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宗族研究综述
阳水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上海,200234)
[摘要]自唐中期后得以迅速开发的江西,在元明清成为宗族典型分布的省份。江西宗族的资料较早整理,成果较
多,特别是成系统赣南地区的宗族村落的调查;但是除了梁洪生的江西公藏机构族谱调查是专门的研究,其他都是透过宗族村落的调查,研究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而对江西民间的海量的族谱未引起足够的调查整理。作为地理上自成单元、宗族典型分布区域的江西,其研究成果与相邻省份如广东福建,相距甚大,这与江西自近代以来的衰落相关。然而要深入了解挖掘江西文化,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所以还需建立在族谱等宗族文献基础上的更为精细的宗族研究成果。
[关键词]宗族研究;江西;综述
中图分类号:K89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1-0101-09
江西①地处中国东南,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在地理上自成单元,东有怀玉山、武夷山脉,南有大庾岭、九连山脉,西有罗霄山脉,而长江横亘于北形成天堑,东、南、西部主要为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70%,中北部有鄱阳湖平原和吉泰盆地。初唐文豪王勃称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然而对照江西开发史,这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②江西自唐中后期才得以快速开发,至元、明、清时期江西在全国处于处于领先地位,近代以来江西极速衰落,正如有学者提到“在华南,实际可以断定,江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从一流的产生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省份沦落为二三流的省份。”③
江西的自然条件、开发史某种程度上规定着江西宗族的发展、江西宗族研究的开展。作为典型的宗族大规模分布的地区之一,元代江西族谱数量常建华和森田分别统计都位列全国第一;④宗韵对四库系列中所有明代文集谱序进行统计,发现全国共1595篇谱序,其中江西662篇;⑤清乾隆时人凌燽观察到“据详江右风气,大都聚族而居......江省聚族而居者皆有祠堂”。
⑥
宗族在中国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相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早已从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研究进入到了实证性研究阶段。⑦有关江西宗族的研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除了零星出现在相关通论性的论文或专著中,基本未见专门的研究。近代以来江西经济、文化日益边缘,以致其宗族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相关专门的研究出现,而江西开发史也决定了其研时段基本为明清以后。本文即聚焦于专门研究江西宗族的成果,进行学术史的梳理。
作者简介:阳水根(1990-),男,汉族,江西萍乡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宗族史。
①本文所讨论的江西以现今江西省范围为限。
②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载梁洪生等著.《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期,第1页。
③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明士在哈佛燕京学社2006年举办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载刘平,刘颖,张玄芝:《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9,第348页。
④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⑤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卷2,《清史资料》第3辑,第208-209页。
⑦其详请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40-162页;《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第75-87页;《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第85-105页。
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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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宗族文献资料整理
宗族文献资料的整理是宗族实证性研究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族谱的调研、收集和宗族村落的调查报告,这些是宗族研究学术增长点的基础。
梁洪生对江西族谱的调研与整理用力最多,早在1993年即发表《江西现存谱牒简介》①首次对江西各公藏机构所藏旧谱的数量进行了调研,并根据江西各县市地名志编纂过程中所收集、记录到的族谱数量,估计全省留存旧谱在3200部以上。1995年梁先生的《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②和《大陆民间兴起修谱活动—本文作者考察江西三十余县修谱活动的报告》
③
两文则是对修新谱的考察,文章认为1984
年至1994年之间是江西修谱的高峰期,新谱的形式杂糅古今,在当时修谱还面临官方的怀疑情况下应该积极探索修谱中的积极因素。梁先生2002年出版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④一书,则是对旧谱调研和新谱考察的总结之作,作者用了四年的时间考察了八十多个县市的公藏机构的谱牒,分为七大板块将谱牒的馆藏处、谱名、大小、形式、现状、修纂时间、主修人、内容提要等内容详加罗列,总共统计到
727种族谱,主要以清末民国为主,明代谱只有8部,同时还附录了其他机构所藏江西谱,并再次估算全
省旧谱数量,至少有近四万种;作者提到江西公藏机构所藏族谱与上海等地所藏族谱数量差别巨大,呼吁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抓紧收集族谱,以加强当地文化建设。梁先生的研究成果让我们了解江西新旧谱牒的留存情况、数量,对于我们后学者利用族谱提供了指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江西宗族村落调查资料汇编有《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⑤《赣南庙会与民俗》、⑥《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⑦《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⑧《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⑨《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⑩这六本书都来自于劳格文主持的“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大型课题,包括在“客家传统社会”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中,为此劳格文与当地的学者、文史爱好者组织了大量人员到农村开展田野调查,江西涉及了赣州、吉安、婺源等县市,其中关于赣州的村落宗族数量最多;调查前劳格文要求他们的文章是纯属描述性的,且越详细越好,其中所选文章都较为忠实的反映了宗族村落的情况;例如林晓平的《赣县夏府村的宗族社会和神明信仰》分为村落概括、夏府戚氏源流与宗族社会、源流分支、祠堂族田族规族谱、神明信仰与民俗风情等部分,对村落的宗族各方面情况做全景式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村落宗族的现状。这一批资料汇编耗时长、投入精力巨大,目前相关调查仍在继续,极大推动着江西的宗族研究。
