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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考研内部信息-内部资料

2020-03-02 来源:小侦探旅游网


育明教育汉教专业资深专家徐老师以及13年15名育明考到民大汉教340分以上的学员综合分析:整体看来,2013年的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的难度并不大,基本上还是延续着往年的难度,所以,2014年的民大考研的复习还是要以基础为关键点,打好基础。育明教育根据内部信息和7年的辅导经验,为2014年准备考取民大研究生的学生提供最权威的参考书目以及内部信息,希望能给14年准备考研的学生带来最大的帮助。

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考研状元笔记及历年真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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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外文化交流

一、填空

1.传说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山形如壶,又称“三壶山”,为仙人所居之地,有长生不老之药,以黄金白银为宫阙。据说齐人徐福在秦始皇时期,曾帅童男童女千人,东渡求药。 2.“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分为南北二线。北线经现在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现在的若羌、和田、莎车,在今马里(古木鹿城)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七千余公里。

3.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时的航线是:以广州为起点,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至马六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兰卡,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

4.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及其副手王景弘受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出发,经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到达印度西岸,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航程之远,不但在15世纪的中国航运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航运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郑和是回族人,本名马三保,因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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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赐姓郑。

5.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在元代来到中国。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传教士,著有《天主实义》,他的传教活动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融儒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先后受洗,成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支柱。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其后,西方传教士龙华民、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等相继取得合法身份,先后供职朝廷,并在徐光启的保举下参与修订历法、制造枪炮。清朝建立后,德国人汤若望以一外国人的身份第一次出任清政府的钦天监监正,直至光禄大夫。后来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正,为清王朝主持建造天文仪器,有的传教士还在宫廷充当表匠、药师、画师(朗士宁)、御医等,为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随后法国人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法国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是欧洲人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二、名词解释

1.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使汉人与西域各国都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存在和

文化。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大批丝绸和其他物品,出玉门关,抵达乌孙国(在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此后,汉使来往不断。到东汉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班超再度出使西域,其副使甘英还远至波斯湾。与此同时,西域的使臣与商人,也远来中土,带来了他们的物产,换回了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丝绸之路”就这样开通了。及至唐代,它仍然是沟通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丝绸之路”东起汉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后,分为南北二线:北线经现在的吐鲁番、库车、喀什,南线经现在的若羌、和田、莎车,在今马里(古木鹿城)汇合,经里海南沿、巴格达,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全长七千余公里。 这条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古代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文化交往的桥梁,中国的丝绸、刺绣、陶瓷和其他绚丽多彩的工艺产品被运往中亚及至欧洲,而异域的核桃、蚕豆、胡萝卜、葡萄酒和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绘画也在汉唐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印度佛教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大大改变了中国原有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风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它传往阿拉伯和欧洲,使整个人类文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海上丝绸之路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海上航线,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从西汉帝国的南疆到达印度洋的海路:即从今越南北部、广东、广西港口出发,经东南亚抵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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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岸和斯里兰卡。东汉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从波斯到红海的海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罗马帝国)有海路通往中国。《三国志·西戎传》更明确提到大秦“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陆路交通有所阻隔,海上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外联系大大加强,大秦诸国的使臣和商人通过海路来华的数目不断增加。货物贸易主要是中国的丝绸、陶瓷和海外诸国的金银制品和玻璃。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宋时代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使”,负责官吏海外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扩大,中外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来华外国人有的就在沿海城市定居,形成所谓的“蕃坊”。伊斯兰教随阿拉伯人的迁居来到中国,印度僧人也渡海来华传教。

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航线是: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越暹罗湾至马六甲海峡,沿海峡向西北,经印度半岛,过孟加拉湾抵达今斯里兰卡,然后渡阿拉伯海,驶入波斯湾。宋元以后,海上航行技术提高,航行能力增强,中外海上交往空前发展,至郑和下西洋达于高峰。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许多航海人士以其亲身经历撰写著述,描写海外诸岛风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元代南昌人汪大渊所著《夷岛志略》,记述其到达东南亚诸国和进入阿拉伯海的经历见闻;元代浙江永嘉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真实纪录了柬埔寨吴哥时代的灿烂文化。 3.郑和下西洋:

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及其副手王景弘受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出发,经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到达印度西岸,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航程之远,不但在15世纪的中国航运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航运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郑和是回族人,本名马三保,因随朱棣起兵“靖难”有功,赐姓郑,云南昆明人,因其父与祖父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因此自幼即对海外情况有所了解。

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研究,郑和七次航海所率领的船队到达五十余国,如印度支那半岛诸国、马来半岛诸国、南洋群岛诸国、阿拉伯半岛诸国和非洲东海岸诸国。郑和船队的这些远航活动,大大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地位,并且与所到各国建立了政治联系和贸易联系。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以及各种瓷器、铜器、麝香、金银等通过郑和船队输到海外;而外国的各种珍宝、药品、颜料、棉布以及香料、珊瑚、象牙、宝石、珍珠等也从印度洋输入中国。郑和的创世壮举,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他作为伟大航海家的历史地位。至今,南洋各地仍保留着许多有关郑和的遗迹,如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附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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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三保庙、三保井等,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还有一座城市叫三保垅。 三、问答

