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1975年铁路整顿

邓小平与１９７５年铁路整顿

作者：丁 戎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21期

[摘 要]1975年，邓小平以迥异于“文革”的思路，选择铁路问题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把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用于解决其他部门或省区的问题，以铁路促全国。不但扭转了铁路事业长期混乱的状况，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铁路整顿因此成为邓小平施展卓越治国才干的极富挑战性的政治舞台。 [关键词]邓小平 铁路 整顿

作者简介：丁戎（1966-）女，徐州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97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2月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批准，决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经历了2次沉浮的邓小平再次走入权力核心。他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把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用于解决其他部门或省区的问题，以铁路促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整顿，内容涉及军队、钢铁、文化教育等领域。1975年因此被称为整顿年。不但扭转了铁路事业长期混乱的状况，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铁路整顿既是全面整顿的开局之作，也为邓小平全面施展卓越的治国才干提供了极富挑战性的政治舞台。

但有些路段的问题并没有在此过程中得到根本解决，比如郑州和兰州铁路局。表明在维护“文革”的大背景下，拨乱反正的艰难。

一、以铁路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1975年的中国历经9年“文革”的影响而处在非正常状态。各行各业问题成堆。邓小平选择铁路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主要有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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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铁路本身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铁路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具有大运力、低成本的优势，连续性、直通性、全天候性、陆路中长距离物流和客流规模性特点，能在更长距离、更广范围内、更密集地发挥经济辐射作用。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铁路的发展对英美等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人把它喻为\"经济起飞的脊梁\"。孙中山先生曾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我国铁路事业的大发展时期。新建修建了多条铁路，其中包括不少的新中国第一。如第一条新建铁路成渝铁路，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第一条穿越沙漠的电气化铁路包兰铁路。自主制造了第一台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铁路管理制度法规。列车正点率举世闻名。因铁路的修建又带动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开创出铁事业设欣欣向荣的局面。铁路事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想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必须保障铁路大动脉的正常运转。

二是“文革”中铁路事业发展遭受很大挫折，问题严重，亟待整顿。1975年初，铁路问题发展成“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即铁路运输当前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具体表现为：

运输不畅。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如徐州、郑州、南昌等，导致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主干线不通畅，波及其它铁路干线的运输无法正常进行。

事故频发。1974年，“发生行车重大和大事故755件。”[1]（P5）平均每天有2起多。如果再加上中小事故，数字更是惊人。而事故最少的1964年全年只有88起。[1]（P5） 管理缺位。持续不断的派系争斗使铁路各级领导班子难以正常开展日常管理工作。直接的结果是铁路干部职工纪律涣散，规章制度行同虚设。

生产下降。在增加了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的情况下，运输产量从1965年的日装车5万辆降到1975年的3、4万辆。

机车损坏。全国机车完好率只有60%。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正因如此，那时人们一谈到国民经济的状况，总是归咎于铁路运输的阻滞。而这也并非夸张。比如，徐州站运输堵塞，导致沪、宁、杭等城市的煤炭供应紧张。“上海的存煤，经常是只够一个星期用。”[2]（P101）而在郑州铁路局，甚至发生过随意扣留国家调运物资的情况。其所属新乡分局，竟然“扣下过路的运煤列车，把煤卸下卖给当地，从中渔利。”[2]（P125） 三是邓小平胸怀全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然。可以说，铁路问题，是“文革”时期诸多领域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究起主要原因，是人为的派性斗争。铁路整顿的核心是批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其实质是对“文革”的否定。“他完全知道，这样做会触怒‘文革’势力，而且也极有可能令毛泽东产生不满。”[3]（P373）但他“早已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3]（P373）心里装着的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直言不讳地说那种“抓革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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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抓生产危险”的论调是“大错特错的。”他指出要发展国民经济，“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1]（P5）正因如此，他反复强调铁路问题的解决“不能拖、不能等。”

二、邓小平的主要举措

一是指示起草了铁路整顿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1月，铁道部的成立和万里就任铁道部长可以说是铁路整顿的开始。在万里上任不到20天的时间里，邓小平2次召见他，听取汇报并就铁路的领导体制问题、干部管理问题和运输生产问题做出明确指示，要求铁道部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同时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文字不要太多，文章不要太长，关键的东西要写明白。”[2]（P102）

据此，万里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当审阅初稿时，邓小平亲笔加上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2]（P103）正式把反对派性问题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简称为9号文件。文件共5条，对铁路的管理体制、铁路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做出了规定，提出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做斗争。文件旗帜鲜明，措施具体，对铁路整顿及各项整顿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纲领性的积极作用。几乎成为代表铁路整顿的一个重要符号。 二是抓徐州铁路分局问题的解决。

