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豪侠小说的兴盛与中晚唐社会现象

唐豪侠小说的兴盛与中晚唐社会现象

作者：李小荣

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摘 要: 唐代游侠之风盛行,随之而产生大量优秀的咏侠诗,而同样表现豪侠精神的豪侠小 说由于文体承载内容不同等原因,兴盛时间明显晚于诗歌。由于体裁不同,豪侠小说对唐代 豪侠精神的表现与诗歌存在许多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特点。 关键词:豪侠小说;中晚唐;侠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0)02-0064-06

The flourishment of chivalrous novels of Tang Dynasty and soci al phenomena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 ang Dynasty LI Xiao-rong

(Poetry Center of China,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 hina)

Abstract:The prevalence of chivalrous mode in Tang Dynasty resu lted in an abund ance of

excellent poems of chanting chivalry.However,chivalous novels which al so exhibit chivalry thriv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a time signific antly later than chivalrous poetry due to different contents.Because of differe nt genres,chivalrous novels are much different from chivalrous poems in embodyi ng chivalry and demonstrat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chivalrous fictions;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 ty;chivalry

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豪侠、刺客形象时见记载,这与当时交通发达,经济繁荣 ,城 市商业兴旺有关,而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1],更促成了少年喜剑术 、尚任侠的风气 。唐代许多诗人有游侠经历,流下了不少游侠诗。据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论》[2]54-67统计,《全唐诗》、唐人史料、笔记、传奇小说中有四百多首咏侠诗。 唐代咏侠诗产生于初唐 ,兴盛于盛唐,而豪侠小说产生于盛唐,兴盛于中晚唐,明显晚于诗歌。

一、豪侠小说的兴盛时间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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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侠小说初兴于盛唐,但是当时创作的篇目有限,内容简单,小说艺术水平有限,豪侠小说 真正的繁荣兴盛期在中晚唐。本论文论述涉及的豪侠小说包括31篇:《太平广记》193至196 卷收“豪侠”小说共有25篇,其中《李亭》乃述汉代事,出自《西京杂记》,不在考虑范围 ,再加上许尧佐的《柳氏传》、《玄怪录》中的《郭代公》,蒋防的《霍小玉传》,《传奇 》中的《韦自东》和《蒋武》,《酉阳杂俎》中《马侍中小奴》,薛调撰《无双传》,共31 篇(参见表1)。

从表格可见,创作于盛唐的豪侠小说仅1篇,即《彭闼高》,占3%,中唐5篇,占16%,晚 唐17篇,占55%,五代8篇。代表作《昆仑奴》、《虬髯客》等都基本产生于晚唐。 豪侠小说的兴盛时间不仅比诗歌晚,甚至比唐传奇的兴盛时间还要晚,原因如下: (一)文学体裁承载内容的不同

唐代咏侠诗兴起于唐初,这是伴随着初唐兴起的少年任侠之风而产生的,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体现了唐人积极向上的昂扬精神和建功立业的英雄情结。到盛唐,咏侠诗创作达到高峰, 李白、杜甫等人都创作有咏侠诗,如李白的《侠客行》、《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 王维的《少年行》等。诗歌这种形式适于言志和抒情,而游侠无拘无束生活及为国建功立业 的豪侠英雄豪情,以及个人功业无成的忧闷与愤慨,都能可以借助诗歌很好表达。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市井俗文学走向兴盛,到中唐,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 不再那么抱有期望,小说成了他们逃避现实寄托理想和显示个人文才的载体,因而唐传奇到 中唐达到鼎盛,标志着小说的成熟。到晚唐,战乱、藩镇割据使文人失去自信,豪侠精神也 由关注建功立业转向自我完善,在侠义精神上有向魏晋南北朝回归的趋势。不同于诗歌对功 业的歌颂和不得志的忧愤,以传奇事为创作方向的小说更适合表达重然诺、报恩复仇的豪侠 行为,因而中晚唐,随着游侠诗的衰落,豪侠小说开始兴盛。 (二)晚唐藩镇养士风气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盛世景象不复存在,中央权威严重削弱,而藩镇势力不断增强,唐中央 政府虽多次试图削弱藩镇,却收效甚微。这些藩镇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 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有意 识地拉拢一些有着特殊的技能的侠士,成为壮大自己力量,打击报复对手的重要工具。刺杀 、暗杀、抢劫行为屡见不鲜,唐以来的养士风气至晚唐愈演愈烈。 (三)晚唐读者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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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社会动荡,宦官干政、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于水深火 热之中,生活无望的百姓对官方的正义性已经失去[3]信心,他们转而寄希望于那些有着 一身绝技,同时又以打抱不平、济困扶危为己任的豪侠之士的出现。 二、豪侠小说中体现的侠义精神 (一)重然诺

