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视野下的野胡形象浅析

作者：李甜甜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

摘要：“野胡”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其《格列佛游记》中塑造的文学形象。本

文旨在从伦理学的角度对野胡形象进行浅要分析，从而进一步发掘《格列佛游记》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野胡慧骃伦理《格列佛游记》

野胡，即yahoo，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其《格列佛游记》中塑造的文学形象。小说中，主人公格列佛进行第四次海上冒险时，漂泊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那里，他首先遇见的便是人形的野兽野胡，并遭到了“他们”的非难与攻击。后来，格列佛与该国主人慧的交好，使其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类人的野胡一族的举止行动，并以理智、警醒的态度反思人类自身的种种行为。

一般认为，“人”是宇宙中地位最尊贵者，世间万物莫贵于人。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人是作为行为实践的主体出现的，人往往最富有理性和智慧，是“万物的灵长”。正因为如此，人虽有动物的本能，却要在文明世界中受到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而在《格列佛游记》中，“人”的形象却与此迥异。野胡拥有人类的体态特征，虽与普通人类的外貌有些差异，却“完全是一副人形”。然而，慧国的野胡一族却不似格列佛所熟知的欧洲人种，它们野蛮、粗鲁、狡猾、污秽、难以驯化，丝毫不能体现人类世界的智慧与伦理。与之相对，慧国的主人慧，虽为马形，却深受理性文明的浸润，展现出自诩理性生物的人类也无法企及的高尚道德品格。在小说的这一部分，斯威夫特褪下人类多年理性文明的外衣，将“人”这一族类逐至天真赤裸的状态，回归到类似野胡的原始动物形象，对人类现有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合理性造成了冲击，从而引发了以格列佛的反思为代表的诸多道德自问。另一方面，斯威夫特构建了一个以慧国为代表的大同、纯净的道德乌托邦世界，为人类的伦理自救之路指明了方向。

一、镜中之照：“陌生化”的慧国

小说中，野胡一族所在国度的主人乃是人类世界中的非理性动物——马，它们被称为

“慧”。在格列佛的生存经验中，像人“这样的生物是唯一具有统治权的理性生物”，因此，当他初次与慧交往时，慧的行为举止所表现出的理性痕迹令其感到震惊。他认为，“能把毫无理性的动物驯化到如此地步的人，一定是全世界民族中最有智慧的”。然而，在慧的认知中，格列佛与它们雇佣的兽类野胡并无太大区别，它同样认为，“一个毫无理性的野兽竟然能表现出理性生物的某些迹象，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彼此“误解”的格列佛与慧，犹如镜面切分的相照两端。正是在这样的互照中，格列佛作为“人”的意义才在慧以兽待之的反常举动中规避了某种先入为主的优越性。

在斯威夫特笔下，“慧”是被赋予高贵品德和至上理性的生物，是“自然之至美者”。慧国是文明的净地、道德的乌托邦世界。慧所体现的种种德行，几乎是理性作用的最优范式。它们友谊、慈善、睿智，虽富有理性却丝毫不受邪恶的污染，出身高贵的慧被大自然赋予了所有的美德。理性于慧而言，并非助长私欲之物。对于权力、战争、刑罚等诸多事情，慧毫无认知，甚至在听到这一类词汇时，会感到震惊和愤怒。

慧国对于人类世界而言，可以说是“陌生化”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人们对生活中许多熟悉的事物习以为常，浑然不觉其独特的性质，习惯使人们对这些事物（包括言语行为）的感受变成自动的。而艺术的任务就在于恢复人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感受，让人们带有一种新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从而产生一种新奇感，这就是陌生化技巧

产生的效果。”野胡和慧形象的产生即是这种陌生化技巧应用的产物，人们往往习惯于以“人”的身份待人，以“兽”的身份待兽；以人类为理性生物，以兽类为非理性生物。在慧国，“马”取代了“人”的位置，人形的野胡却是“兽”。慧作为野胡的主人，独占的不仅仅是理性，更是未受污染的精神品德。即使是相较于野胡拥有绝对理智、饱尝文明成果的格列佛，也因为无法达到慧的道德境界，不愿再接受自己“人”的身份。

斯威夫特的这种“陌生化”努力无疑是富有深意的。野胡是“人”的变形，野胡形象所能引起的新奇感受，绝非仅适用于某一个体。作为旁观者的格列佛，在与慧交好后，不再以先入为主的身份忽略和包庇人类的某些行为，他发现，野胡与人类实在大有相同之处。野胡野蛮、自私、贪婪、肮脏的本性，在人类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格列佛甚至认为，“继续在野胡中生活，重又陷入堕落之中，在追求美德的路途中失去榜样，迷失方向”，是他能设想的“最大不幸”。格列佛的种种反思，同样会在读者的脑海中产生。在斯威夫特笔下，以格列佛为代表的人类虽然有受理性文明作用的痕迹，却仍然没有剔除野胡的诸多劣质，人类的文明相较于慧种族的文明是低下的，就像格列佛和野胡的区别一样。慧这些四足动物具有颇多美德，而人类现代文明中与慧高贵的种族文明相对应的，却是沦丧的道德、无边的私欲。可见，野胡是人类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让人“看到自己”，慧则是人类在野胡形象的冲击之下进行道德的自我拷问时更为直观的参照物。

