。许多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取信于世，借助于人们的这种心理，硬拉一些古人作护身符。或托古人之名，或掇古人之事，
或挟古人之文，或蹈古书之名，以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他们的门生弟子则不遗余力大肆鼓吹。于是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流传于世。顾炎武曾说：“汉人好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这些话道出了托古以传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代。如《本草》一书，本是汉末以后至梁陶弘景逐渐写成，却偏要说神农口尝百草，辨别辛苦后自著其书。《史记》中因记载老子出关，关尹喜恳请老子著书之事，后人便杜撰成《关尹子》一书。又如《易卦》托名于伏羲、《医经》托名于黄帝、《周礼》托名于周公等。《晋书·曹志传》载，曹冏的《六代论》问世时，当时曾传为曹植所写。晋武帝司马炎向曹植的儿子曹志打听此事。曹志道出真情：‚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此种风气，到唐宋后犹不绝迹。如《杜解》之借名于苏轼，《龙城录》之嫁名于柳宗元。
2、牟利求名
我国的古代典籍，从秦始皇焚书之后，屡遭厄运。每一次战乱，天府藏书必遭一次浩劫，焚毁散失所剩无几。每一朝代更替，统治者便极力搜求古籍，甚至高价购求，厚禄赏赐。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令人竭力搜集和抄写古典书籍，并设太史令记史撰书；汉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三年，牛弘表请访求异本；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及令狐德棻请购散逸之书。想方设法讲求典籍，以恢复补充内府中秘，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书籍散佚严重，又急于补充而不能严格鉴别，于是给求名牟利之徒以可乘之机。失书一次，便塞进伪书一批。
如隋文帝酷爱《易经》，当时的大学者刘炫为了邀功请赏，‚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并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后被发现其伪，被除名归家。东晋梅赜伪造孔传《古文尚书》，历代学者皆信，并将共立于学官，直到清初方考订是伪书。再如《尚书》，汉武帝时虽经多方访求，却只得 29篇，依然残缺不全。汉成帝酷爱此书，为求足本，悬赏购求，遂出现了东莱张霸的102篇《尚书》。后来发现其所献《尚书》，乃是割裂《尚书》篇目，并加《左传》、《书序》为首尾伪造而成。成帝盛怒，但因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赦免了死罪，只革去其博士之职。
还有一些人为满足虚荣心而造假，编造《列子》的张湛就是一个。他为出风头，挖空心思从《庄子》中找出列御寇这个人，搜集前说，附以己见，自编自注《列子》，一时间声名显赫，与王弼、向秀、何晏齐名。又如杨慎，总以他人未见之书而自己独览为荣，《修文御览》这部书早佚，而杨慎偏说曾见过。 3、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政见不同，形成竞争，互相攻击，不择手段，甚至制造伪书以相诬蔑。如唐代牛李之争中，李德裕和牛僧孺曾分别纠集党徒互相攻击，编造伪书以诬陷对方、李德裕的门人韦瓘曾用牛僧孺之名伪造了一部《周秦行记》，以此诬陷牛氏。北宋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托苏洵之名，炮制了《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咒骂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大奸臣。在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创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杜撰了许多史实。《荀子·宥坐篇》便是其中之一。文中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实系后人杜撰捏造。《曲礼》对这些作伪现象作了概括：‚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如宋代魏秦想害梅尧臣，故意假其名，撰《碧云瑕》一书，尽情指骂当朝官吏，想引起公愤，嫁祸于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时言：‚题梅尧臣撰，以厩马为书名，其说曰：‘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马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其不逊如此，圣俞必不尔也。所记载十余条，公卿多所毁讦，虽范文正亦不免，或云魏泰所作，托之圣俞。‛
也有一种人，费尽心血写成一部书，署自己的名，觉得不方便，不出版，又不甘心。于是假托别人之名。如《香奁集》，本为五代词人和凝所作，颇有文字价值，惟其中谈情说爱处过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此书与自己的身份不符，有失体统，便嫁名唐末诗人韩偓。这虽不属诬陷，但也并不光明正大，似有嫁祸之嫌。
4、学术斗争的需要
古代有些人为了建立一种学说，或者提出一个观点，觉得学术上的论辨，单凭口舌难以取胜，便想方设法伪造一些著作为自己的见解张目。为争胜而造假，起于西汉刘歆。在今古文之争中，他立足古文家，与今文家相峙。恐难取胜，就假造《周礼》，并对其余各经，多所改窜。如东汉变乱之际的郑玄、王肃两人学术主张不同。当时被称为大经师的郑氏经学支配天下，其群经注说盛行于世。而王肃继贾逵、马融之学，独树一帜，向郑氏的经学挑战。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说服力，便不择手段地伪造《孔子家语》一书，并亲自作注。王肃在自序中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
