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章的第一节介绍专业性职业和非专业性职业的区别，并梳理了西方（以美国为代表）新闻传播业由非专业性职业向专业性职业发展的历程。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闻传播职业化发展的曲折进程。第三节引进西方新闻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当前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空间的建构模式，并思考新闻专业主义即将或已经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节 西方新闻传播的职业化历程
在社会学家眼中，专业性职业（profession）与非专业性职业（occupation）是不同的。非专业性职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作，它是一种职业的初始状态，从业者尚不具备较为复杂的、业外人士难以达到的专业技能，进入此领域的门槛相对较低。专业性职业则属于职业的较高阶段，如医生、律师等职业，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专业标准，有专业内的评价体系和强制服从的专业伦理规范。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职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不断普及，非专业性职业可以渐渐转化为专业性职业。职业的界定，也即专业性职业与非专业性职业的区别，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1915年，社会学家亚伯拉罕.福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最早归纳了职业的六点特征：个人的责任感、有科学和学问的基础、实用的专门化知识、通过组织来分享普遍的技术、自组织形式、利他主义意识。1957年，厄内斯特.格林沃德（Ernest Greenwood）认为正规的职业应具备：系统化的理论、权威、社区约束力、伦理规范、一种文化。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家豪斯（Everett Cherrengton Hught）将职业特征融合为两个：专门化的知识训练及坚守的行为标准。
既然专业性职业是非专业性职业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某一职业从非专业性职业阶段发展到专业性职业阶段的过程就是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1970年，著名社会学家莫尔（Wilbert Moore）将这一过程视为渐进的几个阶段：工作、职业、正规化的组织、要求教育的组织、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可见，职业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该组织享有完全的职业自治权（professional autonomy）。(Banning,Stephen A.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Journalism.Journalism.History,98/99,Vol.24Issue4,p157,7p,Database;Academic.Search Elite.转引自商娜红、余丽丽《试析多重背景下媒介职业化规定性的建构》，《现代传播》2002年5期)
在西方，关于“新闻业的专业性”(jouralism as a profession)问题，被关注和讨论了多年。认为新闻业不是一种专业的学者提出：专业人员（如医生）应能客观、不受感情影响地探求事物；拥有外行没有的专长；拥有证明其符合专业标准的证件或执照等。而新闻业没有这些入门的条件，任何人，只要他被媒体聘用就成为记者，没有强制服从的专业伦理规范，没有记者被要求领取执照，没有共同协议的专业标准。认为新闻业是一种专业的学者指出，“专业”是一个原则上的称呼，泛指职业。新闻工作者是新闻搜集专家，而且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毕业于新闻专业学校；新闻业有其伦理规范，虽然没有其他专业那样具有专业内的伦理的强制性；新闻属于意见系统，无法描述一位记者必须知道什么，但是要求他们知道得比普通人要广泛得多。（陈力丹《记者节谈记者的职业和专业意识》，《新闻记者》2000年11期）
无论新闻业是否属于一种严格的专业性职业，社会对这一职业从业人员的称谓从早年的“包打听”到后来的“无冕之王”、“第四权力”的变化，还是显示出其职业地位的提高和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的加强。在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
以美国为例，其新闻传播职业化的历程肇始于政党报纸向大众化报纸转化时期。独立战争以后，报刊为政治利器的观念在实践中得以确立。政治党派公开办报，办报者主动从政。独立战争时以爱国与保皇划线的报纸，此时变为“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两大阵营。后来，《纽约时报》的创立者雷蒙德在一篇题为《新闻事业的理论》的文章中批评政党报纸“不能把这类报纸误认为公共报纸，它们不是新闻事业的合法成员，它们不对新闻事业负责，没有资格享有新闻事业的荣誉。”（威拉德.布莱耶《美国新闻事业史》，美国，1945年版，243页）在这一时期从事新闻事业者与其说是职业记者，不如说是职业革命家或职业政治家，其从业人员一无专业训练（以政治家为主），二无职业组织及职业伦理规范（党派纪律及政治规范取代了职业规范）。由此可见，党派报纸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现一个独立的、有职业追求的新闻业。
新闻业脱离政党报刊体系，逐渐成为职业的新闻传播机构的过程中，大众化报刊运动功不可没。在《纽约太阳报》等便士报那里，报纸成了“新闻纸”而不再是“观点纸”、“宣传纸”，新闻取代言论成为报纸的主角，经济上的独立解除了政治立场上对党派的依附,同时也带来了读者对象的转变——公众，而不是少数政党成员成为报纸的服务对象。有人把便士报的“新闻就是每天平常生活”这一原则，称为“以民主态度对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的开端。(Schudson,1978)但是，便士报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因过分追求商业利润，也出现了黄色新闻、煽情新闻泛滥的现象。有些报纸从党派喉舌一变而为个人喉舌，新闻业成为报纸老板的“个人新闻业”。为报纸写稿的往往是自由作家或编辑的朋友，或者是一些仅仅把写作新闻当作谋生手段的人。应该说这一时期职业的新闻从业人员虽然出现，但其职业化程度较低，社会地位也较低。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个人新闻业”走向式微，新闻事业开始向组织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大规模的经营”使报纸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新闻工作者成为“组织化的个人”，越来越多的职业记者取代了业余之士。独立报刊的出现标志着职业化报刊的形成，一些职业报人致力于提升新闻业的专业水准，追求象医学、法律、科学那样崇高的职业地位。例如，《纽约先驱报》的创立者贝内特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宣称要让报纸成为“最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代言机构”。《纽约时报》从诞生之初就标榜要成为“独立报纸”。一方面，雷蒙德坚持“公共报纸具有更高尚的职能”，“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必须是超党派而独立的，它一定要让人们感到它不是根据政党的利益或忠于政党的需要，而是出于真正对公正、福利的责任心。”（威拉德.布莱耶《美国新闻事业史》，美国，1945年版，243页）另一方面，针对新闻的煽情主义潮流，雷蒙德在1851年9月18日《纽约时报》创刊号的社论中提出“我们不打算好象在感情冲动下写文章，除非有事确使我们激动。但是我们尽量不要感情冲动。”到1896年奥克斯接办该报后，宣布了这样的方针：“报道新闻，报道一切新闻，公正地报道新闻，无所畏惧，无所偏私，不顾政党、集团的利益。”（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5页）普立策的办报实践中虽然有过一段为后人诟病的与赫斯特同台竞技，将“黄色新闻”推向高潮的历史，但他在1903