重然诺是《史记》以来侠义之士的重要品质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塑造了一系列的重 然诺、轻生死的侠客形象,并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4]此后重然诺便成为侠义精神的传统之一,是“侠” 的人生价值之所在,是“侠”的本质特征之一。唐人咏侠诗中不少歌颂古代侠义之士重诺轻 生之作,如李白《侠客行》中就凸现了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重诺轻生的侠 义精神。

唐人小说《侯彝》中也塑造了一个重然诺的侠义之士侯彝,他藏匿国贼,虽经御史百般拷掠 ,“终不言贼之所在”,因为“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本篇虽短小,却塑造出一个重 然诺的侠义之士形象。虽然他藏匿国贼的行为并非正义,但是从作者的态度以及代宗并没有 严惩他的结果来看,当时人是认可他的这种做法的。 (二)恩仇必报 1.报恩

豪侠小说中表现豪侠报恩之作不少,陈寅恪先生认为中晚唐小说创作的流行与当时的科举制 度有密切关系,许多士子在未中第之前先写一两篇展示自己才华的小说投递给权贵,先博取 名声,进而为中举铺路。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些小说中表现恩报观念的作品便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侠客为‘报恩’而行侠也是唐代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心态的一种曲折反映。” [2]54-67“因‘感君恩重’而行侠,充满着“长揖蒙重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的赤胆 和快意恩仇的渴望”[2]54-67。《红线》中红线乃唐潞州节度使薛蒿家青衣,“时至德之后 ,两河未宁”,魏博侯田承嗣欲吞并潞州,红线女主动请缨,夜入田府,盗其金合,化解两 地征战“以是报恩”后离去。《无双传》中刘无双与表兄王仙客青梅竹马,后遭逢泾原兵变 ,刘震因曾任伪官被处死刑,无双没入掖庭。王仙客得无双提示,寻求富平县古衙役,厚遇 之。一年后以救无双事相求,古衙役乃求得茅山道士之药,令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 假死药,成全一对有情人,后自刎以报恩。《昆仑奴》写崔生仆人昆仑奴磨勒,主动帮助主 人与红绡女结成夫妇。

这几篇小说中的豪侠都有着有恩必报的信念,体现了中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观念, 这种观念可能是小说创作者的一种曲折心态的体现,但是它也符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 2.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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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小说中的豪侠都是恩怨分明的,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的。《贾人妻》中王立失官潦倒 ,逢一妇人,同居两年,妇人以此掩藏身份,伺机刺杀仇人,并把儿子杀死,然后消失。《 崔慎思》崔慎思因应进士举寓居京城,逢三十余美妇,乃纳为妾,两年余,产一子,后一夜 ,竟取郡守头报父仇,杀子别崔慎思。《谢小娥传》中谢小娥在父亲和丈夫被杀死之后,花 了三年的时间,找到仇人并伺机杀死仇人报仇。《蜀妇人传》中蜀妇人因父亲被害,而隐姓 埋名嫁一男子,后杀死仇人,并杀死自己的儿子消失。

