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别是外交经历总结探索的结果。综观《君主论》,讲的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主旨是君主或其他类型的专制统治,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心问题不外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这两个方面。书里推崇的是强力而独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特点。在《君主论》问世的年代,几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君王们大都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课耀眼的明珠,他在人类历史让第一次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区分开来,《君主论》是他的主要作品,成书于1513年,当时梅迪奇成为弗洛伦撒的主人,马基雅维利被免去了一切职务,他赋闲在家写了<君主论>这本书,并将其献给梅迪奇以求一官半职,但是这并没有让梅迪奇对他产生多少好感,最后马基雅维利忧郁而死。
《君主论》在欧洲的政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时的欧洲这处在一个历史的交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破企鹅的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个时期封建领主制即将崩溃,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教会的势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开始消退减弱。作为那个时代的君主也迫切的需要一个政治理论上的引导,所以《君主论》符合了当时的历史发展的需要。《君主论》对历史上和当时的事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论述了君主国都是以何种形式的来,如何维持,以及君主如何统治自己的军队,大臣,如何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等。但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的出发点并不是站在一个理论领导者的角度来诉说,而是欲通过此书以换取一官半职,在书中不免有些偏颇的言论。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书的历史价值。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自然的从哲学方面论述了国家改革的客观性,他说“随着统治年代的久远并且连续不断改革的记忆以及造成改革的原因也不是会被遗忘消失,因为买次改革总是会为下一次变革留下再次进行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发展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改革时不能避免的。当然马基雅维利并不是这个出发点,他认为作为君主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确立自己的政治文化与思想在人民的大脑处于主题地位,在一个新的执政者上台的时侯首先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树立一面旗帜,其他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要在这面旗帜下去运作,这样人们曾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服从他的管理。当然这也要在新的政权建立时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的前提之下。从当时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基雅维利时在维护资产阶级已经获得的政治利益,反对改变时局。
马基雅维利说:作为君主,如果只是善良就会灭亡,一个君主必须狐狸般狡猾,狮子般得凶狠。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般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忘恩负义的,是易发生改变的,是没信誉的,人们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因此,作为一个君主维护自己的政权的稳固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善的一面还是恶的一面,它都是一种手段。在国际上,外交能力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外交政策的对抗,君主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就像狐狸一样狡猾,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洞若观火,这样才能在纷繁的国际关系中生存下来。不过韬光养晦的政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在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关系到国家主权的时候,强硬的外交立场时必须的,对待敌人要像狮子般凶狠。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武力和军队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思考战争、军事制度和武装训练问题;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值得注意;国家的主要基础是法律和军队,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当君主树立的“信仰”对人们失去约束力量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说话,迫使人们就范。武力使人类社会的秩序产生了深刻变革,“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人皮日休这句话,我以为其精辟程度并不亚于马基雅维里。 《君主论》里有很多权术,正是基于这种“性恶论”而提出来的。君主必须比所有人都凶残邪恶,统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雾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塔列朗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主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多重性格。君主不是君子,但却必须是伪君子。君主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虽然干的是男盗女娼的勾当,但却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君主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统治为标准,如果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本性的深刻认识,连君主都感到害怕。这部献媚之作,生前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但在他死后四百多年,《君主论》却被作为礼物献给墨索里尼,并且在德国,成为希特勒施行专制极权统治的“思想奶娘”。 “君主务必把担待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对一段统治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而民心民力的获得,就在与君主的施政手段与个人魅力。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