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

浅议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覃 兰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6期

摘要：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取材广泛，其中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也最能看出其“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本文主要从他最重要的的两部小说《边城》、《长河》出发，梳理其整个小说创作的过程，研究其文学理想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理想、《边城》、《长河》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6-0208-02

一、文学理想的萌生

沈从文“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在他童年和青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沈从文出生在一个新旧交替、激烈变革的时代，动荡的年代使他一生命途多舛。童年时代的逃学生活使沈从文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欠缺，但却使他对他所生长的地方非常熟悉，养成他对自然亲近的习惯，同时自然赋予了他自然洒脱、灵动不拘的性格。童年时与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陶醉在对山水的联想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自然“这本大书”给沈从文的不只是一个小孩子童年的欢乐，还对他后来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使他对自然的美好有很深刻而且很独特的感悟，从而使他在走上文学道路后在回忆这种美好的山水人情中确立了“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

之后的辛亥革命、行伍生活，使沈从文看到更多的杀戮与流血，自己大病和几个好朋友的猝死，刺激他开始思索现实和否定现实，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睹刘云亭、幺妹以及卖豆腐男子的生死后，沈从文似乎更走进了人生的深层。“他感到世俗观念与这实在人生深层存在的距离。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生现象，全是‘黑暗’与‘罪恶’。可是在这罪恶背后，却隐蔽着作为‘人’的东西。穿过‘黑暗’，那里面却有着炫目的光明。”这为沈从文后来文学理想的形成奠定最坚实的基础，他相信即使生命背后有沉重和黑暗，但是其背后的“炫目的光明”依然是人生的主线，这才是沈从文湘西世界表层黑暗下面深层的本质。

沈从文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中饱含对湘西原始美好人性的眷恋之情。这是他满怀憧憬与希望来到北京，却发现这里并不是他所想象的“炫目的光明”的所在，甚至连腐陋和罪恶的湘西都还不如时，对伤害他的都市宣泄愤懑和不满，同时也是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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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手段。于是他有了在人的头脑中构造一个“完美世界”的愿望。这一时期，“人性”在他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乡村”对立的文学世界已经基本定型，并在作品中展露无遗。

二、完美理想与残酷现实交锋——《边城》的产生

经过了萌芽和探索之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已经逐步发展成熟，进入完美的时期。金介甫说：“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的理想主义已不仅仅停留在小说中提倡进步人生观的意义上了。他眼望高处，攀登一种哲学的，或可以被称作‘抽象’的理想境界。”

本来在想象中应该完美的故乡世界，在沈从文的回乡之旅中渐渐现出“原形”。他魂牵梦绕的心中美好的湘西在他看来又成了另一番模样。“人民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们用甚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甚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出，此时的沈从文对湘西已经从赞美变为忧虑了，见识过了大都市的文明与丑恶，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他已经不再是用怀念的视角来看待故土，而是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湘西的落后与停滞。湘西人民的确庄严而自在地生活，乐天知命，可同时他们也对自然妥协顺从，无比自足却又无比悲哀。他隐约觉得，这种“自在”的原始的待开发的人性，与社会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这种矛盾的思考使沈从文回到北京，继续未完成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感受到真实的湘西与想象和回忆的湘西的巨大反差后，对自己笔下的文学世界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反思。《边城》已经跟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了，具有了由神性、人性美的文学理想向现实回归的过渡意义。“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边城》历来被人看作是代表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这一文学理想的最高成就，对湘西古老淳朴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然状态的人性的赞颂，延续了“人性”的主题。同时，

《边城》又不是完全脱离了整体社会而存在。这个在阻碍翠翠爱情的两个原因上可以得到证明，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第二个是金钱价值观念在人们思想上的渗透。由当地的人们知道有人为了要傩送当女婿而把碾坊当嫁妆时称羡的评论，可以看出当时金钱价值观已经严重渗入了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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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所创造的这个理想世界是如此美丽，他也正需要这个美丽得不存在的“理想世界”来填补丑恶、虚伪、狡诈的都市世界带给他的空虚与恐惧。

三、理想与现实再度交锋——《长河》的产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中国卷入战争，沈从文南下躲避战火，自北向南的撤离中，沈从文对于战争有了深刻的理解。1938年沈从文再次路经湘西，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给湘西带来的影响比文明对传统的缓慢侵袭更为猛烈，湘西已经失去了山城特有的宁静。此时沈从文在创作思想、文学理想上都有了转变。他开始关注人事，由对民族精神的再造转向对湘西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湘西的走向成为沈从文思考的重点，《长河》因此而诞生，它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辱的矛盾，而后者是与沈从文一直思考的湘西民族问题相联系的。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致命的威胁。沈从文以他对社会和湘西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发现这个根本矛盾，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原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沈从文的本意是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苗军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这个未完成的作品，不再像《边城》那般唯美，天天依旧如翠翠般“乖巧而谦虚，心性天真而柔和”，但是现实因素也多了，有了保安队队长、排长、师爷、税务主任、督察等。“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长河’，人物只是长河中的风景”。“长河”指代湘西历史的长河，长河的流动不息象征着湘西历史长河的变迁。沈从文关注的不是单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体湘西“人”的命运。

《长河》中沈从文对人性的思考更趋于理性化，一方面肯定了湘西古朴的人性美，另一方面也对在现代文明包围下湘西人民缺少应变能力的性格显示出忧虑。沈从文忧虑的是一个被都市文明侵蚀后的乡村世界面貌的问题。他在《长河·题记》中说：“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是这样一种心态，《长河》便构成了一个既有都市丑恶又有乡村牧歌的二元世界，《长河》是在写一个“过程”，不是如《边城》一样，写乡村的过去，也不是在写乡村被破坏后的样子，因此，老水手满满颇具象征意味的说： “新生活快要来了”，可是新生活是什么呢?它会来吗?或者这个新生活并不仅仅代表着宋美龄所提倡的“新生活”，却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意义吧。而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却被沈从文敏锐的抓住了，于是《长河》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充满动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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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总观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理想经历了从最初的“美在生命”到逐步向现实因素过渡的过程，小说《边城》表现出来的主题是一种美好得不存在的“完美世界”，里面的人情事物都是含蓄、美丽的，甚至故事的悲剧与悲剧发生的原因都是美丽的，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的文本中隐形出现了城市的因素，出现了金钱崇拜的思想，现实的因素已经沁入作品。而《长河》已经不是一部虚幻的美好的作品，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已经转向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已经转向了对湘西未来命运的思索。

沈从文是现代化的反思者，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坚守人格底线、抗争恶劣文学生态环境，执着追求个体审美理想、生命理想和人类共同美好生活远景的理想主义者，理解与梳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0页 [2]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3]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4]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散文选》，凌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48、174－175页。

[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