有意思的是,以上四篇小说中选择复仇的都是女子,她们所采取的复仇方式也非常相似,都 是先隐居下来,觅得一男子与她成为夫妇,藉此潜伏下来,伺机复仇。而她们一旦成功立即 离开是非之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报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 贾人妻》),“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 请从此辞”(《崔慎思》)。小说中掩盖在美丽容貌之下的女侠客都有着一颗坚定的复仇心 ,她们为达目的与他人同居或成婚,以掩盖身份,一旦成功立即离开京城,态度果决而坚定 ,没有丝毫犹疑,甚至为了断绝念想亲手杀死亲生儿子。人物太过绝情,手段未免残忍,但 作者同时为他们的行为设置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动机,即为亲人复仇,《贾人妻》中虽 然没有明说为谁复仇,但是很明显不是为丈夫就是自己的父母,而《崔慎思》、《蜀妇人传 》、《谢小娥传》中则明确是为父报仇,而这种为亲人尤其为父复仇的行为在以孝治天下的 时代,是很具有可恕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礼大于法的时代,这种行为能够博取时人的同情和 理解。可见这类小说中的女侠缺少了人间的情爱,却具有仇必报的侠义精神,而这一点是 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也是作者所力赞的,正如《崔慎思》结尾作者对妇人杀子行 为评价的那样:“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者莫能过焉。” (三)仗义行侠 1.打抱不平

《郭代公》中郭元振下第,自晋至汾,夜行至一处,逢一即将被献给当地乌将军的女子,郭 元振仗义相助“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 之手也”。当晚与乌将军共食,伺机以刀断起手,天明循血迹捕杀一头大猪。《韦自东》韦 自东贞元中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除却害死僧人之夜叉。“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 ,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荆十三娘》唐进士赵中于僧房中认识女商荆十 三娘,共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赵友人李正郎之爱妓被强人所夺,十 三娘竟致焉。《宣慈寺门子》韦昭范等人宴席,有恶少破坏,宣慈寺门子因看不惯傲慢无理 、骄纵无理的恶少行径,竟出手相助,痛惩恶少,后来知道恶少的强大后台紫衣宦官时,仍 毫无惧色,继续迎面痛击。《胡证》胡证与裴度同年,“质状魁伟,膂力过人”,一次裴度 有难,乃救之。《蒋武》蒋武“魁梧伟壮,胆气豪勇。”“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一日 一猩猩跨白相来请杀山南二百里之巴蛇,蒋武射杀之,象乃以象牙报恩。此外,在小说中虽 然不是主角,却对主角的爱情起到重要推进作用的《昆仑奴》中的磨勒、《霍小玉传》中的 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他们都是秉承着怒平不平的观念,不计个人安危,用武力和 智慧达到解纷排难的目的,促成有情人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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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作品可见,这些小说中的豪侠能够在别人有难时,仗义出手,怒平不平之事,郭元 振杀乌将军和韦自东杀夜叉都是为地方除害,宣慈寺门子除暴惩恶,荆十三娘和许俊、昆仑 奴都是成人之美,而黄衫客则是激于义愤强行挟持李益到霍小玉住所,其中所彰显的正是豪 侠所称许的仗义行侠精神。

2.义侠:明辨善恶是非,侠义伦理道德精神

义是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义”。他认为“ 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义利观成为中国古代评判士人道德精神的重要衡量标准。到唐 代,这种观念也深入到小说领域中,在豪侠形象的塑造上也出现了有别于传统任侠使气的侠 客精神的一面。

《冯燕》中塑造了一个白无辜的豪侠形象冯燕。他少“以意气任侠,专为斗鸡戏。魏市 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沉匿田间。”此后他为躲避官府追捕,至滑,为贾耽所 留。又与滑将张婴妻私通,婴归,乃躲藏于张妻裙裾后,头巾落于枕下,滑指头巾,示意张 妻取之,张妻竟以巾旁刀授燕,意杀其夫,而燕竟杀张妻,后张婴被逮,将死,冯燕乃自陈 罪状,贾耽上陈,得免死。如果说他早年的行为可算他少年任侠行为的表现,更多的有市井 侠少的风范,更多追求的是任侠使气。那么他此后杀张妻的“杀不义”行为以及后来主动自 首的“白无辜”行为,则明显是一种道义的选择。《李龟寿》中李龟寿奉命潜入白敏中宅邸 ,伺机刺杀白敏中,后来被白敏中德行所感,乃放弃刺杀,投靠白敏中。因此李龟虽然是一 个刺客,受命于主人,但是他并非善恶不分之徒,他也有着自己明确的评价标准,他了解了 白敏中的德行,为其所感,最终投靠了正义的一方。此类的小说还有如《义侠》,某官救一 罪人,后羁旅,逢之,发现此人欲杀自己,乃逃出县境,与仆人从叙述经过被罪人多拍刺客 听到,刺客竟杀县令。《聂隐娘》聂隐娘本奉魏博将军命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没有成功 ,竟投靠刘昌裔。《虬髯客》中虬髯客本有天下之志,后来发现英主李世民后,主动将所 有家资赠与李靖,从而间接帮助了李唐王朝的事业。