年斥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新闻学院的举措对于新闻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职业化报刊出现的这一时期，新闻业有如下特征：（参阅黄旦《第四等级：独立报刊思想之形成》,《新闻大学》，1999年冬。）
1、 从政党控制中摆脱出来。
2、 新闻报道而不是社论占据中心位置，报道范围更加广泛。
3、 新闻包括社论中的中立、独立趋势更加明显。报纸成为社会中一种重要
的独立力量（第四等级）。
4、 记者不仅被公认是一种职业，而且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5、 记者俱乐部等职业组织纷纷建立，新闻教育开始兴起。
到了二十世纪，随着垄断的加剧，报纸作为一个企业的“谋利”要求和它作为一个“公共事业”为公众服务的要求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当老板把新闻业当作赚钱机器时，从业人员反而愈加强调专业精神和专业理念。1943年，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中，试图通过呼唤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职业理想，来遏制愈演愈烈的商业化倾向。委员会认为，新闻传播者不仅仅是“公共传播者”，更应该是“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一个专业化的组织，不仅要为公众服务，而且要基于公众的需要为他们服务，不能公众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是专业性职业和非专业性职业的重要区别。报刊自由委员会虽然在观念上对新闻业的专业化进程做出重大贡献，但社会责任理论在美国仍然主要是一种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
二十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新闻业的商业化、集中化、国际化浪潮，媒介垄断进一步加剧，多数媒介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巨头手中。如CNN属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所有，ABC为迪斯尼所有，CBS归维亚康姆所有，FOX则属新闻集团麾下，独立媒介日益稀少。从政治利益集团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新闻专业化追求却遭受经济利益集团的重创。媒介难以担当“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的使命，新闻专业精神和专业理想难以实现。近年来，往往在公众最需要新闻传播者发出公正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却缺席了。2002年安然、安达信、世界通讯等大公司涉嫌严重欺诈事件时，作为社会鉴测系统的西方媒介是沉默的；2003年美英等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美国媒体报道的偏狭和失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一切不禁让人发问：当年不屈不挠揭露越战和水门事件真相的新闻界勇士们到那里去了？在错综复杂的商业体制之下，新闻专业精神和公共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节 中国新闻传播的职业化历程
西方新闻职业化的道路是伴随着西方新闻业自身的发展、成熟和壮大而形成的，植根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土壤。与此相对照，中国新闻职业化的道路则是在东西方文化相碰撞、“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中从外部输入和开辟出来的。既受到西方价值观念与文化思潮的影响，又受到本民族的传统以及所选择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制约，表现出较为曲折的发展轨迹。
中国虽然是印刷术的发明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也拥有历史悠久的报纸——邸报，但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可能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和新闻观念。
二十世纪初，以王韬、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初步接受西方先进文化观念的革命家、政治家兼报人将“求通”、“重民”等办报思想贯穿于新闻实践中，使报纸在“达民隐”、“开民智”、“通民情”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办报活动主要还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办报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益于国事”才是报馆的最终追求。他们的办报活动具有浓厚的启蒙主义特征。
辛亥革命后到三十年代，也即邵飘萍所谓“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出现了一批有职业意识和职业化追求的记者与报人。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序幕由他们拉开。
黄远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政治记者，在他之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由政治家所兼。（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0页）他所提出的著名的记者“四能”说，已涉及到以新闻为业而不是以政治为业者的专业化素养和职业技能的问题。
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开篇之语就是：“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主要原料厥惟新闻。”（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把新闻作为报纸的主体，这无疑是中国新闻观念的重大变化。此外，邵氏提出的“记者品性第一要素说”和“记者独特之智能说”从新闻伦理的角度开掘了新闻专业意识与专业精神的内涵。