与予所论，有若重规迭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王肃说得很明白：他的主张与《家语》之说相符，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而郑氏的经学理据不足，应以《家语》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为与佛教争胜，道教徒编造了许多古书，为己教立说。现在道藏中黄帝的著作几达百种，老子、庄子的书也有几十种，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产生的。
5、诬陷栽赃作伪以诬人
出于私人怨仇造伪书伪说以诬陷他人，自古便有。如《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著，书中本无诬骂王安石之言，但后来书中竟出现痛骂王安石之语。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虽然政见不同，但不至于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攻其隐私，经考证系后人掺杂进去假司马光之名而为。还有想害某人而故意栽赃，如宋魏泰想害梅圣俞，故意以梅尧臣之名伪造《碧云騢》一书，尽情指骂当时朝廷官吏，想以此引起公愤。 6、剽窃他人作品
剽窃别人的著作为己作，这类人在古代为数不少。晋人郭象为了求名，曾把向秀的《庄子解义》稍加窜改列为己注。《晋书·郭象传》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东晋人何德盛，剽窃郗绍《晋中兴书》为己作。王鸿绪《明史稿》系盗窃万斯同稿，大加改窜后，题曰：“横云山人”所著。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用五百金购买张岱的著作。清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遗民传》中明言：“山阴张贷，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贷概然予之。”此种手段尤为卑劣，后人研究时颇难分辨。 7、借长期收藏而作伪
我国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每当新书出版，辗转传抄都不肯轻易示人。唐代杜暹曾经说过：“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谈谈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愈隐秘越有造假的机会。特别是藏书家造伪更具有欺骗性。如明
代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藏有很多珍贵书籍，但他偏要添造一些假的，如《子贡》、《易传》、《子夏诗传》、《申培诗说》、《晋史乘》等。这些伪书因其为名家所藏。偶一出世，遂充真书欺世盗名。 8、嫌己之名而伪题
有的作者嫌于留名，但又感到自己费了不少心血，不出版不甘心，便假托旁人之名，如《香奁集》本为和凝少时所作。因书中谈情说爱话较多，和凝作宰相后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符，就假造作者是韩偓。 9、惜无撰人而伪托
此类伪书一般由后人张冠李戴所致。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因书中有某人名而误题。如：《周髀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书，汉代人著，因无作者姓名，后人则根据书中起首的“周公问于商高曰„„”的话，认为周公是该书的作者。殊不知“周”是讲圆，“髀”是讲股，与书的作者风马牛不相及。
二是因为书中关于某人的事和说的话多而得名。如《孝经》本是汉代儒家抄写《左传》并加己见杂凑而成，后人因书中讲曾子的话及事多，遂派定作者是曾参。
三是查不出作者而臆断。如《山海经》一书，始于春秋战国，止于两汉之间，绝非一人手笔，只因太史公引过其名，列子曾说过：“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惠之。”后人则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
伪书的产生除有意作伪外，失误致伪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有很多原因。主要因为：
（1） 战国之前，古人不自著书。古代社会文字记录是公有的事务，往往由集体写成，非出于一人之手，因此不标姓名。特别是那些在政治界和学术界有名望的人，其言谈行事往往由后人或门人记录下来编纂成书。如《论语》为孔子门人所记，《管子》亦非一人一时所作，除管仲著作外，又聚集若干篇法家言论而成。只因书中讲管子话多而名曰《管子》，且古人所述，一般都是为了应用，其书不着姓名，后人就凭揣测题名。
（2） 我国古代方言差异很大，文字又屡经变迁，由甲骨文到籀文演变成小篆而至隶书，每一次文字变革，简册书籍都得经过翻译传写，难免有改动失真
之处。如《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作，外篇乃其后学所作，抄写人则把两部分统称是庄子撰。
总之，伪书的产生情况很复杂，必须严肃考订，认真辨别，以克弊用利，更好地揭示真伪。
二、伪书的种类
伪书因为伪造情况各异，伪造程度也因而不尽相同。其种类有五： 1． 全部伪
如《孔子家语》即是。全部伪以子部为最多，如《鬼谷子》、《关尹子》等。其次是经部、史部，追根溯源，是因为自汉以后，儒家思想统治学术界，经部之书被视为经典，因而经书不致轻易作伪。而不受重视的子书则不然，人们随意编集，所以致伪很多。
2． 伪中有伪
本来是伪书，因亡佚，后人又胡编乱造，遂成伪书之伪书。如《干凿度》，本是战国期间阴阳家及西汉方士所作，却假托孔子所作。而今本《干凿度》又经后人增添而成。
3． 真中有伪
如《史记》，现存130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司马迁所作，亦有小部分记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至一百年的事，系后人的续作。