这些侠客虽然多少或得旧主之恩或得旧主之利,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善恶判断标准,义与不 义的衡量准则,一旦发现事实真相,不惜背叛原来的主人,投身明主。因此这些侠客的这些 行为与中国传统文士希冀遇求明主的愿望是一脉相连的。而这些侠客在善恶、是非的道德判 断上则又有符合中国传统“义”的精神。晚唐政治家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把中国传统侠士 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即侠客 重气,更要以义为本,即“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5]3978的境界,将豪侠的行为纳入 到儒家传统理论规范中,认为真侠应该能辨明善恶,像不杀赵盾,承基不杀志宁那样, 而那些只是任气而不知道义的人都是盗贼而已。这种言论将原本开放的侠的定义缩 小了,对当时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盗侠

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一些身负绝技的盗侠形象。《田彭郎》中田彭郎“行止不恒,勇力过人。 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他凭借自己的绝技盗取了文宗皇帝心 爱的白玉枕,后被设计折左足抓获,当文宗皇帝诘问完之后竟感叹说:“此乃任侠之流,非 常之窃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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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子》中有一群以车中女子为代表的盗侠,他们个个拥有绝技,“有于 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他们后来盗取了皇宫中 的宝物,并借吴郡人的车马以装运宝物,后马被官府捕得,循线索抓住吴郡人,车中女子又 把受自己牵连的此人从监狱中救出。《潘将军》三鬟女子因与朋友相戏而盗取潘将军的玉念 珠,后将原物奉还。如《车中女子》盗侠车中女子借用了吴郡人的车马以装运宝物,后马被 官府捕得,官府循线索抓住吴郡人,车中女子又把受自己牵连的吴郡人从监狱中救出。此外 《酉阳杂俎》中的《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马侍中小奴》这些人都是 有着绝技的侠盗,有的精通剑术,如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有的天生神力,如马侍中小奴 。

可见,这些盗贼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盗贼,行为乃“非常之盗窃”,他们的不同之处可用《 潘将军》中王超一句话概括\"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窃攘”,即盗窃、抢夺的意思,“ 攘窃之盗”即指那些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盗贼。王超所谓“非攘窃之盗”,不同于一般的鸡 鸣狗盗之辈,即那些并不是以个人得利为目的的盗窃活动,而是那些拥有高超技艺的大盗, 他们不屑于一般的偷盗抢劫行为,主要盗取皇宫或权贵富豪家中的宝物,“以展示他们的高 超本领和对王法的蔑视”[6],有点类似于后世大盗的“劫富济贫”的行为,但是行为目的 却并没有上升到“济贫”的境界,更多的是出于炫技和对王法的蔑视心理。《潘将军》中三 鬟女子之所以盗取玉念珠乃与朋友的游戏行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 ,后将玉念珠奉还,当潘将军等人备好金玉缯帛要赠送给她时,“已空室矣”。可见这些大 盗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小盗,他们不以利为目的,但是也没有上升到以“义”为目的的“济贫 ”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赋予了蔑视权贵、个性独立的意义,成为时人包括一些文 人称羡的对象,也成为他们曲折表达自己不愿屈侍权贵心声的人物形象。 隋末大乱,本多盗贼,龚鹏程先生认为唐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借助了侠盗的力量,“ 所依仗的重要主力,乃是原先由李密统领的一支。李密亡命时,曾匿于大侠王季才家,及起 事,则任城大侠徐师仁从之,故称雄于一时。所以李密所部,根本就是一个侠盗集团。…… 唐初开国功臣,多半与侠义有关,其子弟受此濡染,殆属必然。”[7]因此唐王朝的后世帝 王臣子对这些侠盗又敬又怕,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所录:

(高宗)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 、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 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 梏, 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 不亡一钱[8]。