二、“人”“兽”互证：野胡形象的伦理内涵

人是动物的一部分，但人由于有“理”而得以与其他动物相区别。小说中，格列佛的可教育性，他的文明和干净都令视野胡为畜类的慧感到吃惊。不同的是，野胡虽然“完全是一副人形”，却是未蒙理性之光照耀的低等种族。与格列佛相比，支配野胡行为的完全是动物的本能，它们没有半点“人”的行为能力。野胡赤身露体，食用的是植物或动物的肉，而格列佛始终穿着衣服、鞋和袜子，他能够鉴别牛奶的品质，会动手做燕麦面包，这些都是格列佛拥有理性思考能力、长期处身文明世界的印迹。野胡表现出的种种未开化的动物行径，让格列佛“离这些畜生越近，越增长憎恨之情”。然而，随着格列佛与慧的交往渐深，他在向慧介绍人类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人类其实并不比野胡文明多少。金钱、淫乱、饕餮等等，这些现代文明世界中颇具标志性的符号，其实都起源于人类如野胡一样的野蛮、贪婪、欺诈的本性。在与慧交往之前，格列佛对这些错误“一点也没有察觉”。但是，就如同慧所感知到的那样，“当一种声称具有理性的生物，能够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它担心理性的堕落比野蛮的堕落更坏”。拥有理智的人类一旦屈服于私心与罪恶，就会比单纯地作为畜类的野胡更令人不齿。

野胡这一形象抛弃了人类作为“人”的先入为主的优越感，直观地表现了人作为“兽”的一面。当格列佛首次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触人形兽相的野胡时，他由衷地感到厌恶。野胡的兽相是因为它们没有理性世界分辨、克制、遮掩的概念，它们的种种行为皆出自动物的本能。格列佛视野胡为“兽”，却在后期逐渐认识到，“人”与野胡在本质上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人”虽贵为自然界中最具理性的生物，却不能避免受到贪欲、私心的支配和障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虽在理性作用之下披上了厚厚的文明外衣，却仍然以“人”的身份做出了不可计数的“兽”的行径。观之于现实世界，斯威夫特所指责和警示的道德异态，并非是偶然、单一的。集中营、屠杀、酷刑、原子弹、奸淫、盗抢、贪腐、拐卖等等，这些历史上触目惊心的名词的存在，始终提醒着人们，人类其实从未倚靠自然赋予的理性将身上的野胡气息涤除干净。

三、向“人马”借路：野胡形象的伦理启示

毋庸赘言，《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内涵丰富、颇为复杂的讽刺艺术杰作。可以说，讽谏之旨是《格列佛游记》的基本精神。慧国的存在，充满了斯威夫特乌托邦式的想象，弥漫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气息。慧的最高行为准则，就是“培养理性，一切受理性支配”。道德、善恶、纲常、教育、修心……人类需要强大的内心意志和刚硬的外在约束才能维持下去的良好生存秩

序，在慧国这片乐土境内不过是最自然平常的举动，这里是斯威夫特心中最为憧憬的道德桃源。反观现实，人们或是受制于个人私欲，或是失足于同伴的邪恶和堕落，或是被外力裹挟违背天德，道德的滑坡、伦常的失禁未必能在已是波涛汹涌的湖面引起多大的涟漪。

野胡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象征，野胡们所体现的某些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在人类身上同样应验。譬如，“在它们国家野胡畜生之间发生内讧的原因，与我所描述的本国内讧的原因，基本是一样的”。斯威夫特这种令魂灵脱体以旁观自我的尖锐尝试，让以格列佛为代表的人类清醒地察觉到自己的错误。人类虽然长期占据理性的高地，却非如慧一样以理性规范和克制自身。当人类的自负达到某种不可控的地步时，理性反而将成为堕落和罪恶滋生的温床。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的相关描绘，传达了其对人类身份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某种质疑。当文明的外衣被褪下，“人”的身份被否认，周围的掠夺、争抢、血腥、杀戮却并未消失，人类的世界依然表现为兽类的世界，甚至，“理性的堕落比野蛮的堕落更坏”。野胡形象是斯威夫特对于现代文明中道德沉沦、是非颠倒、伦理失血之状的醒目警示。这一形象体现的整体反思精神无疑是前卫的，无论是作为陪衬慧国理想乐土的某种道具，还是人类直观地“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野胡形象的伦理意义都将是无比深远的。

参考文献：

[1]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2]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20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作者：李甜甜，南昌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赵斌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