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后真相”时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策略

探讨“后真相”时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策略

钱　丽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环境复杂。对于突发事件造成的舆情危机，政府治理起来比较困难。本文通过分析“后真相”时代出现的原因、舆情特点，剖析目前政府处理舆情危机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对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突发事件；政府；舆情危机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促使社会矛盾

更加突出，突发性公共事件屡有发生。“后真相”时代，网络成为突发事件舆情发酵、发展和爆发的摇篮，推动并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交织伴生的复杂形势，带来了诸多挑战。”［1］

给中国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治理

探讨如何化解突发事件的舆情危机，已成为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当务之急。

一、“后真相”时代

（一）何为“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

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2］

目前，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受众容易被社交媒体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影响，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二）“后真相”时代出现的原因

“后真相”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生产力达到一个阶段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新闻来源，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大大提高，但网络缺乏“把关人”，评论具有匿名性，虚假新闻过多；其次，社交平台引流使用的算法推荐功能造成“后真相”的泛滥；第三，在网络集体情绪的煽动下，人们容易失去理性，被情绪控制，忽略事件的真实性，听信谣言。

二、“后真相”时代突发事件引发的舆情特点（一）突发事件的界定具体而言，突发事件是指难以预料的、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产生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事件。互联网时代，但凡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件曝光，网络上就会掀起一层巨浪，舆情汹涌，给政府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二）“后真相”时代舆情的特点“后真相”时代，新的媒介环境舆论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1.舆论主体的角色多重性。从信息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在近三年的舆情事件中，公众扮演了舆情事件的

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多重角色。［3］

社交媒体成为舆情发酵的主要阵地，网民不仅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接收者、网络舆情的消费者，也可以敲打键盘成为舆情的生产者和推动者。舆论主体的三重角色共振，是2.视频成为新的舆论载体。互联网时代，公民新闻激增，人们可以将突发事件现场视频即时发布到网络，网络自媒体在利益驱动下公布调查视频。较于传统的文字、图片，视频具有听觉和视觉的冲击力，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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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8883（2018）01-0094-02直观。同时，网络提速与资费下调，扩大了用户的媒体

近用权。当下B站弹幕、抖音短视频火热，更是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新渠道。

3.理性思考让位情感诉求。从成都女司机被打到罗一笑事件，此类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发生了数次反转。事实未浮出水面之前，网络意见领袖率先发声，营造主观的舆论氛围，舆论反复出现一边倒现象。“后真相”时代，人们依旧会对已被证实是假新闻的新闻投入大量关注，情绪无限放大，理性之声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4.戏谑狂欢的情绪化表达。从“帝吧出征FB”到王宝强离婚风波刷爆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以90后为代表的原生代网民拒绝严肃的话语方式，更喜欢以戏谑和狂欢为主的情绪化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特点是，人们在发表言论时更愿意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臆断新闻事实，曲解和重塑真相。

三、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现实困境（一）社会转型期矛盾尖锐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全面进入改革攻坚期，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社会群体分化，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等问题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人们普遍存在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这也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诱因。在“后真相”时代，人们总是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以快速“站队”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对新闻当事人进行标签化的定义。面对此种状况，政府处理问题遇到重重壁垒。

（二）澄清速度落后传播速度在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传播十分迅速，网民往往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当人们看到与自己既有印象和观点相符的新闻时，习惯依靠自身的感性判断宣泄对热点事件的情绪。同时，政府的反应慢、程序多，政府工作人员理念落后，媒介素养不够，导致事实澄清速度远慢于舆论热议。例如，“红黄蓝”事件的爆发，相关部门尚未给出调查结果，谣言已满天飞。（三）网络民粹主义泛滥

民粹主义是指平民论者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主导政治。“后真相”时代，某些怀疑极端民粹主义情绪的网民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各种极端言论、煽动性言语及谣言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例如，“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某些网民将在网络上散布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恶意揣度，污染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给政府的网络舆情引导增加了困难。（四）政府陷入塔西陀陷阱

塔西陀陷阱是指不受欢迎的政府，无论其政策好与坏都会使人们产生抵触感，即政府出现信任危机。

“后真相”时代舆论的新特点。

第9卷第1期 2018年01月Vol.9 No.1January 2018“红黄蓝”事件中，官方回应缓慢，不但没有达到扼杀谣言与稳定舆情的效果，反而因为事实披露不完全、多方视角被限制、不同声音被压制而丧失公信力。当今关于舆论的敏感词越来越多，删微博、删微信文章等动作时有发生，群众对政府的积怨和怀疑越来越深，政府深陷塔西陀陷阱。

