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散文化的独特风格

论沈从文小说散文化的独特风格

作者：刘继红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9期

摘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其小说创作主要内容,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美丽清新、恬静自然、哀婉沉郁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散文化 独特风格

作者简介:刘继红,女,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郑州幼儿师范学校教师,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沈从文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的创新是他的伟大所在。其作品不论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震撼人心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艺术风格。在湘西题材作品中,体现特定的山水风光、人文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形态也是一览无余,宛如身临其境,小说《边城》即如此。沈从文用他抒情忧伤而淡远的情思抒发了美丽而感伤的边城感情,同时又用深沉凝重的笔墨勾绘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散失,这其中有遗憾,更多的是无尽的感伤。

一、 美丽清新的童年梦幻充满于湘西故土

梦幻美丽的童年从来就是憧憬和快乐的代名词。童年的爬树、打架斗殴、捉蟋蟀、赶场等有趣的事,对沈从文来说都是极其珍贵和值得回忆的。作家用美仑美奂的抒情笔调描绘出他心中一个纯真的童年时代的梦——大自然的灵气,湘西的山精洞灵,清波滟光,培养了他独特的楚人幻想情绪,一颗纯洁向善未泯的童心牵引着他回到记忆中永远迷人,永远幽雅、永远古朴真纯的大自然。这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其文学精神的内核。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第一个对湘西山水加以诗化的是沈从文,第一个对湘西人民璞玉美质和深沉痛苦做极深刻挖掘,极真切描绘的也是沈从文。沈从文八湘西描绘成理想的闲适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自然风光,并由此构成如真如幻,似实似梦的带有清新明丽、恬静自然风格特色的诗画意境,在这种意境中寄托他对即将丧失的美的悲哀和感伤。

婚姻、恋爱和两性关系是沈从文作品充满梦幻的童心世界的产物。《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们的谈情说爱,既无封建礼教的束缚,更无蛮横专制的封建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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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涉。在这里情欲的奔放是健全人性的表现,是生命与力的表现。虽有几分放纵却更多的是天真与自然的野趣。在这块特定的区域里,坦诚率真,爱就是一切,这就是生命的价值。爱往往又是缺憾的,特别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美丽的湘西也不尽是人间天堂,具有其美丽的神性的爱的乡村女儿,由于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受封建毒素腐蚀,他们的爱情也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一些杂质。《柏子》中的柏子与吊脚妇女的数月一会,每月一次,花尽用生命换来的进金钱的那种自满自足;《萧萧》中萧萧与花狗偷情后,花狗出逃等无不说明他们身上不可避免的具有封建关系统治下的腐朽、没落印记。更令我们惊叹的是现实中破灭的童年梦幻,在作者笔下奇迹般的复活,并化为一座美丽的“边城”—共峒。虽有原型,但却是作家童年梦幻的再现,是童年梦幻中快乐而难忘的家园,风景如画、民风淳朴,封建宗法制度只投下几许淡淡的疏影。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爱情应是快乐和幸福的,但偶然发生的天保之死却打破了这方宁静,翠翠只好无期的等待恋人的归来,使边城具有一种忧伤的美。这种“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毁灭。《边城》中充满诗意的美,也许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是受压抑的,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1]是作者审美思想及人文精神的化身,真因为童年充满了梦幻,充满诗情画意,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所以惨酷的现实与美好爱情之间只有悲剧性的结尾了。

二、 恬静淡远的田园牧歌中潜伏挚热情感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即使在他最具有恬静淡远色调的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的某中参与精神。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首悠扬的牧歌,故带有宁静淡远的田园风情,但在这温暖的作品背后,作者隐藏的感情却不容忽视。20世纪30年代,作家自己曾经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都忽略了;您恩给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你那作品背后隐伏着悲痛也忽略了”。[2]的确,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抒情的“湘西世界”源于他对故乡的情和爱。“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似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素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愫足使我来写作,不断来写作,没有厌倦”。在《边城》、《阿黑小史》、《三三》等作品中,作家用自己特有的笔调勾勒出的清新美丽、清雅宜人、田园牧歌式的湘西,看似一幅理想中闲适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自然风光,其中却融入了作家强烈的情感。可以说沈从文的笔端始终倾泻一股极其悲怆的感情流水,而这种情绪只是很深沉含蓄的隐藏在其中。沈从文主张“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3]因此他的作品总时在一个特定、单纯的环境中循序渐进的,娓娓道来,给于主人公无言的美,让读者在清新优美淡静中慢慢体会作家的“生命之歌”。