4． 伪中有真
如《鹖冠子》是一部伪书，但其中的《鹏赋》却是真的。又如东晋梅赜所上的孔安国注58篇《古文尚书》，也是伪中杂真。
5． 真伪相杂
如《管子》一书，内篇是管子本人所著，外篇则杂入后人著作，夤集而成。 总之，只有认真总结，找出其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才能使辨伪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节 辨伪的历史
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中，辨伪学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伪书的产生，就开始了辨伪的历史。
远在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已经觉察出周王朝对被征服了的商王朝历史作了歪曲的宣传。他感慨地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过了百余年，孟子也看出周王朝宣传自己的武功过于失真，于是叹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其血之流杵也？‛（见《孟子·尽心下》）孟子是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怀疑《武成》对周武王的记载不可信。虽然，他的辨伪标准是儒家的思想原则，而非客观事实，但由此可看出当时的人已不完全相信古书了。战国末，韩非子也开始怀疑诸子百家的托古作伪。他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见《韩非子·显学》）。之后，刘安又在《淮南子·修务》篇中，对游谈之士托古自重的情形明白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今取新圣人之书，名人孔、墨，则弟子受者必众矣。”虽未明确指出伪书之名，但对伪书已有所辨。不过他们并没作切实考察研究，因此这时期仅是消极疑古，是辨伪学的初创时期。 汉代，秦焚书后，古书散佚，伪书伪说趁机而出。既有作伪，就有辨伪，伪书增多促进了辨伪学的发展。
汉代第一个辨伪学家是司马迁（前 145一前 86）。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对真伪相杂的史料作了大量的去伪存真工作。他还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互相印证，如在《五帝本纪》中指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懦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还据事实驳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缟。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周本纪》）司马迁辨伪的态度是科学而严谨的。而尤应指出的是，司马迁首开单篇考辨诸子书之例。他在《老庄申韩列传》谓庄子：‚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距》、《胠箧》，以诋讹孔
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当然，司马迁对史料的考辨。采用也同样因其思想、时代有其局限不足的一面。 至西汉未年，刘歆欲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说古文是伪书，说他“颠倒五经，令学士疑惑”，从而引起了今古文之争。争议的是非，历代学者说法不同。至东汉，今古文并行，仍互有论辩。具体分析，中古文之说各有是非，古文经虽可靠也有伪作，今文家否定古文经传，虽是因抱门户之见，但在当时，极力辨古文之伪的工作也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汉代的辨伪学，在目录学中也有反映。
刘向（约前 77一前 6）撰写《别录》，在《晏子叙录》中提出：‚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刘歆（？一 23）在《别录》基础上编撰《七略》，考订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班固（ 32一92）又根据《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并在某些书后注明“依托”、“似依托”、“后世所加”等语，如《力牧》22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皇帝相。‛《大禹》37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鬻子说》19篇，注：“后世所加”，等等。这类托古伪作，经班固辨别的有四五十种。辨语虽简单，寥寥几语。但已能从事实、文辞、时代等各方面对伪书予以考察。这对后世的辨伪工作有很大启发。
东汉马融（ 4一 79）、郑玄（ 127一 200）合古今文经注《二礼》、《尚书》。郑文弟子临存孝则不信《周礼》，称其为“末世谲乱之书”，并作《十论》、《七难》加以指斥。《十论》、《七难》虽已不存，却是专书辨伪的最早的专著。东汉还有一个著名的辨伪学家王充（ 27一约 96），他所撰的《论衡》，其中《奇怪》、《书虚》、《道虚》、《语增》、《懦增》、《艺增》、《问孔》、《刺孟》、《谈天》、《说日》等都是辨伪的突出篇章。他破除了对儒家圣人的迷信，提出经传“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见《正说篇》）。在《如实篇》中列举十六事证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王充疑古辨伪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唐代辨伪学衰落后，刘知几就是效仿王充，重兴辨伪之学的。 魏普南北朝至隋，作伪甚于辨伪。东汉末郑玄杂揉古今，形成经学的一统局面。至魏，王肃为与郑玄作对，伪造《论语》、《孝经》为孔安国注，伪造《孔