1.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特点。

中国文化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种多元融合与交汇的态势;发展到今天,更是多元融合与交汇的结果,直到现在也还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文化与生俱来的特性,就是与他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在交流中扬清弃浊,取长补短,以达到发展进程中的良性状态。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即使是两种文化有先进和后进之分,也是一种相互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某一方总是影响者,而另一方总是被影响者,只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可能大一些或小一些而已。成熟的或发达的文化,可能对尚未成熟或较不发达的文化影响大一些,反之可能小一些。但这也不是一种规律。后者对前者在特定阶段影响大一些的现象,也是可以在文化史上找到的。文化的品格应该是虚怀若谷,胸襟博大,能容纳异质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而不是居高自傲,唯物独尊,总想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

中国文化由于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元文化的成分,因此它特别具有一种厚度、强度和融化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外来文化,如犹太人文化及其他周边民族的文化,都被中国文化逐渐吸收甚至同化的缘故。从另一方面来说,外来的异质文化要想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生根与发展,它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化,必须按照中国文化的生存机制逐步的改造自己,如同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样。

史料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新时期时代已露出曙光。从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曾向四边广泛扩散,其西向支系由甘肃、宁夏进入新疆,上起公元前五千年,下迄公元前一千年,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和伊犁河流域,都有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夏商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草原文化也有相互间的遭遇和接触。法国学者在18世纪时还指出,殷商遗民在商亡后航海到了美洲。近年来还在墨西哥发现了战国或秦末“大齐田人之墓”石碑。这都说明,中国很早就与美洲有交往。影响巨大的早期中外交往是所谓的“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在《史记》和晋代汲县战国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中都有生动的记载。

2.印度佛教的东传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内地。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白马驮经到达洛阳的史话,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也是通过这条陆路来到内地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到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很快的发展。到公元4世纪,正当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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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半岛出于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公元372年)派遣使者和僧人顺道送佛经、佛像至高丽,随后,又有僧人阿道至高丽。不久,高丽即建寺供顺道、阿道居住,这就是朝鲜半岛佛教的开始。到公元7世纪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交往甚密,来华留学的僧人很多,隋唐佛教宗派也陆续东传,特别是禅宗传入之后,在新罗时代发展成“禅门九山”,盛极一时。

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传入日本。这时的日本正由分散的部族权力结构向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摄政的圣德太子决定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工具,要求全体臣民信佛。随后,便有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僧人赴日传法,日本僧人也大批来华求法,其中,扬州大明寺僧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达到日本,并在日本弘扬律宗,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写下光辉的一页。入华习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最澄、园仁等,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功臣。空海于唐代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华,在长安青龙寺研习密宗与汉学,回国后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史称“东密”,其所著的《文秘镜府论》等,保留了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许多资料。最澄与空海同时来华,在浙江天台山研习天台宗,后又往越州(今浙江绍兴)学习密法,回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园仁为最澄弟子,来华求法,以其实地见闻写成《入唐求法巡行礼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著作之一。到奈良时代(公元708-781年),日本已形成不同的宗派。其中,在平安时代(公元781-1191年)传入的中国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都以祈祷“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为神圣使命,深受皇族和贵族的尊崇,拥有众多的信徒,史称日本的“平安二宗”。之后,在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禅宗、净土宗、日莲宗等极度兴盛,并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佛教思想对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3.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

与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是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运动。为了寻求佛教真谛,一些僧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西上广求佛典,形成一股热潮。据统计,在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时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其中以东晋时代的法显成就最大。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39年),法显以62岁高龄,与慧景、宝云等人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翻越葱岭,远赴印度寻求戒律,前后经过15年时间,遍游印度北部,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国,渡海回国,取得经律六部,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成为中外交通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隋唐以后,仍有许多僧人赴印度求法,如妇孺皆知的玄奘和义净等,是唐代僧人西行求法的代表。玄奘,俗名陈祎,河南缑氏人(今偃师县),出家后在长安、成都等地遍访名师,为了了解佛学底蕴,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私出玉门关,取道西域,经葱岭,到达古印度境内,研习讲学,周游印度,历时19年,于贞观十七年载誉回国,主持佛经翻译,其所著《大唐西域记》详述亲所历见的各国风土人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之作。义净,比玄奘略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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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张,范阳(今北京地区)人,15岁即立志西行求法,于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扬州出发,经广州渡海南行,抵达印度后研修佛学,兼习印度医学,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回到广州,著《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描述东南亚和印度佛教、地理、民俗及医方,其价值不在《大唐西域记》之下。其后,又有慧超等去印度取经。慧超本新罗人,来华后经海路抵达印度、波斯、阿富汗等地,然后经陆路回到中国。

到宋代,西行求法都由政府资助,因此西行僧人都为团组。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由行勤组织的157人的僧团,从今天的甘肃武都县启程,经西域诸国抵古印度的摩竭提国。他们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并不相同,有的在数十年后才回国。

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重要重要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是人们无法估量的。中外佛教交往无可置疑的证明了这一点。