輥輯
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訛一书资料收集于从1992年开始南昌大学和江西师
范大学的学者的联合考察,书中对抚州流坑的历史、建筑、楹联、宗族分支、宗族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
輥輰
他有《庐陵宗族与古村》,訛作者对吉安市的宗族古村的相关情况进行概括性的叙述,但难免流于空乏。《义门輥輥輱輲陈文史考》訛、《义门陈文史续考》訛是江州(今九江)“义门陈氏”的资料汇编,内容来源于“义门陈氏”族谱。
①梁洪生:《江西现存谱牒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3年第272期,第17-24页。②梁洪生:《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第59-62页。
③梁洪生:《大陆民间兴起修谱活动--本文作者考察江西三十余县修谱活动的报告》,【台湾】《传记文学》,1995第6期第81-84页。④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罗勇、劳格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年。⑥罗勇、林晓平主编《赣南庙会与民俗》,国际客家学会,1998年。⑦刘劲峰著:《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国际客家学会,2000年。
⑧刘劲峰主编《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2002年。⑨刘劲峰,耿艳鹏著:《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国际客家学会,2005年。⑩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輥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訛輯
訛輰輥李梦星著:《庐陵宗族与古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訛輱輥陈月海主编:《义门陈文史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訛輲輥陈月海、陈刚主编:《义门陈文史续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综上,对于江西宗族资料的整理偏重于赣州、吉安、抚州等少数地区,全省其他地区尚未见到相关成果;同时,正因为有大量的调查与资料整理,上述地区的宗族研究相对深入,相关研究成果见下文。
二、江西宗族时段、专题性研究
江西的开发史决定了江西的宗族研究的时段基本集中在明清以后,专门的江西宗族研究起步也较晚。专题性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族谱、祠堂、宗族教育研究方面。
1、江西宗族时段性研究
长时段考察江西宗族的研究成果有,常建华的《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以宋以来的江西为中心》,①
以江西为中心讨论宗族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在回顾宋以来江西宗族组织的发展之外,特别关注宗族的现实,着重考察了清代族正制与宗族治理的关系提出江西农村社会结构以宗族为特色、社会精英推动宗族的制度化与组织化,这使得乡村社会得以自治,与国家权力互补又矛盾。王敏、罗桂林的《明清时期江西的家庭与分家习俗》②通过对明清时期江西的家庭与分家习俗的考察,认为江西大家庭的延续依赖特殊的环境,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庭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往往可以互相转化,家庭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断代性研究明代江西宗族的成果有,施由明的《论明代江西农村宗族的大发展》③通过文集及已有成果梳理,认为江西明代普遍修族谱、普遍建祠祭祖、宗族走向组织化与制度化建设、形成了有理论深度的庶民宗族建设理论,由此断定明代是江西农村宗族大发展的时期。清代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常建华的《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④,考察《西江视臬纪事》书中诸多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认为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且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而进一步组织化,出现了“族正”、“族约”、“族保”系统,构成了清代江西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许华安对清代江西宗族的发展及其原因、族产、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⑤中认为清代江西宗族数量增多,族产扩充,族祠规制宏敞完善,族谱联宗久远深广,宗族膨胀原因为专制统治加强,人多地少矛盾;《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⑥总结清代江西宗族结构特点族产薄弱、祠谱发达礼,功能特点为法观念趋淡、社会功能上升;《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⑦一文则是对宗族结构特点的深入挖掘,文章认为族产薄弱的原因是族产主要来源与贫苦的普通民主,族产管理具有民主性、功利性,首要功能为维持祭祖的费用,其次才是“收族”;上述三文主要以文集及少量族谱等资料,运用较少的篇幅对清代整个江西宗族的诸多特点做出概括。施由明的《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⑧在仅引用一部族谱、主要以方志为资料的情况下,认为清代时期江西农村社会走向全面宗族化。
2、江西宗族专题研究
宗族与现代化研究。宗族转型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观众,江西宗族成为多位学者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区域。其中在专论当代宗族的论著中最多引用的
①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②王敏、罗桂林:《明清时期江西的家庭与分家习俗》,《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第78-85页。③施由明:《论明代江西农村宗族的大发展》,《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第76-83页。
④常建华:《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71-76页。