四、“后真相”时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策略

从大兴火灾引发的后续事件，到“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疑云，这些舆情事件都在提醒政府要修复“信任故障”。主要建议有以下四点：

（一）第一时间公开信息

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突发事件，政务信息公开应成为常态。从实际影响来看，政府的事实解读功能“失灵”或者关键时刻“失语”，将会使政府陷入被动。当政府提供的信息、服务和参与渠道不被公众认可，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就很难发挥。这就要求政府抢在“黄金时间”发布信息，运用新媒体和多方渠道助推政务公开，引导正面舆论走在负面舆论之前，阻止谣言滋长和舆情恶化。

（二）发布准确信息且统一口径做到第一时间公开消息之后，政府还要确保对外发布的信息必须是准确有据的，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数字说话，以防某些网络新媒体抓住漏洞大肆炒作。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起因、处置情况等一些重要问题，要事先做好内部沟通，只有在对外发布时统一口径，才能显示其公正和权威，从而赢得主动权。（三）健全科学的反应机制一般而言，科学的治理机制在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从当前的治理实践来看，各级地方政府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并未构建起科学、系统的机制体系。首先要做的

就是更为细致地划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职责权限，

尽快建立相应部门以及比较系统有效的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同时，也要善于总结他国对相同事件的处理方式，再结合我国国情和类似经验，不断完善机制及预案。

（四）借助第三方辟谣机构公布不实信息增强真实信息发布的透明性，是政府在“后真相”时代修复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但是，“后真相”时代的网民面对越来越多靠情绪驱动传播的信息，真相与谣言赛跑，政府要善于借助微信辟谣助手、微博辟谣平台、相关社会舆情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发声，也可以利用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引导网民理性思考。

五、结语

基于“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的问题已成为互联网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而政府作为网络舆情监管的公共机构，是应对和化解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关键，责任重大。面对目前的舆论生态，政府工作人员要提高媒介素养，创新宣传方式，采取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舆论。只有主流观点在观点市场中站住脚，让主流声音压倒噪音和杂音，才能为政府进一步服务社会提供契机。参考文献：

［1］ 陈果.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J］.社会科学，2016（02）：35-41.［2］ 史安斌.“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N］.人

民日报，2017-11-03（07）.［3］ 朱磊，李文静.“后真相时代”舆情传播的特点及原因

［J］.新闻战线，2017（06）：37-38.作者简介：钱丽（1994—），江苏南通人，黑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

（上接第93页）印象即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单一和概括性的看法。新闻工作者把自己定位在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群体，表面上看其没有参与到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实质上却与报道对象具有存在建构关系，因此，被报道对象的“他者化”会被显现和强化。（二）偏见

李普曼认为偏见是一种先在的判断，在人们的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的固有成见，在了解世界之前，已经对世界的样子有所刻画，这些先入为主的认知会对我们认识世界形成偏见。新闻工作者的偏见，会使其以脸谱化的方式报道其他群体对象，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该群体的行为，导致报道不客观，形成“他者化”报道。就如同媒体在报道越南新娘时带的都是“骗婚”这类影射。

（三）媒介框架媒介框架，在新闻报道中具有选择与凸显的作用。新闻工作者运用媒介框架挑选事实、“框画”事实以及重组事实，从而对文本授予特殊的内涵，建立拟态环境，影响受众的认知，导致受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有所偏颇。而媒体以主观立场选择新闻并进行报道，这就造成了特定报道对象群体的“他者化”现象。四、建构理性的新闻报道方式

由上文分析可知，新闻报道不是对越南新娘的真

实还原或再现，而是创造出半虚构的事件。而这一虚构中代入了性别意识形态中对越南新娘的固有观念，使得这一呈现变得易于接受与“合情合理”。同时，新闻报道中对越南新娘的建构处在父权逻辑和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越南新娘自身对跨国婚姻的看法被湮没，在不平等的性别支配结构之下，本应该充满异域浪漫色彩的跨国婚姻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由此，建构理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闻工作者应坚决抵制“主我”偏见。媒体不能只站在主观的角度对他者的形象进行“主我”偏见报道，而应以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报道事件，包括文化背景介绍、被报道人的看法等。其次，新闻报道要突破“框架”模式。新闻媒体人需要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对他国及其人民进行报道时，不要囿于常规新闻框架模式，要促进“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避免出现新闻报道的“他者化”。参考文献：

［1］ 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

与“他者”制造［J］.新闻大学，2012（2）：72-79.［2］ 连淑锦.台湾地区主流报纸再现大陆籍女性配偶之形

象分析［J］.新闻春秋，2015（4）：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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