子家语》托名孔安国撰，伪造《孔严子》托名孔鲋撰。对此，当时学者已有所辨。如《礼记·乐记》孔颖达疏引马昭曰：“《家语》，王肃所增加”。当时出现的伪书，影响最深的是东晋梅赜向朝廷所上的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此书以伪杂真。历经几朝，自宋疑辨，至清才有定论。这时期在辨伪学上很少建树。但应一提的是，由于佛教的兴盛，佛经辨伪学却发展到最高峰。东晋的道安把可疑的佛经，编入《疑经录》，《隋众经目录》把可疑佛经编入第四例 “疑伪”。而《别本众经目录》则把可疑佛经又细分为“疑惑”、“伪妄”。至此，佛经辨伪学经历极盛时期，尔后便衰微了。
唐初，经学家因循守旧，辨伪之学很少建树。重开辨伪之风的当推刘知几（667一721），他著《史通》，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学理论和对史书体例进行论述的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其中《疑古》对《尚书》、《春秋》、《论语》等书提出十疑，认为某些记载歪曲史实。在《惑经》中对经书提出质疑。指出孔子删定的《春秋》“未论者有十二”，“虚美者有五焉”。指出这部经典是因袭旧文。这种对史书权威进行无情批评的无畏精神，激励了后人。
至中唐，辨伪学又别开生面。啖助、赵匡、陆淳对《左传》的作者和内容提出疑问和辨正，虽有偏激之处，但却为清代学者彻底解决《左传》间题。开了先路。
柳宗元（ 773一819）为文学大家，在考辨诸子书方面，也很有成绩。如《辨列子》、《辨文子》、《辨晏子春秋》、《论语辨》、《辨鬼谷子》等。在所辨内容的方法上有新开创。他指出《论语》成书距孔子很远，《列子》书中增窜甚多，列子也不是郑穆公时人，《文子》是抄袭《孟子》、《管子》等书而成，《亢桑子》、《鬼谷子》等都是后出的伪书。他的见解精辟，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宋高似孙的《子略》，明宋濂的《诸子辨》都是从这几篇文章引申而来。 到了宋朝，辨伪学继往开来，发展得更加深入。
欧阳修（1007一 1072）是宋代第一个重视辨伪的学者。他著有《易童子问》，认为《周易》中《系辞》、《文言》以下部分非孔子所作。破传统伪说，对《左传》、《周礼》也有怀疑的批评。
此外，王安石疑《春秋》，苏轼辨《周礼》，郑樵著《诗辨妄》，江应辰不信《孝经》，司马光疑《孟子》，洪迈写《容斋三笔》时，都有疑古辨伪的成绩。
在这种辨伪的风气里，朱熹（1130一1200）成就尤为卓著。所辨书涉经史子集达 50余种。在《语类》、《文集》中，进一步怀疑《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为清初阎若璩的完全证实打下了基础。在辨伪方法上，提出从思想、内容、史实、旁证、体制、文字风格等多方考证，方法诸多，从所未有。辨语虽简单，但颇有精彩见解，大大启发了后来辨伪学者。他不仅辨证古人之失，还将重要经籍加以新的注释解说，使其还本来面目，这也是旷古未有的盛业。
和朱熹同时的叶适（ 1150一1223），写《习学记言序》。对经史子集部有论辨，很有价值，观察方法也正确。此后。黄震著《黄氏日钞》，对《古文尚书》、诸子书都有考辨。王应鳞著《汉书艺文志考证》，虽只是书目，但对伪书提出怀疑，供后人探讨，功绩亦不可磨灭。
元代，辨伪不很发达。吴澄写《尚书纂言》，辨世传《古文尚书》，其说有发展。
明初，辨伪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部专著。宋濂（1310一1381）总结前人之说，加以自己的考辨，写了《诸子辨》，辨别先秦至宋四十部诸子书的真伪。虽有袭人之说处，但他总结作伪、辨伪规律，指出“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或“有以附丽”依托古书。并从避讳、典制方面加以考证。
明末，胡应麟（1551一1602）总结发展前代辨伪的成果和经验，把历来抉出的伪书或认为著者有疑问的书都摘录下来。编成一部《四部正伪》。内容从诸子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论及的书有104种。他把伪书分为 20类，并对辨伪的必要，伪书的种类、来历，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卷末又提出审核伪书的八条具体方法，‚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之八者，而古今们赝籍亡（无）隐情矣‛。这八种方法，归纳全面精辟，至今仍为学者采用、重视。他还对四部书中伪书众寡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侯》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嵘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别什借名窜匿甚众。于别编详之。”总结得切中实际，有此辨伪大作，才使辨伪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清代的辨伪学，承袭前代传统，进入鼎盛时期。辨伪书与辨伪说，群书辨伪与单书辨伪都有很大发展。
著名辨伪学者阎若璩（ 1036一1704），著有《尚书古文疏证》，把朱熹、梅鷟、胡应麟等多人探讨未能解决的悬案，以其铁证给予定论。全书引证繁富、论证严密。从著录佚文、取材文体、篇章分合、史实、典制、历法、地理等各个方面加以考证，总结出了具体丰富的辨伪方法。
胡渭（ 1633一1714）著的《易图明辨》，为考辨宋儒易学伪说、伪图的集大成之作。以种种方法证明宋朝所传的《大极图》、《河图》、《洛书》系和尚、道土拼凑的伪作。
此外，万斯同写《群书疑辨》，对《周礼》、《仪礼》、《左传》、《易传》有所辨。其兄万斯大著《周官辨非》，对《周礼》的辨伪很是彻底。
