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学：详解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方法

值得一学：详解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方法

联合作战计划拟定的目的是理清各种作战行动间的逻辑关联和资源关联，及这些行动的可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关系。计划拟定过程通常在计划执行之前，且在各级指挥所同步展开，通过反复推敲、逐步精进，从而使计划更符合联合作战目的。美军已将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有效贯彻于联合作战计划拟定程序之中，这为联合作战综合效能发挥提供了重要前提。该程序是一个逻辑严密、计算科学的任务情况分析和方案拟定过程，始于受领任务，再经由任务和情况分析，行动方案拟定、分析、比较及选定，最后形成作战计划或者命令。

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从受领新任务开始，在战役层面这个新任务通常来自统帅部命令或者指示。受领任务后即实施初步评估，搜集各种必要资料，并依据指挥官初步的参谋作业指导进行任务分析。美军联合作战任务分析环节包含几个步骤，主要目的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是军事决策过程的关键步骤，也是体现效果作战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知己部分包括分析上级命令或指示，确定指定任务（Specified Tasks)、潜在任务（Implied Tasks)、基本任务（Essential Tasks)以及上级对本级的作战指导和作战约束，主要目的是理解上级作战意图（包含上二级)，同时明确本级任务，以支持或实现上级作战意图。从基于效果作战角度描述就是本级遂行的作战任务必须能支持或实现上级作战意图。

知彼、知天、知地部分主要通过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实现，即以巨系统的观点分析作战环境，认清系统间或系统组合（System of Systems)间节点与链接的逻辑关联，从中辨识敌人的重心、关键能力、关键需求、关键弱点以及敌人的作战意图和行动，通过情报、监视与侦察部门的积极作为，及时满足指挥官关键情报需求（Critic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增进指挥官及参谋对敌我和作战环境的理解，并据此整合可用作战资源，拟定行动方案，在决胜点上达成所期望的战果和目标。

任务分析完成后，即可定下初步决心，拟定行动方案。这个过程将融合战争艺术、作战原则等概念和系统工程方法，综合运用重心、决胜点、作战线、顶点、分支等作战规划要素[9],串接作战意图、目标、任务、资源和时空环境，最后通过联合作战计划拟定及随后的行动执行，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在方案拟定过程中，指挥官与参谋只有深刻体会并运用效果作战概念,才能掌握作战主轴，合理规划行动顺序，精确分配所需作战资源，适时下达正确决心，确保当前与未来作战行动均能与任务及最终目标一致。

行动方案拟定完成后，即可进行分析（兵棋推演）和比较。指挥所运用兵棋推演系统

对每个行动方案进行分析，帮助指挥官和参谋理解每个方案的优缺点，最后使用决策矩阵来评估各方案的突然性、灵活性、持续性、战果战损和风险。随后，指挥官根据兵棋推演分析报告，选定核准一个最有可能获胜的行动方案。最后，根据选定的行动方案，参谋人员把指挥官决心转换为作战计划或者命令，以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1+1〉2”的效果。

联合作战效果最后能否达成及满足预期目标，必须在执行过程中或者战后，以战略、战役及战术视角加以判断。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详细说明了各层级任务与行动间的逻辑关联[3],如图5所示，并提出运用效果度量（Measure of Effectiveness,MOE)和性能度量(Measure of Performance,MOP)评估任务与目标的完成程度。效果度量用于评估系统行为、能力或作战环境的改变，并量测所获得的战果、已达成的目标或产生的影响，可以用量化或者定性的方式进行描述，其中以量化方式描述时可以反映出整体趋势及任务执行进展。性能度量通常用量化方式进行描述，多用于战斗评估，针对具体数据或特定行动的直接观测结果，以决定任务执行成效。效果度量和性能度量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评估过程中主观臆测易引起争议的权重等因素，在信息化战争中极具参考运用价值。

相对于依靠直觉思维的决策方法，基于效果的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具有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规范化、可操作等特点。

理性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只是更加注重军事决策过程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是从决策者行为角度，而不是从决策者心理角度来研究和规范“决策”，处处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以完全理性为前提，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已经发展出相当完备的行为决策理论和模型化方法,来确定问题、提出备选方案、评估和选择方案、运用选定的方案，通过反馈确保选定方案的有效实施。对照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可以发现它完全是行为决策模型的翻版。其中，通过受领和分析任务可确定问题，拟制行动方案可提供多种备选方案,行动方案分析和比较可评估和选择方案,选定核准行动方案则可确定将要实施的方案,生成命令是为了通过命令下达确保选定方案的有效实施。其次，计划拟定过程需要注重理性的逻辑推理和精确的定量计算,其中兵棋推演步骤更是将这种理性逻辑推理和精确定量计算发展到极致。

基于效果的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对计划拟定的所有步骤、指挥官和参谋的具体行为、信息的流向和输入输出的产品都有明确要求，并以条令形式加以规范，以指导各层级行动和演训。同时，它在文书格式、资料类型和具体用语等方面也有严格要求。例如战场态势用各种透明图标示，行动方案要有文字表述和图解，兵棋推演有专门的记录格式,行动方案选定核准过程使用决策矩阵等。为了理解一致和避免歧义，还对军事术语进行了标准化工作。

更重要的是，标准规范的计划拟定程序有利于辅助决策工具的配套开发与集成使用。美军已经以联合作战计划与执行系统（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ystem, JOPES)为主干，各军种计划系统与之挂接，创建了一个一体化的计划拟定人机交互系统。JOPES按照标准的联合作战军事决策活动框架,为指挥官与参谋提供从资料收集、

任务分析，到方案拟定、推演评估，再到计划拟定与执行的全过程全要素支持。

为充分发挥各层级指挥官与参谋的集体智慧并控制时间成本,美军联合作战计划拟定过程采用并行协作的作业方法。首先，强调指挥官与参谋共同参与。参谋不再被动等待指挥官指示,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情报准备、战役战斗计算，并向指挥官提出自己的信息需求。其次，强调不同专业参谋间的分工协作。在任务分析阶段，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需要同时分发给各业务参谋，指挥官与参谋共同分析和理解上级作战意图，保证每位参谋同歩进入情况，同步展开作业。在方案拟定、分析和比较阶段，各业务参谋提供相应的评估资料，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表意见，拟定相关的保障方案。再次，强调不同层级指挥机关间的同时并行作业。上级不是等到形成完整的决心方案后才以计划或者命令的形式向下级明确工作，而是适时通过各种“简报”形式向下级说明情况,尽早启动下级的军事决策过程。同时,建立“指挥官关键信息需求”这一工具来促进各层级的情报收集与共享。

基于效果的联合作战计划拟定方法是美军自海湾战争后在指挥控制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发展，被美军及其盟友普遍采用，为美军实施联盟间、军种间的联合作战指挥提供了一

致性基础，有效提高了美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