4.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对中日交往的贡献。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至隋唐时代达于频繁往来的鼎盛时期。这时,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先进地位,唐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而尚在“大化革新”前的日本,社会发展还落后于中国,因此,中日之间的交流,日本取积极、主动的态势,如饥似渴的吸收中国文化,先后派出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吸取营养。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五次,特使高向玄理等人专程到华来学习佛法;在唐代,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二百余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有的资料说19次),其中有16次(有的资料是15次)到了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各类工匠,每次人数由二百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五百人左右,最多的一次达651人,船只从两只增加到四只。那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连利用季节风向航海的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每次来华使团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文献记载的遇难者达五百余人,但他们为学习中国的文化锲而不舍,舍生忘死。他们来华后,大多入国子监所辖的“六学”就读,学问僧则四处拜师,论道讲法。他们在中国学习的内容包括了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社会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回国后终于在奈良时代以“大化革新”为契机,使日本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其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国井田制度实行班田制、促成“大化革新”的关键人物;吉备真备、空海等则是借助汉子,创造日本假名字母的直接贡献者。中国的围棋也由吉备真备带往日本。膳犬丘则将尊孔仪式带回日本。有些留学生则长期留在中国,如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完成了学业,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交厚,中间曾渡海回国,临行前唐玄宗、王维赋诗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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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遇险而还,李白以为他遇难,曾作《哭晁衡》一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好的千古绝唱。

5.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

元代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达20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是有史以来由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

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的船队及造船技术,使阿拉伯航海界耳目为之一新,同时也轰动了来往于亚欧之间的威尼斯商人,以致对欧洲的船舶设计产生了一种新的启示,造成了后来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奇迹。欧洲殖民者因此而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借助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组织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加紧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就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行而传到中国来了。这些传教士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公元1582年来华,县在澳门研习中文,次年进入肇庆,获准建筑教堂,并开始传教。他与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交往,宣讲欧洲文物和典章制度,介绍西方的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将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和三棱镜陈列于室任人参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589年,利玛窦到韶州,大力结交官绅,攻读儒家经典,改穿儒服,习用儒礼,企图北上进京。公元1601年,利玛窦等人抵达北京,朝见明神宗,献上天主经像、自鸣钟、万国图及西洋琴等礼物,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传教。

利玛窦在京期间,以尊儒为旗号,以所著《天主实义》为蓝本,不遗余力的进行传教活动。由于他在传教时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融儒学与天主教义于一体,因而在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先后洗礼,成为明末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支柱。徐光启还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之藻则随利玛窦学习地理和历算。双方在编译科学著作过程中,交流中西学术成就,沟通中西学术传统,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1610年,利玛窦在京去世,葬于北京二里沟。墓址在今北京市委党校内。其后,西方传教士龙华民、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等相继取得合法身份,先后供职朝廷,并在徐光启的保举下参与修订历法、制造枪炮、清朝建立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备受信任,以一外国人第一次出任清政府的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监正,直至光禄大夫;后来又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正,为清王朝主持制造天文仪器,有的传教士还在宫廷充当表匠、画师、药师、御医等,为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其根本目的,但他们为了传教,也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典籍,了解中国社会,顺应中国风俗,从而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开始向欧洲,向他们的国家,提供中国的更真实的信息,介绍中国文化。利玛窦首先于1593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其后,比利时人柏应理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等。在译介的基础上,西方传教士又陆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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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研究性的著作,如法国人白晋的《易经要旨》和马若瑟的《经传议论》等等。在介绍中国典籍的同时,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史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便接连出现。最早的一本是西班牙人们多萨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史》,接着又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等,随后法国人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志》,于1735年在巴黎印行,成为欧洲人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此书的第一卷记述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和医药等,第四卷则专门研究满、蒙、西藏、朝鲜。后来轰动欧洲的《赵氏孤儿》就收藏在《中华帝国志》之中。

中国这个地处远东,具有与欧洲各国完全不同气质的煌煌文明大国,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古代哲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基本原则,大大丰富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等人的思想理论。莱布尼兹对中西文化作了恰当的比较:“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大不如中国人了。”后费尔巴哈也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由此,在欧洲国家一度出现了仰慕中国的风尚,流行一时的洛可可艺术,正是吸收了中国艺术生动、优美、自然的风格;盛行于欧洲社会的中国茶、瓷器、漆器、丝绸、刺绣,也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体现;中国的人物、山水画法影响了欧洲的画家;中国园林艺术的亭台楼阁和湖光山色也出现在欧洲人的庭院之中,等等。宗旨,当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学术与文化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也同时传到了欧洲。他们的传教活动造就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会,造成了中国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了解和沟通,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附录 三楼

1.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和江西滕王阁,被誉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我国的其他古楼有江苏南京的景阳楼、江苏徐州的燕子楼、江苏镇江的万岁楼、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四川成都的散花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山西万荣的飞云楼和秋风楼等等。 2.清·沈德潜:《唐诗别裁》

3.清代的三楼诗词在历代作品中是数量最多的。 4.三楼诗文兴盛的表现:

一、唐宋以来的千百年间,以三楼为舞台的文学创作活动频繁不断,有关三楼的诗文作品层出不穷,产生了许多千古不朽的名

篇,出现了一系列三楼文学专集。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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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文人早有饮酒赋诗、诗酒相娱的风尚。唐宋以来,此风更盛,文人学士常常在亭台楼阁之所,觥筹交错之际,尽悲欢感慨之意。三楼就是这种诗酒两热的活动场所。有关三楼的诗文也大半是这类活动的产物。登临三楼的文人或则群集宴饮,或则自饮自赋,都显示了三楼文学创作活动所具有的华夏特色。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三楼的诗酒活动大体上有三种情况:①以酒为主,诗助酒兴。这种情况多属喜庆活动,更多欢快气氛,如王勃所参加的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举行的重阳盛宴,写下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滕王阁序》。②诗酒并重,排闷解怀。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张说。张说贬官越州,兼南楼(即岳阳楼),日与赵冬曦、尹懋及其子张均登楼赋饮,诗酒唱和,各有所作,使岳阳楼开始名闻天下。在这里,我们看不出诗酒谁主谁副。酒者,消愁也;诗者,抒怀也。二者结合的非常紧密。这种形式的活动,都为到三楼来的失意文人所仿效。③以诗为主,酒则次之。这种情况多属文人相聚。如明末南昌文人集社,以滕王阁为活动中心,他们吟诗作赋,评论时局,其意并不在饮酒。然而,三楼的诗酒之举并不限于文人。历代的世风侵染,也使王公将士及至农民领袖也愿意在楼中风雅一番。元末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后曾在滕王阁设宴庆贺,并命儒臣即兴赋诗于阁上。明末张献忠割据武昌,也曾题诗黄鹤楼上,令下属相和。但这些诗作没有流传下来。这足以表明,以三楼为舞台的文学创作活动,不但有历代文人的纵的延续性,而且有其他阶层的横的广泛性。

清代的三楼诗词在历代作品中是数量最多的。明叶文庄《绿竹堂数目》已有《唐贤岳阳楼诗》,清钱曾《述古堂书目》也有《岳阳楼诗集》两种,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也有陈公举和王延分别编的《岳阳楼诗》。《四库全书总目》收有《岳阳楼纪胜汇编》和明、清《滕王阁集》。明代的方孝孺曾为《黄鹤楼诗卷》作序。据明中叶董尊《滕王阁集》和明末李嗣京《滕王阁续集》合计,收录了清以前的滕王阁诗文一千一百余篇。虽然其中遗漏不少,但仍旧是我国文学史上应当予以注意的名胜文学专集。

二、唐宋以来的文学名家,几乎都同三楼发生过某种联系。他们的幸福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顺利与坎坷,都能在三楼找到某种痕迹。这种现象又为我国文学史所独有而为世界文学史所阙无。

与三楼最早发生联系的著名诗人,是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颜延之在由始安(今广西桂林)东归建康(今江苏南京),途经巴陵(今湖南岳阳)时,曾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五言诗一首,诗中的巴陵城楼即后来的岳阳楼。但从颜延之以后到王勃在滕王阁作序前的二百五十余年间,很难看到文化名人与三楼的具体联系。这说明,当时业已存在的黄鹤楼和巴陵城楼,还没有进入文化生活的领域,因而也极少的与文人发生联系。唐宋以后就不同了,在三楼饮酒赋诗、命笔作记的名家,不可胜数。他们与三楼的关系一般来说也有四种情况:①在岳阳、武昌、南昌三地任职久居,常以三楼为诗酒之地。如唐代的张说、杜牧,宋代的辛弃疾,元代的姚燧。②往来经过,举步登临,尝于三楼吊古伤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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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或者迫于国难,漂泊流浪,止息于此,如唐之杜甫、宋之陈与义;或者受贬斥与排挤,奔波求生,经过于此,如唐之李白、韩愈、李商隐,宋之黄庭坚、张舜民,明之杨慎;或是升迁调动,奉命出巡,舟车驻足于此,如唐之白居易、宋之陆游、明之杨基、清之黄遵宪。③向往三楼,游历往观。这种情况于名人中最多。他们有的是本地人士,或离三楼不远;有的则是外省名流,喜于游历罢了。如宋之王安石、戴复古,元之虞集、丁鹤年,明之汤显祖、袁宏道及其兄弟,清之蒋士铨、舒位、魏源、何绍基。④本人并不曾至三楼,但应朋友之约撰诗文,为三楼壮美生色,如宋范仲淹、苏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应滕子京之请而写,后者的诗篇《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也说明了作诗的情由。总之,由于他们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在三楼获得的感受和表达的感情也就不同。

三、三楼诗文中的名篇佳作,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千余年来为人们传送吟咏,以至成为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诗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崔颢《黄鹤楼》、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登岳阳楼》和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些作品,都因它们情景交融、气象不凡的描绘而扬名中外。这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名胜与文学相得益彰的现象,三楼也是比较突出的代表。唐宋以后的诗文选集中有很多关于三楼的诗文。清末以后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则全部入选王、李、崔、杜、范三楼名篇。崔颢的《黄鹤楼》更是在其在世时就已被收入文集。这些事实说明,三楼诗文名篇在当世和后世都受到推崇,现在仍然为人们所热爱。

5.三楼诗文兴盛的原因。

地域的:三楼俱在长江流域,极富山水之胜,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官吏南来北往、西去东还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江汉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由于古代的陆路交通很不发达,这一带就成为水路交通中心。早在汉代以前,长江的通航之利已为古人所用。至于黄鹤楼所在之武汉三镇,汉代已认识到它的交通枢纽作用。长江的航运之利,随着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益盛而不衰。因此,唐宋以来,文人出川,官员入恕,都沿长江而行。此外,三楼之中,岳阳和滕王傍于洞庭、鄱阳两大淡水湖,黄鹤下临长江,滕王倒映章水,都是碧波浩渺,江水奔涌的山水胜地。人们沿江往还,驻足停留于三楼,以登楼揽胜为快事,是十分自然的。