作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第一开山祖，徐宝璜在他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中提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6页）研究者认为，这一新闻定义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中第一次确立了以客观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而且，“事实——阅者——社会耳目——公共机关”是这一定义延伸的链条。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熏染的徐宝璜把“公共机关”当作新闻业之正途。（黄旦《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1期）在中国新闻传播职业化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与徐宝璜一样，任白涛也强调新闻事业的公共性质，提出新闻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以本位”。（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5页）同时认为，新闻记者应为“社会之第三者”，“不问如何之时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11页）
20世纪30年代初，黄天鹏不仅如徐宝璜一样意识到，报纸从事营业，可使之独立而成为“社会之公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看到报纸商业化运做的流弊：一是过分迎合读者，难以保证新闻之真；二是过分倚赖广告，受广告商左右。（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书店，1930年版，168页）虽然尚未找到理想的实践途径，黄天鹏的思考还是对于新闻职业化的内涵做出了更深层次的拓展。
这一时期在新闻实践方面，张季鸾主政新记《大公报》时，为了实现发刊词中主张的“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报业天职”，以疗救报业之流弊，开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处方——“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新记《大公报》历经风雨数十年，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职业化报纸。邹韬奋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后，始终强调“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为大众服务的办刊思想，有力地颠覆了传统文人以精英姿态开大众之智、启大众之蒙的办报立场。
抗战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和民族的主题。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严酷环境下，超然置身事外的“第三者”立场和报刊独立的职业化追求的空间愈益狭窄。非常时期，报刊所担负的社会职能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发生了迥异于常态的变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职业化报刊在此时期主动调整报纸的立场和定位，服从国家利益的需求压倒了报刊对言论自由、客观公正等职业理念的信守。“新闻本位”让位于“国家中心”，张季鸾的职业报人身份也为“国士”的身份所替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逐渐成熟，形成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新闻改革就是将新闻实践纳入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体系之中。此后，新闻与宣传，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党报理念与新闻专业理念长期处于一种难分彼此的境地。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取代了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新闻传播职业化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1956年的第二次新闻改革实质上体现了对新闻传播普遍规律的尊重。《人民日报》借改版之机所进行的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改进文风等改革也是对新闻传播职业化的一次尝试性回归，试图使党报进入专业化发展轨道。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也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提出报纸的双重属性问题，逼近新闻专业化的思考。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在左的思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语境中，新闻专业化的尝试难以成功，王中“越轨”的思考也难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压制。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长期受到束缚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都获得了很大解放。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事业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第三产业的双重性质获得新闻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新闻规律和新闻专业主义重新进入新闻人的视野。在一部分媒介和从业人员那里，专业身份、专业原则和专业操守成为应当信守和追求的目标。《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创立之初，所有节目创建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求实”指工作态度，“公正”指处理事物的原则，“平等”指待人接物的品德，“前卫”指要保持的状态。（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231页）《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也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质疑的精神，平稳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这些都说明，当外在的长期被我们所依附的力量逐渐减弱之时，必须加强内在的素养以应对可能存在的价值真空。
当然，就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程度还比较低，职业意识不够明确，职业规范很不完备，职业素养较为欠缺。尤其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曾经困扰过普立策、黄天鹏与邹韬奋们的事业化与商业化的冲突也在困扰者当代的新闻传播者们。此时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既是在更高层面上对邹韬奋们的探索发出的历史回应，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对于新闻传播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和尊重。