同时，有一部与《四部正伪》性质、体例相似的书，即姚际恒（1647一？）的《古今伪书考》。姚际恒是清初考辨群书的辨伪学者。他怀疑经典，思想比胡应麟更为解放。此书辨经、史、子三类书共 90种，对伪书种类分为全伪、“有真书杂以伪者”、“有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几类。此外，他还著有《九经通论》，详细辨别九经的真伪，但残佚大半，传下来的只有《诗经通论》。与胡应麟《四部正伪》不同的一点是不考辨集部。他说：“四部有集，集者别集，人难以伪，古集间有一二附益伪撰，不足称数。故不之及。”之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对伪《古文尚书》的辨伪方面又有进展。 至乾隆时代，辨伪风气仍很兴盛，考辨学者崔述（1740一 1816）著《考信录》,他把自三皇五帝至周的历史、以及诸子百家的事迹，一一考辨，定其真伪。至于考辨所及的古籍就更多了。他认为研究战国前的历史，以六经本身的材料为最可靠。诸子百家之说、汉人传注及宋儒之说都是靠不住的。他很注意考史实，辨材料,归纳条例，总结规律。此外，他还写有《考信翼录》5种，《古文尚书辨伪》2卷，都有独到见解。但他很迷信经书，是以圣人成见做考辨标准的。 此时的《四库提要》也很注意真伪考辨，有一定创见。
晚清，西汉古今文之争再度成为此时辨伪学的主要问题。首先怀疑古文经书的是刘逢禄（1776一1829）。他治《公羊春秋》，疑《左氏春秋》是伪书，著
了《左氏春秋考证》。随后，魏源（ 1794 一1857），著《诗古微》，怀疑《毛诗》；著《书古微》，不仅疑《古文尚书》是假的，而且疑《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十六篇》全为假的。其说虽言之有理，也有不妥之处。
魏源后，康有为（1858一1927）著《新学伪经考》。此书主要论点是说古文经全是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纂汉服务的。这一基本观点是主观臆断的。但在当时动摇了传世的儒家经典,有其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进步作用。
康有为之后，章炳麟（1869一1836）著《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古文尚书拾遗》、《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力驳今文家对古文家的全盘否定。之后，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方法条分缕析，极为详细，堪称辨伪学集大成之作。
王国维（1877一1927）对古文字研究很有造诣，对古文经考证超越前人。他著有《观堂集林》、《史记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经》、《汉书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经传考》等书。独辟蹊径，从古经抄写字体，古文流变及古文经传、古文学家等方面作了具体详细的考证，其成果超越前人。另外，王国维利用考古发现的资料考证文献，以辨伪说，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今人金受申作《古今伪书考考释》、顾实作《重考古今伪书考》、黄云眉作《古今伪书考补证》，对姚际恒书多所订补。1994年林庆彰所编《姚际恒著作集》，《古今伪书考》部分，将上述三书汇为一编，颇方便使用。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辨伪学专著。张心征作《伪书通考》整理收录前人写过的一些辨伪专著和论文，并加按语，很有见地。此书1957年修订本收录考辨的书达1，104部，是目前一部常用的辨伪工具书。1984郑良树作《续伪书通考》（ 3册），除补充新出之辨伪资料外，另新增伪书 42种。另著《古籍辨伪学》一书，全面论述辨伪历史、方法及辨伪的新趋势，详尽而有见地。他说：“近年来，辨伪学呈现出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
第三节 辨别伪书与考证年代的方法
辨别伪书的方法，前人多方探讨，日趋精密。最早作系统总结的是胡应麟，他在《四部正伪》中概括总结了辨伪八法。但阐发得淋漓详尽的要推梁启超《中
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前言。这两部书提出的辨伪方法为我们今日之研究起到了指南作用。
概括前人经验，辨伪方法一般有下面几种：
一、从目录著录上考察源流以辨真伪
利用各种书目提要，查明书籍的传统源流，对辨别伪书有很大作用。 我国最早的目录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所收书目很全，可惜早佚。但东汉初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与其时代相距很近，采用《七略》分类法，完全可以代替它。利用目录辨伪还可参看历代史书中《艺文志》或《经籍志》，包括一些重要的私修目录书。
一般地说，西汉以前的书，应以《汉书·艺文志》有无著录为第一标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藏书可查看《隋书·经籍志》。宋代公私藏书目，可参考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
核对历代目录书，可以知道某书在某时见于著录，某时亡佚，以考察其流传情况。如果一书在某时代中断，或出现时期很晚，即可怀疑。
梁启超在其《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细加分理：‚从旧志不着录而定其伪或可疑‛、‚从前志着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这些都是从查考史志目录入手的。当然这不是唯一标准， 因为有时国家所录书籍不一定将当代书籍包括无遗，私家书目也只记一家藏书。但如果从著录上发现疑点，追踪查勘，进而分析其书的内容史实和文章风格等，互相印证，便可定其真伪。《四书全书总目》运用这一方法发现的伪书不胜枚举。如题名吴绾所作的《蕉窗隐词》，就是从“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选本亦绝不及之”这一线索，进而考出词系刘基作，书商冒题吴绾，作伪渔利。又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连山易》。而《隋书·经籍志》是《归藏易》。查《汉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由此考证，《连山易》、《归藏易》均为伪书。《北史·刘炫传》记：“隋文搜访图籍，炫因伪造《连山》及《鲁史记》上之”。