历史的: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基本上都在黄鹤流域。特别是周、秦、汉、唐立国的关中地区,农桑为本,极其富裕。而江南地区仍处于“火耕水耨”的阶段,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侨寓荆扬二州地区。人口的迁入,也带入北方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迅速得到开发。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促进南北交通和南北经济交流,使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超过黄河流域的水平。到了唐宋,长江流域的人口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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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江南。南宋时,汉族政治中心移往杭州,南方的经济文化更加繁荣。到元明清三代,海内一统,江南富足,对外贸易和对外交通都以江南为中心。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的经济天地里,长出长盛不衰的文化之树是理所当然的。

文化的:三楼所在的长江两岸地区,曾经产生过以屈原为代表的璀璨无比的楚文化。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屈原生前所活动的范围和死后所留存的遗迹,正好在三楼之间。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渊源上推到春秋甚至更早的时代,那么传说中的“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沿庭之野”,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和伯牙绝琴谢知音等,也正好发生在这个区域。如果把这种文化渊流再下推到两汉三国,贾谊贬谪于长沙,徐稚高卧于南昌,魏蜀吴之间惊心动魄而又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也正是在这里展开。这都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也证明两汉文化有相当水平。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长江流域的文化水平才能在南北朝以后,伴随着它的经济基础得以迅速提高,并逐步超过黄河流域的文化。三楼文学在这一文化母体里显得格外繁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文学本身的: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之一是触景生情,因事寄兴,寓情于景。这一传统从《诗经》就开始了。但汉末王粲的《登楼赋》才是登楼感赋的开始,借眼前所见景物抒写悲愤,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借景抒情打开了一条新路径。之后,西晋文学家张载,入蜀省父,作《等成都白莵楼》诗,描绘成都地区的繁华富庶,借以表达他眷恋兹土的心情。接着,南朝颜延之、刘义隆、刘义恭、刘孝绰、萧纲、江总等人,纷纷有登楼之作。尽管这些作者的经历和地位各不相同,但其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登高览物,触景生情。于是,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这种登高感赋的作品,日渐增多。因此,得意者忘形,离乱者思乡,忧国者洒泪,厌世者欲仙,都在这高耸凌空,四望八极的楼阁中表现出来。三楼的诗文创作之所以这么兴盛,正是因为它不但体现了,而且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这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传统。

6.三楼诗文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美学价值:化自然美为艺术美,将山水图画缩于尺幅之中;化物质美为精神美,把飞楼杰阁展于想象之外。

于天地万物和山水景物中寻求美感的思想,一直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所继承和发展,也为后来的山水画、山水诗等艺术创作所遵循和体现。三楼诗文也不例外。从三楼诗文的总体来看,它所包含的美比较集中的来自两个客体:山水与楼阁。诗人们作为主体,又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客体,以寻求适于表现自己独特感受的艺术手法。他们有的侧重再现山水的气象,有的着重描绘楼阁的意态,有的则融山水与楼阁于一体,借以充分展示客观世界所蕴藏的美的魅力。三楼诗文中所展现的美景已经不是自然的景物,而是经过艺术创造的山水画卷了。

“楼不胜美,因人而美。”山水和楼阁这两个客体是通过人这个主体才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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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精神之美的,因此,最美的还是人,是为山水和楼阁增光生色之人。这就包括了诸如屈原、贾谊、王勃、崔颢、李白、杜甫、韩愈、范仲淹等在这个地域生活或与三楼关系最密切的杰出人物。这也正是接下来的诗文所以怀念和歌颂他们的原因。

二、历史价值:三楼诗文不仅美在山水,美在楼阁,更美在人。而人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人登楼感赋,赋必所指,因此天下兴亡,国家治乱,都会感慨系之。三楼诗文的历史价值也正在这里。

楼因治乱而兴废,反映在诗里,自然是可以使人认识历史的,此其一。其二,兵燹xian战乱,国破家亡,政治腐败,都有可能把许多人由异地逼往三楼或由三楼逼往异地。他们登楼感慨,非止一端,这也是可以使人认识历史的,因此,三楼诗文也是历史的一面曲折的镜子。

颜色迷信

1.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神秘主义的意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跟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念(天圆地方)和五行学说密切相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颜色迷信又与日月运行和四时变化密不可分。

2.中国历代视青、赤、白、黑、黄五色为正色,而把五色相杂而产生的颜色如青黄之绿、赤白之红(古指浅红)、青白之碧、赤黑之紫和黑黄之骝黄,看作间色。古人还认为,具备这本体颜色的五方,分别由苍帝灵威仰(东)、赤帝赤熛怒(南)、白帝白招拒(西)、黑帝汁光纪(北)、黄帝含枢纽(中)掌管,又说五方有五帝五佐。

3.在封建社会里,颜色迷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五色成为天意或天德的象征,因而也成为国祚或国运的象征;二是从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出发,把颜色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手段,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尊卑高下的文化特征。这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颜色以转化为封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颜色与政权、与制度的紧密结合,是颜色的政治化。

4.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提出“五德终始说”的理论,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或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如此终而复始,循环不已。与五行相配的五色也相应转换,分别成为各个朝代的崇尚之色,并用以装饰宫廷所用的仪仗、车马、服饰。他们还认为,“五德终始”必先有祥兆显示于人间。凡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都要据此确定本朝运用的历法和崇尚的颜色,以证明自己的统治天下是顺承天意、合乎天德,史称这一举动为“改正朔,易服色”。秦始皇是这一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