⑤许华安:《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22-29页。
⑥许华安:《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55页。⑦许华安:《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40-49页。⑧施由明:《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第161-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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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①其成果,钱杭,谢维扬所著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研究的区域就在江西,作者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前后历时五年多次进行田野调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江西泰和重现的宗族组织、族谱修撰及宗族文化等状况,认为泰和宗族是当代中国宗族转型中的一个类型,正在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其强制性的力量大为削弱,提出现代农村重建的宗族具有建设性。肖唐镖以政治学的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对此发表了大量论文、组织了多次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多部专著,②从最初的对宗族重建持否定态度到转变为支持的态度,由带有“政策研究室”色彩研究③转变为实证性研究,其中着重讨论江西的成果有《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④《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⑤《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对江西农村的调查》。
⑥
谢建社、郑百灵、谢蓬勃合作的《“民工潮”对
农村宗族的影响———以江西姚圩镇为例》⑦文章,提供了一个详实的案例,讨论“民工潮”对宗族的影响。戴利朝在《转型时期的农村宗族及其嬗变———以20世纪下半叶江西为中心》⑧中认为江西宗族在农民的观念深处和日常行为中扎根,作为农民群体的一种组织和生活方式宗族迎来了变革与创新。
宗族械斗研究。谢建社的《冲突与和谐———转型时期赣西村宗族与乡村政府互动关系》⑨一书,以赣西发生的宗族与政府的冲突为案例,探讨在转型时期宗族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吴晓敏、潘泽林的《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⑩一文,认为农村宗族械斗扰乱农村正常社会秩序,防范、化解农村宗族械斗的治本之策需引导和规范宗族组织活动,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
輥輯
族谱研究。梁洪生在对江西族谱进行整理调研之后,发表了《谁在修谱》訛一文追问族谱编纂的
发起者、执笔者,以加深对族谱的理解与研究;钱杭在《谁在看谱?———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
輰輥
题》訛继续追问谱为谁编、谁在看谱,为我们进一步加深族谱性质的了解提供新视角;上述两篇论文
都是在对江西这一区域的宗族活动进行观察的成果。梁洪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
輥輱迁———读谱笔记三则》訛中以具体谱论为对象,对其进行介绍和解读,注意谱论作者的个人经历和
年龄,考察了家族的社会变迁如何在谱论中得以反映。蒋国河的《嬗变的传统:赣南闽西重修族谱的过程考察》,认为重修族谱既很大程度地继承了传统,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定的嬗变,体现了一些符合时代特点的新特征。
①钱杭,谢维扬著:《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
②肖唐镖,泰和人,2001年前任职政府部门,之后任教于高校。主编或专著有:主编《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专著:《宗族政治-——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学林出版社,2010年。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商务印书馆,2010年;主编《农村宗族与地方治理报告—③常建华语,见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6页。
④肖唐镖主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⑤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81-89页。
——对江西农村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5期,第15-18页。⑥肖唐镖:《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以江西姚圩镇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⑦谢建社,郑百灵,谢蓬勃:《“民工潮”对农村宗族的影响—期,第40-45页。
⑧戴利朝:《转型时期的农村宗族及其嬗变―以20世纪下半叶江西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9-24页。
——转型时期赣西村宗族与乡村政府互动关系》,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⑨谢建社著:《冲突与和谐—⑩吴晓敏、潘泽林:《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1-86页。
訛輯輥参见梁洪生:《谁在修谱》.《东方杂志》,1995第3期。
——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题》,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輥钱杭:《谁在看谱?—訛輰
第346-353页。
——读谱笔记三则》,《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訛輱輥梁洪生:《辛亥革命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祠堂研究。林晓平的《客家祠堂与文化》,①通过对客家祠堂的缘起与盛衰、组织与管理、客家祠堂中的崇祖寻根文化、风水文化、民俗文化及客家祠堂与客家族谱、教育的关系等方面内容的叙述,一方面勾勒出客家祠堂的发生、发展线索,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试图从客家祠堂文化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与特色中阐述了客家文化特质、形成等问题。另外,陈伟明的《赣南客家祠堂宗族研究》②对赣南客家祠堂宗族的族产、意识形态、组织管理三个重点层面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
