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救国时报》

2019-09-24

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为宣传抗⽇救亡，先后领导创办了不少报刊，⽽其中诞⽣于海外的《救国时报》（前⾝为《救国报》）最富有传奇性。《救国时报》出版始末

1935年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全⾯侵华准备。由于国内⽩⾊恐怖严重，⽆法公开出版刊物号召⼴⼤民众团结救亡，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海外创办⼀份宣传抗⽇民族统⼀战线政策的中⽂报纸。

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5⽉15⽇办起了《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半⽉刊，旋改周刊，编辑部设在苏联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出版社中⽂部内，印刷和发⾏所设在法国巴黎。当时通过陈云的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套汉字铜模，由编辑部在莫斯科编校好⽂稿，打成纸型搭飞机送往巴黎印发。不久，《救国报》就⾸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宣⾔》)，在海内外各阶层⼈⼠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国民党当局眼看《救国报》影响愈来愈⼤，感到坐卧不安，想查禁⼜鞭长莫及，遂利⽤外交⼿段施压。同年10⽉，《救国报》正要发⾏第16期，忽然接到法国政府“停⽌邮寄”的通知。为此，党组织派吴⽟章到巴黎进⾏交涉，他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说：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抗议也⽆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论、出版⾃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稍加修改（保持⼤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民族统⼀战线正在开展，国内⼈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需要很急，⽽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会引起各⽅⾯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九”那天，⼜继《救国报》⽽出版了。把汉字报头增加⼀个“时”字，并不⼤引起⼈们的注意;⽽在法⽂报头上，却如同新出⼀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同年12⽉9⽇，《救国时报》⾸期在巴黎出版，它实际上就是早已排好的《救国报》第16期。《救国时报》刚印⾏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刊、三⽇刊，为对开⼤报。它开辟有时评、社论、⽂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艺阵地、华侨⽣活、读者来信等栏⽬，内容丰富⽣动，报道及时迅速。《救国时报》利⽤上海《新⽣》周刊订户名单和地址，⼴泛邮寄到国内，当时上海和许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同中央失去联系，他们正是从中了解了党的抗⽇民族统⼀战线政策，才开始宣传和⼯作的。该报的发⾏数量增长很快，创刊时仅销售5000份，未满⼀年就猛增⾄20000份，其中国内约10000份，不仅在北京、上海、⼴州、重庆等⼤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县城内也读者众多，⽽且⼏乎是每份报纸都⼏经传阅；在国外的发⾏范围遍及各⼤洲4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600余订户。1936年2⽉11⽇新加坡的读者曾致函该报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都愤恨⽇本和⼀切卖国贼汉奸，⽽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友⼈带《救国时报》⼀张到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

《救国时报》先后由廖焕星、李⽴三、陈潭秋等主编，张报、于⾟超、邱静⼭、赵毅敏、欧阳新等担任过编辑；设在巴黎的印刷和发⾏所，则相继由吴⽟章、吴克坚负责。当时办报条件极艰苦，但⼤家都废寝忘⾷地⼯作。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民族统⼀战线形成，《救国时报》原定的使命完成了。1938年2⽉，《救国时报》出版第152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它迁到美国纽约与党领导的《先锋报》合并，仍以《救国时报》名称作为以华侨为对象的报纸继续印⾏。⾄1939年10⽉，《救国时报》终刊。《救国时报》虽然仅存在短短数年时间，但政治影响⾮常之⼤。较早向世界全⾯介绍长征

众所周知，长征被西⽅学者称为“历史上最盛⼤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的远征史诗”。然⽽，较早向世界全⾯介绍这⼀伟⼤壮举的乃是《救国时报》。

1934年1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经过四渡⾚⽔、突破乌江、抢渡⾦沙江、强渡⼤渡河等艰难历程，长征队伍于1935年5⽉31⽇抵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王稼祥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决定由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领导恢复⽩区党的组织，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络并报告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很快，红军攻占四川天全、芦⼭，陈云装扮成商⼈模样，悄悄离开了部队。

1935年7⽉初，陈云辗转来到申城，在沪期间除了努⼒开展党的秘密⼯作外，还抽空准备给共产国际的⼀个报告，并记下了长征中许多难忘的情景。7⽉下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云⼏经周折与在沪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来电:鉴于上海环境⼗分险恶，难以⽴⾜，请陈云尽快赴莫斯科，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同年9⽉上旬，陈云秘密乘坐⼀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再从那⾥乘⽕车去莫斯科，很快见到李⽴三等。在交谈中，李⽴三从陈云那⾥了解了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见闻，他以⽼朋友⾝份委托陈云担任《救国时报》“临时记者”，抽空完成这⼀长篇报道。于是，陈云迅速把从上海带去的回忆长征⽂稿整理成近3万字的《随军西⾏见闻录》。