又如：《鬼谷子》、《子夏易》，《汉志》没有，《隋志》有。《亢仓子》，《汉志》、《隋志》都没有著录，而《崇文总目》有，前代不见著录，而后反出，经查为伪书。还有，《汉志》有家语27卷，《唐志·艺文志》却有王肃注《家语》10卷，颜师古注的是《汉志》说，由此疑点考证，王注为后出伪作。
二、从作品本身辨别真伪
从作品本身入手，分析研究查找疑点，这是辨别一书真伪的主要方法。无论有无其它佐证，都不该脱离作品本身而轻下断语定真伪。
此范围包括较多，主要应从思想、史实、文体、文字、字句等方面考察。 １、分析作品思想内容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看作品思想与时代思想是否相符。任何一部作品反映的思想都是扎根于一定的时代，有其生成的社会条件和原因。如果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与时代不相符合，即可疑为伪。
如《管子》中非难“兼爱”、“非攻”，而《兼爱》、《非攻》是管仲死后百余年后墨家的思想主张。由此，宋濂称其书“非管仲自著，后人附益者多于仲之本书。”又如《列子》中讲了很多佛理，而佛经是东汉时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战国时的列子无缘见佛经，更无从谈佛理。由此可知，《列子》一书是后人伪作。
二是看作品思想与依托人的思想是否矛盾。这是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托古的一种方法。人们著书总要寄托自己的思想，如果书内表达的思想和所依托的人的思想矛盾，这书就有伪造嫌疑。如托名孔子的《系辞》中反映了很多玄学思想，我们从《论语》及有关孔子事迹中考察，这与孔子的一贯主张是矛盾的。因而可知《系辞》非孔子所作。
２、查核史实
考辨古籍，必须辨清史事的真伪。这也是历代辨伪学家应用方法之一。 查核史事，首先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人年代相符，如史实在后即可证明有伪。如《商君书》记有长平之事，这是商鞅死后七八十年之事。还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白居易长庆集》中《闻李崔州贬》二绝句，进行考核，谓“以唐史考之，崔州贬时，乐天殁将逾年”。可知，此诗绝非出自白居易之手。这些
事均是依托人写书时未尝发生之事，故应把成书时间移后。当然也不排斥后人续编掺杂。
还要考察伪造的史事。如《文中子》中记仁寿二年王通见李德林、关朗，而李德林此时早已死了。关朗更是一世纪前人。可知所记之事系伪造而成。
３、考察文体
不同时代文体总有不同之处。从文体上考察某书是否与所处时代文体风格等相合，可以断定一部书的成书年代。如《战国策》，原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等。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的章节是长短不一的；长的整卷为一则，短的二、三十字成一则。而明代王世贞自称耕地掘土发现的《短长说》，除了第二、三则各长八十余字外，其它各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少则百字一则，多则千余字一则。而这是有违《战国策》体例的，不能不令人疑为伪作。
又如，朱熹辨《潜虚》，也是从文体确定为伪书的。《潜虚》作者晚著此书，未竟而死，因而阙文很多。但后来季思所刻本却首尾完备，无一字之阙。为此，朱熹辨曰：‚始复惊异……读至刚行。遂释然曰：此赝本也。……本书所有句皆协韵，如易、篆、文、象、玄、首、赞、测。其今有而昔无者，行理尚协而解独不韵。此盖不知‘也’字处末，则止字为韵之例尔。此人好作伪书，而尚不识其体制，固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则几何而不遂至于逼真也耶？‛（见《文集》卷 81）。
又如：明人梅鷟在《尚书考异》、《大禹谟》一节辨曰：
‚变乱圣经之体者，《大禹谟》是也。凡伏生书（今文），典则典，谟则谟，誓则誓，典、谟、誓杂者未之有也。今此篇自篇首至‘万世永赖，时乃初功’，谟之体也；自‘帝曰：格汝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体也；自‘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体也。混三体而成篇，吾故曰变乱圣经之体者，《大禹谟》是也。‛这是从体例揭示作伪痕迹的。
还有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的文体还要平易，今文反而艰涩难懂，可见《古文尚书》不是商周时代的作品。
４、研究作品的语法特点
一部书的文法系统有其独自特点，而这往往是伪作者所忽视或难以伪造的。因此我们细心比较其文法特点，就可辨其真伪。
在这方面，瑞典人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即是从文法方面考辨伪书并作出贡献的。他把《左传》和《庄子》、《国语》、《论语》等书比较，发现《左传》所用方言虚字与其它古书不同。所用非鲁语。因此他做出结论说，《左传》非孔子作，也非其弟子作，也非鲁人作。他认为是另一人或数人作。这是他运用文法辨伪的成功之处。他还对真伪掺杂的《书经》中的五十篇，作了助词普通用法的例外情况统计，结果是：真作中用“如”字二十三处，“及”十四处，“吾”二处，“斯”五处，“于”九处。而在十八篇伪作中，除“于”出现一次外，其它几个助词，无一处出现。这就是说，当时的作伪者，极力模仿真《书经》的文法结构，因此处处注意用《书经》常用助词“若、予、则、于”等。而忽视了不常用的助词。这正好是弄巧成拙，反而露出破绽。
又如《中庸》有人认为是子思所作，而子思在孟子前。依崔述考证，《中庸》在孟子后，证据之一是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获其上„„”一章，比较了它们文法的优劣，认为《中庸》所用虚字不及《孟子》之妥适，从而疑《中庸》袭《孟子》，而非《孟子》袭《中庸》。
５、考证文字
中国文字有几千年历史，虽经演变，但一定时代有一定的书写形式。有的伪造者为托古，忽略了时代特征。如《短长说》的发掘者王世贞说，《短长说》是用“大篆”写在“竹册”上的，并说其文“多载秦及汉初事”，以证此书的著成及抄写时代是在汉景帝或汉武帝之时。而那时已通行隶书，今天出土的汉简，几乎无不是用隶书写成的，为何独有此书用大篆？大凡造伪者都好把事情假托古旧一些，王世贞恐亦如此。