5.颜色等级:人们用颜色来表示人际等级关系的观念,大抵在周代以前已经产生。周代的礼乐制度确立后,颜色用以区分等级的功能明显增强,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们的车马服饰。春秋之后,礼崩乐坏,颜色应用出现了混乱。属于间色的红(指浅红)、紫二色由于接近朱色而逐渐尊贵,并被诸侯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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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服。孔子很不满意这种变化,曾说“恶紫之夺朱也”同时告诫人们:“君子不以绀gan[纟取](天青色)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便服)”,因为这几种颜色太接近朱(赤)、黑两种正色,用它们来做礼服和便服,会破坏既定的礼仪和等级。汉魏以后,封建制度 已经确立,门阀制度正当盛行,社会关系远比以前复杂,颜色的等差变化随之进一步展开。概括来说,正色与间色之间贵贱格局被完全打破,正色也可用以表示尊卑。如朱(赤、丹、绛)、紫、黄、黑(玄、皂、缁),多为帝王公卿所用;青(苍)、白(素、缟)、绿则多用于低级官吏和庶民百姓,其中黄、黑、青色尊卑混用。到了隋唐时代,由于封建制度日趋成熟,对颜色的应用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到唐贞观年间,正式形成了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成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等级标志。黄色成为帝王专用颜色,紫色则成为极贵之色,“著紫”成为封建文人奋力追求的荣禄,而历代帝王为了笼络沉下,也往往将紫袍赐予那些品位尚低而不能着紫的臣僚,以示皇帝的特别恩宠。颜色的这种等级妙用,从唐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

6.民俗颜色:在民俗文化中,崇拜红色,厌恶白色。红色:体现了中国人的追求和向往(物质的和精神的)。它象征富贵、吉祥、喜庆;又象征革命、进步、先进;还象征顺利、成功和有利可得。白色是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中国人的摒弃和厌恶(物质的和精神的)。它象征死亡、凶兆、悲凉;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还象征失败、愚蠢、无利可得;还象征奸邪、阴险。黄色因为为封建帝王专用,所以除了农民起义用它来做政治号召外,它在民俗活动中极少出现。紫色作为祥瑞的象征,被封建帝王和道教更多采用。黑色的象征意义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由古代吉色转化为象征颜色、忠厚、正直的颜色;一方面它又由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腐朽、险毒与恐怖的感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选用桃色(桃红色)来象征女性。值得说明的是,中国文化不用黄色象征色情,现在通行的“黄色”观念,实际上是从美国文化中引入的。还有一种与姓有关的颜色现象,即将妻子的婚外性生活称为给丈夫“戴了绿帽子”。它的来源与古代的服饰等级相关。民俗中的颜色含义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丹它们所表现的吉凶、利害、忠邪等心理趋向和道德选择,大多受到封建制度对颜色界定的影响。

水与中国文化

1.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一、水在万事万物之中是属于第一位的。古人把生成世界的物质叫做“五行”,把国家的政事归纳为“六府三事”,在这“五行”、“六府三事”中水均列为第一。至于万物生成的次序与数量,古人也把水排为第一。二、古人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它养育了万物。三、中国人对水含有东方古典哲学的理性剖析,赋予它许多人的品格涵养和社会特性,因而自然物的水与社会的人具备了某种同一性,这才是水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水对其他万物显示了一种宽厚大度的精神,它给予万物的恩惠真是无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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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水因此而具有许多美好的品德。水作为自然物的社会化和到的话,是中国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创造。它不但把人与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也把精神和物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一体化。这种认识无论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民情,还是对水本身的治理和享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大禹治水是我国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治水工程,也是我国最早的、以治水为主的全国性国土整治工程。

3.中国人对水的享用,主要表现在酒、茶、浴三种水文化方面。

4.名泉所体现的文化意识:一、其产生与命名,跟历史名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即按照传说,它们是历代名人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的、军事的或文化的)产物,也是后人对前人怀念和尊崇的象征。如甘肃酒泉为霍去病将汉武帝所赐御酒倒入其内以与全军将士共享而成,还有苏州憨憨泉、杭州虎跑泉等,都与佛家有关。二、泉水本身具有人的某种品德。这种品行好像不是人赋予它的,而是原来就有的。人要是饮用了这种泉水,人的秉性就会相应的改变。这说明,作为自然物的泉水,超出了自然的范畴,而获得某种人文的社会功能。从实际情况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去看,这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如盗泉、贪泉、狂泉、廉泉、聪明泉、润德泉等等。

5.中国制图学之父为裴秀,西晋人,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理论,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台与中国文化

1.从社会生产规模、技术发展水平并结合文献记载来考察,高台建筑物的真正出现,应当在奴隶制形成和发展的夏商周时代。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是高台建筑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高台建筑已经称为宫室苑囿的主体。秦汉魏晋时期是高台建筑的大盛阶段。隋唐以后,专门的高台建筑从总体上走向衰落。原因是:佛教自汉代传入至隋唐已大盛,秦汉以来的神仙学说已让位给广泛流行的净土佛国;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道教,虽然以神仙为依托,但注重实际的修炼;几经变化的儒学也与佛、道相融,提倡人的内省,这也大大削弱了以成仙为目的的通天思想;同时,印度的窣堵婆传入以后,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高耸建筑物——塔,它既适合佛家的需要,又同高台一样具有凭虚凌空的效果,因此,建造秦汉时的那种高台已无必要,但并非是说高台建筑已然绝迹。隋唐以后仍有一些高台建筑,但大都用于纪念事物和登临赏景。 2.台的用途与内蕴:

一、军政礼仪场所,即封建国家(包括诸侯国)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都要选择在高台上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如立国、

即位、阅兵、拜将、会盟、凯旋等等。高台卓然而立,人可居高临下,于台上举行某种仪式,不但能显示隆重、庄严的气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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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给人以崇高、伟大的感觉。因此选择高台作为军政重大礼仪的场所,实际体现了人类对崇高境界的追求,是人们借助客观实体

以满足自尊的心理要求。历代文献记载的许多重大台礼,都内含这种意蕴。如陕西汉中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拜将台,周瑜的点将台,

曹操的教弩台等。尤其是刘邦拜将所带来的事业上的成功,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台的尊崇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及其力量联

在一起。这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认识:台礼是招贤纳士的最高礼遇。 二、宗教祭祀场所,即由对天的迷信和崇拜而产生的祭祀活动和通天仪式,也选择在台上举行。《周礼》已有圜丘祭天的记载。

随着神仙学说的流行,人们把高台建筑当作通向天宫的路径,至少也作为接近神明并与神明沟通的环境。此后,由于秦始皇和汉武

帝热衷于求仙活动,因此他们建造了很多高台,企图借此向高空发展,与天宫接近。

三、思亲望归之所,即筑高台以登望,借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台的这一功用大抵也始于春秋战国。如汉武帝后悔太子刘

据受冤,筑归来望思台以思太子。王昭君离家入宫后,乡人筑台而望,后人称为昭君台,等等。凡亲人分离两地,均筑台相望以表

思念之情,如远离家乡的征人筑台望乡,称望乡台;丈夫出征在外,妻子筑台而望,称望夫台;等等。台的这种妙用,就其美学意

义来说,是追求高而达远的境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是目之所及则心之所达,这在感觉上缩短了与亲人的距离。

四、登高览胜之所,即将高台作为游赏之地。它可以是园林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独立的建筑。它的美学依据同样是高而达远,

但它不是要缩短心理上的距离,而是要扩大视野,开阔胸襟,获得最充分的美感享受。自商周以来,台的这种功用一直相沿不衰。

如章华台、姑苏台、汉武帝时柏梁台、曹操所筑铜雀、冰井、金凤三台等等。 五、藏书观象场所,即于台上观测天象,收藏典籍。这两种均为实用,但其思想内蕴不尽相同。筑台观象,取其台高际天,是

古代通天思想的反映。据知周代已开始这一活动,今河南登封尚存周公测景台遗址。此后,西汉于长安、东汉于洛阳分别建灵台,

都为观测天象之所。现存完好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观象台,是元、明两代建造的天文观测所。而筑台藏书,大约于防火的实际

目的有关。汉代规定“金匮石室”藏书之制,并先后建兰台(又称芸台)、天禄阁、石渠阁为藏书处,均为高台建筑。

六、物事纪念场所,即高台成为纪念性的建筑物。这一功用起于何时已难考证了。如伏羲八卦台、陕西周至授经台、河南开封

古吹台、仓颉造字台、延陵季子挂剑台、屈原天问台、刘邦歌风台等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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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许多名人都有读书台,如董仲舒读书台、

张衡读书台、曹植读书台、昭明太子读书台、李白读书台、苏轼读书台、李纲读书台等等。显然这些读书台并非本人当时为读书而

建,都是后人敬仰先贤,为推崇他们的苦读精神和礼赞其历史业绩而建。 3.台的虚化与影响:

台是一种物质的实体形态,但在历史发展中,它同时又演化为非物质的虚化形态,如历代官署名称和某些语言现象。汉宫殿筑

于高阁之上,并起兰台、天禄阁、石渠阁等收藏典籍,由御史大夫掌管兰台事务。其他高级官员也分别在各自的台阁中理事。这时的台尚为实体,是说尚书、谒者、御史等官员各自在自己的台阁中办事,因其台阁的作用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称呼。东汉以后,台的意义逐渐虚化,以御史治事之处为御史台,以谒者治事之处为谒者台,秘书省则称为兰台。因尚书治事之所在禁省之中,故“台省”又成为中央政府的代称。唐代更以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这时的台已完全成为虚化形态。由此造成的影响,就是后世的一些衙门或机构仍以台为名,如清代的布政使称为藩台,按察使称为臬台,道员又称道台。如今一些业务机构还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日常语言交际中所涉及的台,同样属于一种虚化状态。其情况又分两种:一、虽然说台却已无台的实意,如后世把任职和掌权称为“上台”,把卸职和丢权称为“下台”。一般来说,我们还可以把对某人工作的支持或破坏,称为“补台”或“拆台”。二、不说台却有台的意义。如前所说,台是崇高的象征,由台演化而来的称呼,多含有尊崇对方的意思,如陛下、殿下、阁下、足下,推敲起来与台的建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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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明教育:考研专业课答题攻略