从1936年3⽉开始，《救国时报》等刊物相继连载《随军西⾏见闻录》，署名“廉⾂”，注明“廿四年（按即1935年）⼋⽉于沪

滨”。同年7⽉，《随军西⾏见闻录》出了单⾏本。不久，应⼴⼤读者的要求，《救国时报》编辑部⼜决定将此“见闻录”和同在该报连载的杨定华撰写的关于长征的⽂章合集为《长征记》⼀书。此书不久流传到国内，有些书局重新排字印刷，形成了多种版本。

《随军西⾏见闻录》假托⼀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动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进⾄四川天全、芦⼭，历时⼋个⽉、途经六个省的经历，⾼度赞扬红军将⼠浴⾎奋战夺取⼀个⼜⼀个胜利；同时还有好多细节描述，如：“⾚军之作战⽅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之特长。故在⾚军中，有诸葛亮之称”，“⾚军军官之⽇常⽣活真是与兵⼠同⽢苦。上⾄总司令下⾄兵⼠，饭⾷⼀律平等。⾚军军官所穿之⾐服与兵⼠相同，故有‘⽕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另外，⽂中也总结了红军之所以有顽强战⽃⼒的原因：⼀是红军官兵团结⼀致、⼠⽓旺盛，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是红军所以不被击败，反⽽⽇益扩⼤，是由于民众给红军以⼤⼒⽀持和帮助；三是红军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但由于有红军领袖的英明领导，克服了困难。陈云因从⼩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善于抓住种种细节，将长征中惊⼼动魄的故事写得⽣动活泼，把红军将⼠的⾰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极具可读性和感染⼒。

《救国时报》发表的《随军西⾏见闻录》，是⽐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更早的长征⼝述史；结集出版的《长征记》，则较全⾯地宣传了长征。它们冲破反动派的严密新闻封锁，戳穿敌⼈制造的红军“逃窜”的谎⾔，使各国⼈民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并向世界宣告中国⾰命已出现了曙光。《救国时报》与东北抗⽇联军

由于⽇伪当局对新闻舆论的严密控制，以及“因为做游击战争，驻地不定，国内消息⾮常隔阂”，东北抗⽇联军很难得知外界真实信息。当时，《救国时报》曾成为其最重要的⼀个“窗⼝”。

从1935年秋开始，东北抗⽇联军第⼀军陆续收到《救国报》。《救国报》从国外传到东北，其路程是⼗分艰难的。⽽《救国时报》的开头⼏期，则是由东北义勇军领导⼈李杜驻上海办事处⼏经辗转，冒着风险传递过去的。杨靖宇看到最初⼏期《救国时报》“如获⾄宝”，将其视为重要的精神⾷粮。1936年夏，他在主持召开南满党的第⼆次代表⼤会时，所作报告中关于海内外形势部分的材料⼤都取⾃《救国时报》。他多次要求⼲部、战⼠都认真阅读所得到的《救国时报》，从中了解和领会党的抗⽇民族统⼀战线政策，认清国内外形势，增强抗⽇救国必胜的信⼼。东北抗⽇联军⼀团胡育在给《救国时报》的信中谈到：“我们此次接到贵报，⼤家都把它当作宝贝⼀样。我们的军司令部下了⼀道命令：（1）全军将⼠及弟兄均须分组读完各期报纸;（2）读后各组分头进⾏讨论；（3）读后，报纸由各班班长保管……我们想把我们所做的抗⽇反满事业写些出来，寄给你们，转告国内外同胞。”

《救国时报》不但连续报道东北抗⽇联军的情况，还发表了不少与之相关的重要⽂章，如1936年4⽉20⽇刊出的《学习东北抗⽇联军的教训》说：“现在的东北抗⽇部队，虽然多零星散乱的颇带⾃发之现象，可是总的趋势则趋向⼀致团结、统⼀指挥的抗⽇联军的组织。”6⽉30⽇转载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的《民族英雄杨靖宇》指出：“杨靖宇与赵尚志、王德泰等成为东北⼈民唯⼀有希望、有信仰的能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杨司令是东三省第⼀个执⾏游击战术的⼈”，“杨司令不但现在是东北反⽇反帝战争的坚决领导者，我们敢相信，不久以后，他会变成伏罗西洛夫⼀样的世界伟⼤⼈物之⼀”。10⽉30⽇发表《先⽣致章陶邹沈四先⽣信》，信中对东北抗⽇义勇军战绩及作⽤有⾼度评价：“我们东北抗⽇义勇军能够进⾏继续英勇的抗⽇⽃争。敌⼈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损失‘⼗万以上的⽣命和⼏万万的⾦钱’，并使⽇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的功劳与帮助。”据统计，《救国时报》陆续登载“⽇寇铁蹄下的东北”专栏⽂章14篇、“东北义军捷报”27篇、“抗联⽂告”16篇、反映东北抗⽇联军⽃争的通讯29篇。