从以上这一段可以看出当时侠盗声势之大,这应该也是唐人小说中不断出现侠盗形象的一个 更重要的深层原因。

三、豪侠小说所体现的侠风特点 (一)重个人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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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所表现的豪侠多数是中下层百姓,而他们所体现的侠风也多是为中下层民众所能接受 的方式,并不一定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而小说在对这些豪侠之士描写的时候,重点凸现 这些侠客身上的个人魅力,例如,轻功、剑术等等,并不着力于他们是否符合正统的价值观 念,他们的行为能否纳入正统的道德秩序中。没有建功立业愿望,没有远赴边疆报效国家的 雄心壮志,这些豪侠坚守原有的侠义传统,他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然诺恩仇,保持着睚眦杀 人、亡命作奸的传统,如为一己然诺而置大义于不顾窝藏国贼的侯彝,如藏身市井伺机复仇 的贾人妻、崔慎思妻等,很明显,这些行为并不符合后世对狭义标准,却在当时却得到了认 可。

本人认为这种文学的表现一方面有着它的现实基础。大唐是比较自信的王朝,能以宽容的态 度对待各种思想文化。对一些特立独行的行为,统治者也能够容忍,甚至还大加赞赏。例如 田彭郎虽然盗取了皇帝最喜爱的玉枕,皇帝亲自审问后竟称其为任侠之士。此外,这一文学 表现符合唐传奇的创作宗旨。唐代传奇小说来源于汉魏志怪小说,宗教色彩减少而娱乐性赠 钱,其创作初衷和目的都与文人的猎奇心理有关,而豪侠们不同常理的行为更容易激发文人 的创作欲望和阅读欲望,在虚构的世界中满足人们“征异话奇的消遣娱乐的需要”[9 ]。 (二)义的原则的加入

除了传统侠义精神的豪侠,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能够明辨是非、识大体、明大义的侠士。如 虬髯客等人。这些侠客他们不同于传统侠义精神重视个人的恩怨情仇,而能以义作为评判自 己和别人行为的准绳,他们的侠义观念中已经自觉融入了儒家的思想理论。李德裕在《豪侠 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所谓不知义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谓贯高危汉祖者是也;所与者邪,所害者正, 为梁王杀袁盎者是也。此乃盗贼耳,焉得谓之侠哉!

唯不贼宣孟,承基不忍志宁,斯为 真侠矣。淮南王惮汲黯,以其守节死义,所以易公孙弘如发蒙耳。黯实气义之兼者[5]3978。

李德裕的这段侠义理论对当时的豪侠精神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也成为晚唐评价 侠义精神的重要准则。到中晚唐,对豪侠精神的认定,已经突破了初唐、盛唐中少年游侠的 任侠使气,而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节义成为评价侠义行为的新的道德标准。因此,任侠的 精神就从原来的游侠的注重个人然诺、个人恩仇的狭小范畴,延展到符合社会道德评价标准 而更契合儒家伦理体系的社会范畴。因此,那些只知道任侠使气而不知义的所谓豪侠,在李 德裕看来“皆可谓之盗矣”,因为豪侠而没有气义,“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 。

然而,唐代豪侠小说中这种“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豪侠形象还是比较有限的。虽然 李德裕已经提出这一观点,然而文学与时代以及文学与思想未必一致,文学表现一般滞后于 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而叙事文学又滞后于抒情文学。这也正是何以豪侠精神兴起于初唐, 豪侠小说却到中晚唐方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唐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时代,儒 家思想指导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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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方真正确立其思想统治地位,因而具有儒家特色的侠义观念虽然开始萌 芽,然而并没有形成气候。总之,唐代豪侠小说兴盛于中晚唐,在时间上滞后于游侠诗。由于产生时代以及体裁的不同 ,豪侠小说对狭义精神的表现内容较之于诗歌更广泛,同时更详备而真实,因而更全面地反 映了中晚唐的豪侠精神。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35.

[2] 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论[J].文学遗产,2001(6):54-67. [3] 李日方.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 61:1454.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13.

[5] 李日方,徐铉,宋白,等.文苑英华[M].北 京:中华书局,1966. [6]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70. [7] 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85.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107.

[9]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 48.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