宗族教育研究。罗艳春的《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初考》③和《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④考察了江西省万载县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兴建书院热潮,发现地方宗族参与其中,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是地方宗族实力一种体现;作者认为宗族组织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李平亮的《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⑤
讨论了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新式学历逐渐成为人们竞逐的目标的背景下,南昌熊氏为维持家族发展,获取新的社会权势,通过师承关系,将“新学”与家族的发展联成一体,创办新式学校,进行社会实战;作者认为,这不仅为其家族成员进入地方政治机构创造了条件,还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络,对地方社会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宝权在《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教育活动》⑥中从忠义教育、孝义教育和书院教育等方面,探讨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教育活动。杨吉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视阈下江西万载的新族学》⑦中,讨论了宗族组织借助国家的政治需求兴办新族学,以规避族产提拔,从而族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随着国家推广保学,族学款产进而宗族剩余族产为国家盘剥,导致了族学的的衰败。
联宗研究。关于这一方面,有饶伟新的《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⑧和《清代赣南客民的联宗谱及其意义》⑨两文,作者认为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时段性的研究还有可以挖掘之处,有关宗族的各方面研究还有些尚未开展。
三、江西宗族区域个案研究
江西宗族的区域、个案研究所关注的地区分布于江西各县市,然其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区域主要为赣州、吉安、抚州三个地方,其余地区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1、赣州地区的宗族研究成果
赣州,位于江西南边山区,是客家文化研究重点关注区域,其宗族研究与客家研究联系紧密。林晓平的《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形成与特色》⑩一文,主要通过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经验对赣南客家传统的宗族制度的形成及其特色予以阐述,认为赣南客家宗族制度大约形成于宋元,与汉人
①林晓平:《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客家祠堂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②陈伟明:《赣南客家祠堂宗族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③罗艳春:《教育、族群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④罗艳春:《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124-139页。
⑤李平亮:《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277-287页。⑥黄宝权:《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教育活动》,《教育评论》,2012年第5期,第135-137页。
⑦杨吉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视阈下江西万载的新族学》,《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年第12期,第39-43页。⑧饶伟新:《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第139-146页。⑨饶伟新:《清代赣南客民的联宗谱及其意义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3-17页。⑩林晓平:《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形成与特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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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迁以及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崇祖、联宗、重教等特色,现代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复兴难保持其原有的特色。曾小锋在《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①中,试图以地方志为主的资料,梳理赣南农村宗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饶伟新的《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②一文,则通过考察明清赣南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探讨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宗族聚落的形成,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的社会人文现象;文章认为自明中叶以迄清代,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赣南乡村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在这其中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且呈现出军事化和割据化,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支配力量,这直接导致聚居宗族形成与强化,而这一现象在华南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赣南为形势派风水发源地与兴盛之处,宗族、风水与族谱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温春香的硕士论文《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③以“风水村”兴国三僚为考察中心,将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对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描绘了三僚曾、廖两族千年的发展,并着重分析讨论三僚曾、廖两姓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作者认为,风水作为乡民自觉的信仰,在宗族生存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周建新的《客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文化解读》,④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客家族谱的考察,发现客家族谱存在风水方面的记载和描写,透过客家族谱里的风水书写,客家宗族的活动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父系理念和历史意识得以凸显,为我们理解客家传统社会文化提供另一个视角。