《救国时报》在办报中因经费不⾜，⼀度难以为继。东北抗⽇联军将⼠闻讯后，尽管本⾝很艰苦，仍节⾐缩⾷积极给予⽀援。1936年8⽉12⽇，杨靖宇亲⾃致函《救国时报》：“看见贵报上所公布的各地读者捐款，知道你们的办报经济上是很困难，似有不能维持之势。贵报的救国事业，也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虽苦，给养尚可获得各地⼈民之志愿供应。所以我们全体⼠兵都⼀致同意通过，由本⽉饷项中节捐出国币⼀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外，并公推兄弟⽤全军名义致函贵报，聊伸微意。捐款已设法由上海汇上，谅能收到……”杨靖宇的这封信，充分表达了将⼠们对《救国时报》的深厚情谊。《救国时报》在同年11⽉15⽇登载了该信，并在“按语”中说：“当我们意外地收到了这⼀封从远道寄来的信时，本报同⼈全体读之，真是感动得要流泪了！”

《救国时报》的许多⽣动报道，不但⼤⼤⿎舞了东北抗⽇联军将⼠的⽃志，还使全世界都知道在东北⽩⼭⿊⽔之间，有⼏⽀英勇队伍在为中华民族的⽣存⽽顽强战⽃。及时向国际社会揭露南京⼤屠杀

有的学者认为，中共最早通过创刊于1938年1⽉的《新华⽇报》（汉⼝版），多次报道了⽇军在南京的⾎腥屠杀。

其实，《救国时报》从1937年9⽉下旬起便密切关注⽇军在南京的动向：9⽉26⽇，发表《⽇寇连续猛烈轰炸南京⼴州等

地》；10⽉10⽇，发表《残暴兽⾏⽇益增长》，指出：“⽇寇这样疯狂残暴，其主要⽬的就是要造成我国之恐怖⼼理”。在南京⼤屠杀发⽣仅⼀周，即12⽉20⽇，《救国时报》就发表《⽇寇攻宁⼤肆残暴》，对这⼀暴⾏进⾏揭露：⽇寇“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据《伦敦每⽇邮报》通讯员称，彼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律加以枪毙。沿江⼀带，⼫⾝狼藉。⽇寇机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少之⼫⾝，⾎⾁模糊，断⼿刖⾜，惨不忍睹……”

1938年1⽉⾄2⽉，《救国时报》继续揭露与谴责⽇军在南京的暴⾏。1⽉5⽇，发表《⽇寇在南京的兽⾏》；1⽉31⽇，发表《⽇寇的残杀奸淫，绝灭⼈性》；2⽉5⽇，发表《我国妇⼥同胞积极参加抗战》。《救国时报》曾多次愤怒地痛斥：“⽇寇在

南京的兽⾏，实在是极尽野蛮⿊暗，绝灭天良⼈性”，“吃⼈的魔⿁，还没有这样凶残”。

《救国时报》对南京⼤屠杀的揭露，不仅⽐《新华⽇报》（汉⼝版）更早，还⾛在著名的《⼤公报》之前，因为《⼤公报》从1937年12⽉23⽇开始才以《侵华⽇军纪律⽇见堕落》为题发消息。⽽在此时，《中央⽇报》、《申报》都处于暂停出版的状态，当然不可能刊登这⽅⾯的消息。所以，《救国时报》的报道是迅速的，并领先于国内发⾏的中⽂⼤报。它向国际社会揭露南京⼤屠杀的真相，“为维护⼈道、正义、公理与和平，共起制裁⽇寇，援助我国抗战”，起了⼴泛⽽及时的号召作⽤。《救国时报》关于南京⼤屠杀的报道，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对近年⽇本右翼散布的“南京⼤屠杀并⽆早期传播，似乎是事后⼈为制造出来”的谬论的有⼒回击。《救国时报》始终与中国⼈民的抗⽇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在宣传党的抗⽇民族统⼀战线政策、⼴泛发动海内外同胞奋勇抗敌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党在战争年代创办于海外的最有知名度的报纸，因⽽⽆论在我国现代⾰命史上，还是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摘⾃《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作者为哈哈画报社副社长兼执⾏主编、副编审）注：本⽂为⽹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场⽆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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