第三节 新闻专业主义
一、何为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在西方是理论界关注和讨论多年的概念。赫伯特.阿特休尔把媒介自己的思想体系概括为以下几条，接近对专业主义思想体系的概括：
1、 新闻媒介摆脱外界的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
干涉。
2、 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 3、 希望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
4、 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
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我们认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终极意义上，它与新闻信息的自由沟通和交流相联系；职业意识层面，它规定了新闻工作者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性质；新闻伦理层面，它强调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伦理和专业自治；新闻实务方面，规定了新闻报道的专业规范和操作原则。
首先，新闻专业主义的倡导者实际上是把新闻业看作民主社会的基石。在美国，媒体是受宪法保护的唯一行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尤其是在“民主化程序从政治领域向公民社会领域扩展”的今天，民主化与“沟通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约翰.基恩（英）《媒体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2-154页）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沟通自由”的前提是“市场自由”，他们甚至把“新闻自由”等同于“新闻市场自由”。比如，传媒巨亨默多克坚信，“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与广播自由的最基本条件，可以把这种自由理解为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可以理解为个人不受外部限制进行通信的权利。掌握在各种所有者手中的私人控制的新闻业和多频道的广播系统是自由的防护堤。”因此，他充满激情地宣称并举双手欢迎“自由与选择而非控制与稀缺”的时代的到来。（约翰.基恩（英）《媒体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47页）但是，市场自由主义者自以为把媒介从政府、国家的控制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却又给媒介套上了另外一重桎梏。正如反对者们指控的，商业化媒体“破坏了传统文化权威的尊严，腐蚀了集中在家庭、宗教与社区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操纵并欺骗了易受骗的、众多的、被动的消费者。”（约翰.基恩（英）《媒体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59页）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潜在针对就是政治权力集团和经济权力集团对于媒介自由话语权的争夺和控制，新闻专业主义者们希望籍着这一理念解救在各种权力束缚和影响下不得自由的新闻媒介。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的提出，对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意识的强化也具有重大意义。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处于如麦奎尔（Wcquail,D.1987）所说的各种社会体制（经济、政治等）和受众之间的“三明治”夹心。新闻专业主义者希望强化媒介自身的职业意识，使夹心部分膨胀成为独立的具有专门化规范和专业自治权的公共服务机构，不受外在权力的制约。新闻自由的宪法依据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公民的言论的自由表达又必须是建立在知情的前提下。因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服务公共利益，是现代新闻媒介必须承担的责任。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中，“为公共利益服务”是这一职业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新闻工作的最高天职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大多数人的福祉。正如普立策在他的遗嘱中称，他是秉承“公共事业”的原则办报，他有着比“谋利”更高的追求。
第三，新闻专业主义者认为，媒介从业人员不仅是公共传播者，更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20世纪中叶，伴随着媒体在西方社会中专业化程度与职业地位的不断提高，它渐渐有取代政治权威而成为准社会权力中心的趋势。任何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导致腐败，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也不例外。要制约媒体的权力，除了外在的力量，媒体从业人员的内在力量——自律更为重要。有道德感的人恰恰是最自由的，他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用受到外在规范的制约，反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越是成熟的职业，职业内部的伦理规范越能够内化为一种无形的、强大的道义力量，有力地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
第四，由于新闻专业主义对事实的追求和信仰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实务操作方面，客观主义原则和客观报道方式常胜不衰。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具体操作规范也被奉为经典。比如，在新闻写作中应尽量多用动词和名词，少用副词和形容词；多用陈述和分析性的语言，少用判断和评价性的语言；多用中性词，少用价值判断色彩强烈的词等等。至于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等报道原则既在实务层面上体现了新闻报道的职业化操作范式，也在伦理层面上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价值依傍。
从总体上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强调新闻信息本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赚钱机器或宣传工具这样的手段。如果说它是手段，也是为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服务的（即所谓“服务公共利益”）。但这毕竟是一种终极理想或情结。因为，在现实中，媒介太有力量了，各种利益集团都想抢夺这个舆论阵地或话语平台为自己服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注定是一种只能“近”，不能“全”的概念。但它如同饱受争议的客观主义理念一样，应当成为以新闻为业的人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同时，这一概念也可以成为观照媒介的一种视角，评价媒介的一种尺度，对于媒介中存在的种种越轨的行为进行矫正的依据。