当时徐州铁路局已经长达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派性斗争极其严重。站内线路堵塞，货场货物堆积如山，全国瞩目。2月底，“踢派”“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武斗。”[2]（P106）徐州因此形势紧张。3月10日，在邓小平亲自部署下，万里率领工作组进驻徐州。万里要求徐州铁路分局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为此，他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传达9号文件精神，平反“五一六”冤案。经邓小平亲自批准，逮捕了派性头头。经过10多天的努力，徐州铁路的生产运输形势大大改观。到4月底，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生产运输任务，津浦、陇海线的徐州区枢纽畅通。为铁路整顿开了个好头。万里把徐州铁路局问题解决方式概括为宣传贯彻中央9号文件、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整顿好领导班子等5条经验。徐州局迅速改变面貌的典型，在全路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总结：“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值得大家很好学习。”[1]（P9）

三是坚决反对派性。“文革”时期的铁路问题更多的是人为派性斗争造成的。不仅铁路系统，全国各地、个行业都有，带有普遍性。但派性头头往往是“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以“革命造反派”自居，又有“四人帮”做靠山。批判派性，其实质就是对“文革”的否定。而要想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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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果，反对派性是无法回避的。对此，邓小平做了分析，认为搞派性的人，“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1]（P6）而对那种少数利用派性浑水摸鱼搞破坏的人，“不处理不行。”[1]（P6）针对处理派性问题可能出现的复杂尖锐的情况，他态度强硬地表态：“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1]（P6-7）

为了增强反派性的力度，他把反派性的问题写进了9号文件。当万里处理南昌铁路局的派性问题遇到困难时，他果断表态：“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2]（P114）南昌铁路局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他反复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1]（P9）他提倡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选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充实班子。

三、铁路整顿的重要意义

一是树立了全面整顿富有成效的积极形象。到1975年7月，全国铁路的混乱状态已经改变，安定团结的局面逐步形成，加强了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铁路沿线秩序好转，基础工作有所加强。在消除派性的基础上，运输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都有所提高。铁路运输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徐州、……昆明等地区运输堵塞的局面，已经基本改变。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已经畅通。”[2]（P123）“运输急需的津浦复线、太焦铁路和北京、天津、石家庄枢纽工程，都加快了进度。”[2]（P123）至此，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长期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铁路“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让人民群众从铁路整顿中看到，“文革”造成的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百姓生活困难的状况，只要下决心纠正，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二是为其他部门的整顿积累了经验。由于铁路问题的产生比较有代表性，它的解决也就有借鉴意义。万里在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介绍解决徐州问题的情况，邓小平概括：“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做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2]（P113）在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提到目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4个问题：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都是解决铁路问题中的主要做法。邓小平说，“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1]（P10）“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P10）谈到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说：“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1]（P14）而军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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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他强调：“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1]（P20）自3月起，“军工企业已按中央九号文件开始整顿。”[3]（P370）关于发展工业，他指要求“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1]（P30）而“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1]（P32） 三是为邓小平施展卓越的治国才干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政治舞台。

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长期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其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到1975年，他经历了极具个性的两落两起。而这时，“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只有他（指邓小平）算一个壮丁。”[3]（P410）对邓小平，毛泽东寄予厚望，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3]（P329）“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诺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3]（P338）邓小平真正是授命于危难之际。但他的初衷与毛泽东的希望是矛盾的，“他要全面纠正‘文革’错误，挽回‘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3]（P342）在这种充满风险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承担起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开始了全面治理国家的新阶段。他选择铁路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让复出工作的铁道部长万里挂帅，首先抓问题严重的徐州铁路治理，同时与“文革”时期的派性问题做坚决斗争，强调组建强有力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要求解决铁路的问题不能拖、不能等，使混乱的铁路迅速面貌一新。他又以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整顿其他部门，部分扭转了国家“文革”以来的混乱状况。充分展示了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卓越才干。 四是说明了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治理整顿的艰难。

铁路和其他部门的整顿基本用的都是传达9号文件、反对派性、整顿领导班子、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党的政策等类似方法，带有鲜明的邓小平特色。一旦他的政治地位出现动摇，整顿、尤其是铁路整顿必将出现新的情况。

郑州和兰州铁路局的领导人由于有支持派性的政治力量做靠山，同样的解决办法在这里就不能完全奏效。他们对铁道部工作组的决定阳奉阴违，被处理的人也多次向中央告状，严重时甚至扣押铁道部工作组成员黎光，连副总理王震打电话也不放人。1975年8月，随着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发表和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邓小平倾力而为的全面整顿工作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到了1976年2月份，对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处理，竟以被处理过的派性人物的胜利而告终。3月，铁路运输生产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装车量只完成计划的60%，卸车量只完成计划的50%。”[2]（P144）“京广、陇海、津浦等干线不畅通。”[2]（P144）铁路整顿的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万里因此受到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整顿是邓小平的“罪状”之一；而“批邓联万”，有人在铁道部贴了标语云：“万里不倒，火车不跑。”历史经过整顿的1年后，似乎又回到了1年前的起点。

1975年的铁路整顿经历了由乱到治再到乱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说，铁路整顿并没有完全进行到底。由铁路整顿开始的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文革”的否定，这就决定了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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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可以预见的结局。但它让百姓看到国家由乱到治的希望，看到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求实奋进的作风，为后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邓小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张广友，丁龙嘉，万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