李晓方则在《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⑤一文中另辟视角,在对明清瑞金地方志的考察之后发现,控制着县志书写权的强宗大族及其结成的姻亲集团,垄断县志编修的新增内容,使得明清瑞金县志私家族谱化;文章认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是方志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明清时期宗族观念的强化、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刘晓春的《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一个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⑥
考察了赣州宁都的一个村落中国的家族,认为对于家族制度研究,很难有一个全面概括村落家族特点的范式能对村落家族的研究提出一个劳永逸的研究思路。黄志坚、黄志繁的《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⑦一文,认为清代赣南的农村墟市的建立、发展和管理是与乡族势力联系在一起的。谢庐明的《传统与变迁:赣南客家家法族规的地域性分析》⑧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族规家训无论是从规范的范围,还是从规范的观念和功能等方面,都与旧族规家训有着根本的不同。肖文礼则以音乐学的角度,在《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分析》⑨中,发现客家音乐文化的研究价值,能透过复杂而多元的表象,在思想行为的解析中,获取更多关于客家人的宏观认识。罗勇在对上犹营前多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在《传统客家聚落中新老姓氏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以上犹县营前镇为例》⑩一文中,提出客家聚落中的新老姓氏共处一个社区,为求生存而竞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一面,其姓氏斗争与宗族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历史内涵十分丰富。
2、抚州宗族的研究成果
①曾小锋:《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第96-100页。
——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第95-103页。②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③温春香:《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④周建新:《客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文化解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19页。⑤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第78-88页。
——一个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新国学》,2001年第1期,第374-429页。⑥刘晓春:《历史与文化的互动—⑦黄志坚,黄志繁:《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35-136页。⑧谢庐明:《传统与变迁:赣南客家家法族规的地域性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49页。
——以上犹县营前镇为例》,《历史文献研究》(第三十辑),2011年。⑨参见罗勇:《传统客家聚落中新老姓氏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⑩肖文礼:《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分析》,《音乐研究》,2010年第6期,第30-37页。
抚州,位于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自宋以来名人辈出。抚州的宗族研究集中在乐安县的流坑村,直接的原因在于对流坑村本身的考察和宗族文献的收集开展较早。
关于流坑的宗族研究包含多个方面,梁洪生的长篇论文《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①讨论流坑明中期的乡族建设,以扎实的文献资料结合多年的实地调查,考察了江右王门学者对流坑的关注、流坑村的整合与宗族组织的形成、祠堂、族谱等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明中期因商业董氏力量增强,宗族组织得以完善,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之一,而这反映了明中期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社会控制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梁文同期发表的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②一文,通过对流坑村获得的有关材料加以排比,对流坑中的各类会社组织加以分析,认为流坑各种会社组织在商业繁盛的背景下兴起,到清代前期会社组织有了显著的发展,而认识理解它们的关键在于会社与宗族之间的关系。殷剑、吴娜的《试论乐安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③
考察了流坑的祭祀问题,认为乐安流坑村是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族组织,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祠堂祭祀习俗和历史文化遗迹。肖文评则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流坑的商业与宗族发展的关系,在《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④一文中,作者认为,入清以来流坑董氏宗族科举业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另外,董莉的硕士论文《风水与宗族的“双赢”》,⑤讨论了流坑村的风水与宗族的关系。隋大鹏的硕士论文《明清江西流坑古建筑与宗族文化》⑥考察的是流坑的明清古建筑。
衷海燕的《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⑦一文,则考察抚州新城广仁庄,文章认为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成为社区权力中心。
3、吉安宗族研究成果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古称庐陵,人文荟萃之地。
梁洪生的《“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与革命的一种“结构性”解释》⑧一文另辟新境,尝试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地方大族的基本生存场景和发展历程,从历史文化“发达”到“革命”之间的某种逻辑,提出“盆地结构”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这是“江西”之所以区别于东南沿海诸省的一种“带有规定性的地形和生存结构”。
