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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杜甫

　　古今中外，⽂⼈当乞丐并不鲜见。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年，由于得不到任⽤，后来加之⽗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顿饭吃，他每每前去⾛动，但这位族孙⽣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淘⽶，使劲摆动⽔桶，把⽔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乱砍⼀⽓。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杳，且复寻诸孙。⼩⼈利⼝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黄肌瘦，头⽩眼花，差点要了命。⼤病初愈，他着拐杖出门散⼼，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分同情，买⾁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饥卧动即向⼀旬，敝⾐何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引见妻⼦。韦侍御见⽽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婆⾃然也是⼀幅寒酸相，杜甫⾃⼰还不觉得，倒是客⼈实在看不过眼，叫夫⼈送了⼀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家⼈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座古寺⾥，家⾥都揭不开锅了。杜甫⾃⼰有所记载：“⼊门依旧四壁空，⽼妻睹我颜⾊同，痴⼉不知⽗⼦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之礼，冲着⽗亲⼀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去讨⼝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天⼩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只好硬着头⽪，拉下⾯⼦，给⽼乡、彭州刺史⾼适发出求援信： “百年已过半，秋⾄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适从百⾥之外背⽶来接济他，邻⾥⼜送他些⼩菜，使他免却了⽆⽶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供禄⽶，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部员外郎，杜⼯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块风景不错的地⽅修建了⼀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个⽉，杜甫携妻⼉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寓居⽾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所阻，旬⽇不得⾷。⽾阳令知之，⾃⾈迎甫⽽还。永泰⼆年，啖⽜⾁⽩酒，⼀⼣⽽卒于⽾阳，时年五⼗有九。”⼤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酒招待他，难得餮⼀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求上进，《唐才⼦传》说他“少贫不⾃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唐⽞宗诏令天下才⼦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及第，反⽽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遗贤”。⽽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亲杜闲去世，断绝了⽣活的来源，迫于⽣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旅，被他⾃⼰写进了⼀⾸题为《奉赠韦左丞丈⼆⼗⼆韵》的诗中：“朝扣富⼉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苦是苦了

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公元751年，他向⽞宗进献《三⼤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之后，安禄⼭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家⼀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阶段，他总算过了⼏天安稳⽇⼦。可他不知明哲保⾝，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是性格 “傲诞”。这不是我说的，⽽是参与编《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其爷爷杜审⾔，即“傲诞”。《唐才⼦传·杜审⾔》也说他 “恃⾼才，傲世见疾”。杜审⾔是进⼠，也是诗⼈，还是武则天的⾯⾸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传》杜审⾔⼤⾔不惭地说过：“吾⽂章当得屈、宋作官，吾笔当得王之北⾯。”杜甫⽐他爷爷来毫不逊⾊，宋王谠《唐语林》卷⼆有所记载，杜甫曾⾃夸：“使昭明再⽣，吾当出刘，曹，⼆谢上。”爷爷狂，⼈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其家。甫见之，或时不⼱，⽽性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严挺之乃有此⼉!’”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也不打招呼。有⼀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个⼉⼦啊!”⼈家严武是何许⼈也，堂堂封疆⼤吏，凶暴勇武，⾃然会⼼⽣怨恨。《新唐书·⽂艺上》载述：“⼀⽇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其母，奔救得⽌，独杀。”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有所帮助，但杜甫从⾻⼦⾥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觉不⾃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视清⾼，⾼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检，好论天下⼤事，⾼⽽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是他⾃⼰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了通融，朝廷转⽽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很多，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降官后，本来嫌官⼩的他⼲脆不⼲了，拍屁股⾛⼈。当年的许多⽂⼈⽇⼦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度⽇，杜甫不⼲，⼀⼼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诗之能穷⼈，殆穷者⽽后⼯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后⼯。诗之必穷，⽽穷之必⼯，其理然也。”“穷⽽后⼯”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般的⽣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劳动⼈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称为诗圣，客观地看⽂⼈当乞丐真的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