(一)名词解释 1.育明考研名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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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一般都比较简单,是送分的题目。在复习的时候要把重点名词夯实。育明考研专业课每个科目都有总结的重要名词,不妨作为复习的参考。

很多高校考研名词解释会重复,这就要考生在复习的同时要具备一套权威的、完整的近5年的真题,有近10年的最好。

2.育明考研答题攻略:名词解释三段论答题法

定义——》背景、特征、概念类比、案例——》总结/评价 第一,回答出名词本身的含义。一般都可以在书本找到。

第二,从名词的提出的背景、它的特征、相似概念比较等方面进行简述。 第三,总结,可以做一下简短的个人评价。 3.育明教育答题示范 例如:“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第一,什么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这是答案的核心) 第二,它的几个特征,并简单做一下解释。 第三,和职能人力资源管理,人事管理等进行对比。 4.危机应对

如果出现没有遇到的名词解释,或者不是很熟悉的名词解释,则尽量把相关的能够想到的有条理的放上去,把最有把握的放在第一部分,不要拘泥于以上的答案框架。 5.育明考研温馨提示

第一,名词解释一般位于试卷的第一部分,很多考上刚上考场非常的兴奋,一兴奋就容易下笔如流水,一不小心就把名词解释当成了简答题。结果后面的题目答题时间非常紧张。 第二,育明考研咨询师提醒大家,在回答名词解释的时候以150-200字为佳。如果是A4的纸,以5-8行为佳。按照每个人写字的速度,一般需要5分钟左右。 (二)简答题 1.育明考研名师解析

简答题一般来说位于试题的第二部分,基本考察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掌握程度。难度中等偏低。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的时候要把课本重要问题梳理清楚,要比较扎实的记忆。一般来说书本看到5遍以上可以达到记忆的效果。当然,记忆也要讲究方法。 2.育明考研答题攻略:简答题定义框架答题法 定义——》框架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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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把简答题题干中涉及到的最重要的1-2个名词进行阐述,类似于“名词解释”。很多人省略了这一点,无意中丢失了很多的分数。

第二,按照要求,搭建框架进行回答。回答要点一般3-5点。 第三,进行简单的总结。 3.育明教育答题示范

例如:简析绩效管理和绩效考评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绩效管理”和“绩效考评”的定义。 第二,区别 第三,联系 第四,总结。 4.危机应对

当遇到自己没有见过,或者复习时遗漏的死角。这个时候不要惊慌。只要你平时认真复习了,基本你不会的,别人也基本如此。首先要有这个自信。其次,无限的向课本靠拢,将相关的你能够想到的内容,有条理的全部列出来,把困难抛给改卷老师。 5.育明考研温馨提示

第一,在回答简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头有尾,换言之,必须要进行核心名词含义的阐释。 第二,在回答的时候字数一般在800-1000为佳,时间为15-20分钟。 (三)论述题 1.育明考研名师解析

论述题在考研专业课中属于中等偏上难度的题目,考察对学科整体的把握和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进而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洞悉论述题的本质,其实回答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论述题,从本质上看,是考察队多个知识点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课本的整体框架和参考书的作者的写书的内部逻辑。这一点是我们育明考研专业课讲授的重点,特别是对于跨专业的考生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 2.育明考研答题攻略:论述题三步走答题法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第一,论述题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要阐释清楚;论述题中重要的理论要点要罗列到位。这些是可以在书本上直接找到的,是得分点,也是进一步分析的理论基点。

第二,要分析目前所存在问题出现的原因。这个部分,基本可以通过对课本中所涉及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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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而成。

第三,提出自己合理化的建议。 3.育明教育答题示范

例如:结合治理理论,谈谈我们政府改革。

第一,阐释“治理”的定义,然后分段阐释“治理理论的核心主张,包括理论主张和政策主张”。 第二,分析目前“政府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第三,结合治理理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结合相关的一些理论提出自己的改革措施。我们育明考研经过长期摸索,总结了一套考研专业课答题模板。 4.危机应对

万一遇到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关注到的热点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论述题虽然是考察考生运用知识点分析问题的能力,其核心还是在于课本知识,在于理论。因此在回答的时候一定要紧扣理论不放松。 5.育明考研温馨提示

第一,回答的视角要广,不要拘泥于一两个点。

第二,在回答论述题的时候一定要有条理性,但是条数不宜过多,在5-8条为主。字数在1500左右。用时为25-30分钟。 (四)案例分析题 1.育明考研名师解析

案例分析与其说是在考察案例,不如说是再考察考生对核心理论和知识点的掌握。难度适中。但是很容易丢分,想要得高分,比较难。 2.育明考研答题攻略:案例分析两点分析法 理论结合——》案例分析

第一,对材料所涉及的问题寻找理论依据。 第二,结合材料进行分析 3.育明教育答题示范

例如:关于北京公交车现行的问题,运用公共政策知识分析。

第一,要精确找到所考察的知识点——政策工具。然后阐述什么事政策工具,包括哪些政策工具,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二,结合材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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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机应对

有时候在考试的时候遇到自己并不熟悉的资料,不要紧,抓住一点——考察的知识点肯定是课本上的,然后无限向课本靠拢,找到最接近的理论和知识点。 5.育明考研温馨提示

第一,要理论先行,不要上来就分析。

第二,如果那不准考察的理论点,就多写几条,反正多写了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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