关于吉安地区宗族研究,衷海燕从多方面讨论吉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⑨一文中,出该书院最大的特点是与乡族社会有紧密联系,它的兴建端赖于当地各大宗族的积极参与,书院整合乡族秩序,各大族捐的田产能以书院的名义而免役是其得以维继的根本,书院的祭祀系统加强了各族的认同感,进一步整合了乡族的力量,清代以后,识仁书院多次重建,然而书院也基本上由原来的学术教育组织,而完全变为乡族组织;
①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1997年第8卷1期,第43-87页。
②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51-60页。
③殷剑,吴娜:《试论乐安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04-107页。④肖文评:《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5-80页。
⑤董莉:《风水与宗族的“双赢”》,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⑥隋大鹏:《明清江西流坑古建筑与宗族文化》,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⑦衷海燕:《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40-48页。⑧梁洪生:《“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与革命的一种“结构性”解释》,载王宪魁主编:《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44-352页。
⑨衷海燕:《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2-105页。107
地
方文化研究
201年5第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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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水根:江西宗族研究综述
——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在《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①
一文
中,考察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将学术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加快宗族内部整合,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庐陵麻氏为例》②则对明代军户江西庐陵麻氏进行考察,通过论述庐陵麻氏承担和应对漕运的办法,让我们理解清代江西卫所漕运体系的实际运作,而麻氏的宗族建设及其发展,反映了漕运军户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三篇文章以具体的个案为例,从书院的建设、学术的传承、军户的漕运为角度,微观的透析了宗族与地方社会的运作。
下面三篇文章都以泰和为讨论中心。宗韵的《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为中心》,③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的江西泰和县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永乐、宣德之际崛起于该县的35个代表性家族的分析,作者发现:儒、富、贵几种社会资源是家族崛起的重要条件,它们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又是崛起家族将既有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而实现再生增殖的根本机制,在家族崛起的过程中,其拓展社会资源的方式基本不受制度约束,这最终致使泰和地域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呈现由分散到集中,乃至垄断的样态。郭宇昕的《明代江西宗族建设个案研究———以泰和郭氏宗族为例》④一文通过明人文集中所见谱牒序文及地方志的记载,对泰和县宗族——以泰和〈南冈周氏漆田学个案———郭氏宗族建设进行研究。周兴媛的硕士论文《族谱中的女性—士派三次续修谱〉和〈水北四修族谱〉为例》⑤则具有创新性的讨论族谱中关于女性的记载,作者注意到新撰修的族谱将女性容纳进来,将宗族妇女的讯息丰富起来,还出现以女子继嗣的现象,作者认为泰和县新纂修的族谱兼具这种现代性和传统性。
另外,施由明的《试论中原移民与赣中世家大族的历史形成》⑥认为唐宋中原移民开基赣中,以耕读传家和科举仕进为生存方式,从而形成了赣中多世家大族。耿艳鹏的《小姓大家族———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家族文化研究》⑦考察了万安潞田衷姓唐代从福建迁来至宋明,从一小姓发展为大家族的过程及原因。
4、江西其他地区的宗族研究成果
梁洪生在《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⑧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两修《张氏宗谱》,认为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郑锐达的《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袁州府研究》⑨一书,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的学术著作,对了解清代至民国期间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移民与土著关系是有所启发,其提出的诸多新观点也深化了图甲制度移民宗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施由明的《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
輥輯
例》⑩和《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訛两文,均以万载辛氏为考察
中心,透过这一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明清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4①衷海燕:《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期,第35-41页。
——以庐陵麻氏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第14-20页。②衷海燕:《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为中心》,《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68-76页。③宗韵:《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泰和郭氏宗族为例》,《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2年第3期,第186-187页。④郭宇昕:《明代江西宗族建设个案研究—⑤周兴媛:《族谱中的女性》硕士,上海师范大学,2012.