《边城》中,作家借翠翠的眼睛点染出这样的黄昏景色:夕阳余晖映下的薄云,杜鹃不息的歌声,泥土草木的气味,来往不断的过渡人......这无疑是十分生动的,但作者紧接又写道:“黄昏照样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验或追究到这个时期的一切时,也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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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 。”这就用融情与景的手法写出了客观景物的哀戚,使之伴随着作品人物的特定情感一起进入了读者的审美思维,从而再给人清新明丽之感外又留下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感印象。但作者那种挚烈的重塑民族愿望的情感却不减,结尾处“二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翠翠坚决等二老回来的心绪暗含了作者充满信心的精神气质。这个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属于湘西这个古老的民族的,沈从文的情和爱永远连着湘西,因此可以说《边城》是一首充满忧伤的人类爱之歌,它唤起了仍是对欢乐的人类爱的希望。这欢乐的人类之爱尽管还是沈从文当时的梦想,但依旧充满了魅力,令人神往。这种独特的抒情风格是微笑隐藏着哀痛,微笑里夹杂着忧郁,他平淡而辽远,不烈却撩人,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对着悲哀微笑”的效果一样。《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使我们“向那个野蛮而神秘,有奇花异草与野人神话的地方走去,添上一份奇异的感觉,杂糅愉快与惊奇”,使我们止不住掩卷深思,发现“这神秘的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并体味到沈从文内心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山洞里的媚金因久未见豹子,误以为他爽约而自杀了,随后赶到的男主人公也紧随跟着殉情而亡。这里虽反映了宿命论的思想,但却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了湘西人民自古已然的命运的不幸与苦难。

三 、历史与传统的失落中作家的伤感

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是作家梦幻的地方,湘西人坦诚率直骠悍、豪爽的精神品质与自在的生活方式是作家乐道的。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民族没有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的恶习,只有辛勤的劳作以求生存。他们常常通过唱歌、喝酒、比赛、及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感情上得到满足与自娱。在沈从文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的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时常到发狂、着魔的程度。但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流逝的历程之后,十年后沈从文再回湘西时,以发现湘西在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中,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变地象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更可悲哀的是湘西的青年皆患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信神,以前狂热的一代人的信仰、幻想、精神方面的快乐以及强悍的生命力是再也寻觅不到了。在城市文明逐渐走进乡村时,特别是“二十年来的内战”,“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毒害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有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4]“过去的伟大”已愈来愈远的离去,和平的人际关系,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正被种种丑恶的势力扭曲、摧残,这使沈从文忧郁痛苦。从沈从文后期的作品《长河》和前期《边城》相比中可以发现湘西已不再是那种清新恬静的美了。《长河》再现了湘西社会在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的入侵下,“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这个‘变’即乡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真挚朴素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了,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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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妇》中,作家通过患上神经衰弱症来乡村寻求清静的璜的眼睛展示了大时代情景下人们的变,在夫妇被“捉奸”后,汉子们“俨然有一种满足”,女人们发泄着“极不甘心”的妒忌,老年人忘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情要救正风俗了,小孩子刚从“打人”中补偿了“挨打”的滋味;更有乡村中的“特权者”“摹仿在城中见到的营官阅兵的神气”,从装腔作势的讯问中满足了自己对权力和财富的渇慕。人们从各自隐秘的私欲出发毫无怜惜的戏弄、践踏着那些牺牲者。这里的乡村已不再有“人情美”,不再有“爱”和童心,自由奔放,清新悠远的牧歌时代正在消失,一切都成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朦胧的回忆和悠远的尾声......在作家眼中,这时候的湘西与童年梦幻记忆中的家园相距甚远,在人生记忆长河中已无从寻觅。

四、历史长河中的孤独漂旅

朱光潜先生在其文章《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风格》中说:“一个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如果说他的热情是湘西原始的热情,那么他的孤独则是这种热情与现实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由此而来的孤独也就随应而生了。在乡间与城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人类与自我之间,沈从文时常有一种“吾丧我” 的自我迷失感,最终他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中的生活使他觉得生命俨然只淘剩下一个空壳,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将尽。经历了从湘西到北京这个人生历程的沈从文,随社会环境的变迁,人情世故的炎凉,却依然如故的保持了其原始、淳朴的湘民遗风,恪守着固有的思想道德和感情观念,这就是作家所说的“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6]作家就这样总是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穿梭,其痛苦与备受煎熬的折磨可想而知。其实,沈从文的作品并非广为流传,也并非为大众所接受,人们仅仅认识到其作品的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却体会不到其中的热情与忧伤,那种近乎于入地狱般的沉重和辛酸。应该说,这不是作者的悲哀,而是读者的不幸。然而,这些痛苦与悲伤并未让作家向世俗妥协让步,也并未是作家颓废而沉沦,相反,他却一如既往的“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7]作家挚烈的生活情怀,顽强的奋身精神,最终成就其积极向上的人生历程和绝无仅有的艺术境地,而此时的孤独已不再是一种孤独,而是一种高远心志的抒发,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清新宁静。这正是沈从文追求和向往的,是童年梦幻在现实中的幻灭后的重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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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十一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4]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5] 沈从文.长河题记. 沈从文选集

[6] 沈从文.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 沈从文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7] 沈从文.情绪的体操. 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