６、考察词句
主要是从词句罅漏处解识真伪。古书中出现历代的人名、地名、谥号、朝代名等某些特定提法，往往是考辨真伪最好的线索。
书名，《孝经》后人伪称为孔子弟子曾参所撰，并列十三经之末。姚际恒辨曰：‚诸经古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曰《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自名《孝经》，自可知其非古。若去经字。又非如《易》、《惠》、《诗》之可以一字名考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其大言
者，故曰《孝经》’此曲说也，岂有取‘天之经’经字配‘孝’字以书名而遗去天字，且遗去‘地之义’诸句者乎‛？这是从书名上辨疑的。 人的称谓。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不是某人作。
如有人说曾参作《孝经》，但其文起首是“仲尼居，曾子侍”，这就讲不通了。曾子的“子”本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而尊称是别人称呼，万无自称为“子”之例。况又直呼师之字，这违背了最普通的常识。 其二是从谥号上辨析。
谥号一般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依据其生平德行而给予的称号。但如果书中称说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书有伪或有人增窜。如齐桓公死于管仲之后，而《管子》一书处处称齐桓公。商鞅死于魏襄王前 42年，而《商鞅》书中屡称魏襄王。 其三是从避讳上辨伪。
避讳是不直称君王之名。遇到这些字，以改字、空字成缺笔等办法加以避讳。利用避讳常识，可以断定古籍时代。汉文帝名恒，改恒山为常山，而《庄子》也称陈恒讳字。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考《宝刻类编》一书云：“《宝刻类编》，不著撰人姓名。考其编次，始周秦，讫唐五代，其为宋人所撰无疑。宋宝庆初讳理宗嫌名，改江西西路之筠州为瑞州。此编载碑刻所在，有去瑞者，又知其为宋末人也。”正是利用避讳判定一书的时代。
地名，中国历代地名或行政区域称呼不同。如《山海经》，旧称大禹、伯益著，而其中却引秦汉后的郡县名。可知书中有伪，至少有汉人添加成分。梅鷟揭露孔传注释《禹贡》地名之误说：‚渥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前后《汉书》之《地理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县）北山。积石山在西自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这是从地名上考察时与地矛盾，证孔传作于汉后，实为伪托。
还有在书中引后代朝代名称。如《尧典》中称本族为 “夏”，就是采用了秦前的称呼。
从词句方面辨析，不仅可以从个别词、名称上寻找伪迹，还可以根据句子是否抄袭旧作，从中发现抄袭旧作伪造的痕迹。如《古文尚书》中有很多词句取自诸经。又如《孝经》中‚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的，是从《左传》及杂史传中抄袭凑合而成的。而《元志》则几乎一字一句地抄袭宋敏求《河南志》的原文，以至连反映宋代时间概念的“今”与“国初”等字样，也被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柳宗元《辨文子》云：“考其书，盖驳（杂）书也。其深而类者少，窃之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
三、研究版刻特征以辨真伪
古代版刻不同时代有不同特征。我们如果对各个时代刻书的版式、书口、行款、字体、墨色、纸质及有无牌记等研究鉴别，找出疑点，也有助于进一步考辨其书的时代和真伪。
如明彭大翼辑《山堂肆考》，书商将书名挖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商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为证明这部伪书确系陈幼学纂著，又对原书序文进行剜改。这些手段，无论怎样高超，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仔细研究考察，大多数伪作还是不难识破的。剜改的书只要朝着光亮一照，伪饰之迹就显然毕露。
又如《新刊梁溪张大史文集》，题无锡张筹撰。但从版本、字体、纸张上细加考察，便可将伪书名、伪著者排除。该书实为《宋学士文集》，明宋濂撰。 伪题苏过所撰《斜川集》，在版本上面也露出伪作痕迹。染纸作古色，冒充宋版，伪镌汲古阁毛子晋藏印于卷末。
总之，只要多实践，多研究，掌握规律，就会发现疑点，由此再结合书的内容考核，就会使伪书露出真相。
四、寻找各种旁证以辨真伪
辨别一书真伪，可以通过同时代的其它作品来分析。如果“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如马融曾辨当时所传伪《泰誓》，就引证了同时代很多诸子书。 如引《春秋》中《泰誓》语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引《国语》中《泰誓》语：‚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引《孟子》中《泰誓》语：‚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引《孙（荀）卿》中《泰誓》语‚独夫受‛。
引《礼记》中《泰誓》文：‚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等等。
而这些引文，今文《泰誓》皆无，这说明其书为伪造之作。
还可以利用考古发现的古书及有关资料，因为考古发现的古书或有关资料，往往保存着这些古书或资料大致被确定年代的历史烙印。这对考察某些传世古书，提供了衡量尺度。即使非文字资料也可能提供考辨古书的证据.前人已经注意应用这一方法,