⑥施由明:《试论中原移民与赣中世家大族的历史形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第4期,第28-31页。——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家族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第89-104页。⑦耿艳鹏:《小姓大家族———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⑧梁洪生:《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76-92页。
——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袁州府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⑨参见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135-138页。⑩施由明:《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第97-109页。輥施由明:《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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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宗族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以上所列虽然未必包含所有有关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但是专门的江西宗族研究基本上都有所介绍。纵览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有以下主要的特点与不足之处。
首先,江西宗族的资料较早整理,成果较多,特别是成系统赣南地区的宗族村落的调查;但是除了梁洪生的江西公藏机构族谱调查是专门的研究,其他都是透过宗族村落的调查,研究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而对江西民间的海量的族谱未引起足够的调查整理。
其次,从时段上来讲,江西宗族研究基本上在明清以后,而作为唐中后期开始迅速得到开发的区域,从这一时期至元代的宗族研究还未有太多的成果出现。
再次,有关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涉及的主题众多,然而很多研究都是泛泛而谈,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多数的论文所涉及的时空范围较大,而所用的材料未见族谱等最基本的宗族文献;涉及的主题祠堂、族谱、宗族教育等方面,不一而足,但还有些领域尚待开发,比如江西这一区域内,各地宗族之间的对比研究。
最后,江西的宗族研究集中于赣南、抚州等地区,其余地区的宗族研究还需深入挖掘。
总之,作为地理上自成单元、宗族典型分布区域的江西,其研究成果与相邻省份如广东福建,相距甚大,这与江西自近代以来的衰落相关。然而要深入了解挖掘江西文化,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所以还需建立在族谱等宗族文献基础上的更为精细的宗族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丽)
ASummaryontheResearchoftheClaninJiangxi
YangShuigen
(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
ShanghaiChina,200234)
[Abstract]SincethemiddleperiodofTangDynasty,rapidlydevelopedJiangxiprovinceshasbecometypicaldistributionoftheclanintheYuan,MingandQingDynasties.TheclanmaterialinJiangxiwassortoutearly,andalotofresultshasobtained,especiallyinvestigationonclanvillagesinsouthernJiangxihasbeenasystem;butinadditiontoLiangHongsheng’sinvestigationisspecializedresearch,theotherareallthroughtheclanvillagesurveytoresearchthefaithofthelocalcivilsociety,whilemassiveJiangxifolkgenealogyhasnotcausedenoughattention.Asageographicalunitandtypicalclandistributionarea,thereisabiggapbetweenJiangxiandneighboringprovincessuchasGuangdong,Fujianontheresearchresults,whichisrelatedtoJiangxi’sdecadenceinmoderntime.However,itisanessentialtasktounderstandJiangxiculture,which,soitisnecessarytobuildmoreelaborateclanresearchliteratureonthebasisofclangenealogyandsoon.
[Keywords]Clan;Research;Jiangxi;Summary
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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