如南宋考据家洪迈在《容斋三笔》卷12《钟鼎铭记》一条中用铜器铭文印证商周文献。在《蚁尊象尊》条,用当世“所存故物”及宣和《博古图》所绘图样证“蚁尊纯为牛形,象尊纯为象形,而尊在背”，订正了汉儒注释之妄说。又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武兵法》与《孙膑兵法》解决了兵法著者问题。此外,1959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9篇《仪礼》、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前期墓出土的帛书(《易经》及其所附《易》说、《老子》甲、乙本, 《战国纵横家书》)、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出土的西汉前期《苍颉篇》、《诗经》、《论语》等等,也都给辨伪提供了新证。
第四节 辨伪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回顾前人辨伪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有正确的目的
辨伪在于求真,还伪书本来面目。因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考证,否则就容易将真籍错定为伪书,伪书说成是真籍。翻开伪书的历史,有两种倾向我们应引以为戒:
其一是门户之见.这种倾向的产生,一般是出于帮派之争或持有成见。由于门户派别之见,遇到与己派不相合或不利之书,虽是真籍,也要吹毛求疵,多方挑剔以为伪。与己派相合或有利者,虽伪也不免多方曲解以为真。目的不纯,越辨越伪这在辨伪史上不为少见。如《逸周书》中“克殷”与“世浮”篇,揭露了周武王的凶狠残暴。尊周之儒生定其为伪,对符合圣道的古书,一概奉为真籍。又如《孔子家语》是一部伪书,“ 四人帮”却利用其中记载孔子杀少正卯事件进行文化专政和政治上的血腥镇压,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为其阴谋篡权服务。
其二是猎新好奇,借发现伪书以炫耀其能。持这种态度,必然有证怀疑,无证也乱加怀疑,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断其伪。他们虽然也能发现一些伪迹,然而难免不出偏颇.
二、要掌握科学的辨伪方法
学习辨伪方法,掌握辨伪技能,是辨伪的基本功。许多辨伪学家都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科学的考证方法。张心澄还在《伪书通考》中将各家方法进行了归纳整理,这对开展辨伪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少走弯路,我们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攻读有关专著,多读古书,博闻多见,以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及辨伪水平。
三、要细加分析鉴别和分清作伪程度
伪书作伪的程度不同,其价值亦不同。因为书中一部分伪,或后人串入词句而造成与时代不符,就断其全部伪而摒弃,这是不利于开展学术研究的。如李太白《李翰林集》和苏轼《东坡集》,虽有不少后人之作掺杂其间,但剔除这类伪作,余者亦是研究李白、苏轼最重要的材料。
尤其是我国从周代开始,在文字上凡涉及当代君王或所尊重的名字,必须采用空格、改字等方法加以回避,不能直呼齐名。对此倘若不加鉴别,势必颠倒真伪。像孔子所著《春秋》,被称为信史,只因把鲁军被弑改写为卒,遂造成书真而事不真。如果一概视其为伪,那就大错特错了。
四、要充分认识伪书的价值
辨伪在于恢复伪书的本来面目，不是把伪书清除于书籍之林。伪书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情况，因而它不但有用，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伪书《本草》，虽假托神农，但仍不失为宝贵的医学史料，是历代中医学者的必读之书。尽管作者不真实，然其所写的内容必反映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保存了当时的史料。如伪托周公之作的《尔雅》，辨清其年代后，把它作为汉时的书籍加以研究，对揭示春秋及秦汉间的语言文学和当时的思想、社会风貌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五、辨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文化灿烂，典籍丰富，卷帙浩繁。经两千余年的辨识整理，发现伪书1，105部（据张心澄 1955年统计于《伪书通考》）。其中经部 88种、史部 98种、子部 324种、集部145种、道藏 33种、佛藏 417种。这些数字与我国古籍总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许多重要古籍尚未作过辨伪研究。而且前人已定的伪书也未必尽伪，定为真籍者也未必全真，许多疑案尚待探讨解决。试举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伪》、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中的几例说明。
诸子辨 四部正伪 古今伪书考 书名 判语 书名 判语 书名 判语 管子 非管仲自作 管子 真伪相杂 管子 真杂以伪 褐冠子 真 褐冠子 伪杂以真 褐冠子 伪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伪 鬼谷子 伪 吴子 真 吴子 战国人掇其 吴子 伪 议论而成 文中子 伪 文中子 真伪相杂 文中子 伪
以上可见，三家看法各异，结论亦不同。其它各家也是如此，因此辨伪的任务还是任重道远，很艰巨的。
辨伪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和考辨方法都还不够成熟，要达到系统化、科学化，必须坚持不懈地钻研，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只有这样，辨伪工作才会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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