二、当前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空间的建构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毕竟是植根于西方百年来的新闻业发展史，植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当我们把这一套话语体系或概念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时，就存在一个“本土化”问题，即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新闻体制以及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目前我们在倡导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应当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树立公共服务意识，拓展公共话语空间。新闻业是一门特殊的职业，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在现代社会，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公共生活领域不可或缺的路向标、交流工具和代言人。但是，媒体不能假冒公众的名义为少数利益集团代言，更不能侵犯公共利益为自身牟利。当前，有部分媒体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特权进行权力寻租；部分从业人员把市场看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离了新闻业的本质职能。“政治家办报”和“商人办报”的落脚点都是“报”，就都不能违反新闻业质的规定性，必须符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否则就可能成为纯粹的宣传或纯粹的赢利工具。因此，媒体保持和守护一个可贵的“公共空间”，给思考公共问题和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提供一个自由沟通和交流的场域，对于促进民主社会的建设，意义深远。
2、强化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的报道原则。新闻媒介既然是传播新闻信息的职业化机构，必然要把信息的真实性放在首位。事实是新闻媒体追求的最高价值。与此相联系，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等都是对真实性的保证和补充。“全面”要求从业人员从联系的、整体的社会生活画卷中去发现事实；“客观”要求从业人员把主观情感降到最低，力求不受感情因素影响地报道新闻；“公正”则要求从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尽可能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和态度报道新闻；“准确”要求对事实的报道清晰明确，力戒含混。
3、加大专业教育与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意识和专业化水平。目前，我国70万从业人员中只有20%的人接受过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从总体上看，职业化程度不高。而职业培训和专业教育是一个非专业化职业发展为专业化职业的重要阶梯。“入世”加快了中国媒体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也加快了中国传媒人与西方传媒人竞争的脚步。频道专业化，媒介集团化等举措可能会“催熟”中国媒体，使之在“硬件”上尽快赶上国外媒体。但是，若作为“软件”的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职业理念、职业素养跟不上，此种成熟仍可能只是一种“假熟”，从长远看，势必制肘中国媒体的发展。美国新闻业能够成为一种专业，与普立策在20世纪初推行新闻教育有直接关系；今天，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新闻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同步发展。
4、建立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近年来新闻行业中出现的一些违规违纪现象一方面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相应的行业规范有关。我国媒介管理中，过多使用他律（主要是行政控制）手法，对自律方法的使用落后于西方国家，与我国飞快发展的新闻事业也不相吻合。西方新闻自律的特点表现在自律规范和自律组织两方面。其自律规范既不同于纯粹的道德规范，也有别于法律规范，而是具有一定效力的新闻行业守则。自律组织如日本新闻协会、瑞典新闻业公正委员会、美国的新闻评议会等，以舆论的力量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制约。这是一种行业内部的监督。我国的新闻自律机制还不甚完备，但提倡新闻自律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市场经济下的新闻工作，必须有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作保证。我国建立新闻行业规范应包括行业准入制度、业内有序竞争的行为准则等，既要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更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意识。
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
新闻传播活动，从来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决没有脱离具体时代环境的新闻传播。对于新闻传播最重要的外在制衡力量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当这两股力量过于强大时，媒介或受政治权力影响倾向于宣传，或为经济利益的影响而受制于市场，都偏离了媒介发展规律，更违背了媒介自身质的规定性。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的提出唤醒并强化了媒介的内在力量，这股力量可以将受政治经济影响而偏离轨道的传媒拉回正轨，为被“异化”的传媒和传媒人找回自身本质属性。
假如——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传媒在倡导专业主义理念之后真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就是说真的摆脱了缠绕它的政治、经济等外在力量，把夹心三明治中间的“夹心”放大并单独取出，媒介真的就找到了在社会中最理想的位置吗？传媒人真的就能成为严格自律的负责任的传播者吗？在专业主义轨道上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真的就不会发生新的异化吗？
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当职业伦理凌驾于社会普遍伦理之上，当专业自治高于社会普遍秩序，媒体霸权的时代就可能来临，这是有违自由民主平等的真精神的。政治也讲责任，但到了极端就成了极权主义。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若被迷恋过度，也可能形成企图压灭其他价值的新的话语霸权；媒体的专业自治权过度膨胀，也可能将社会普遍的秩序和法则置之度外；媒体在缺乏监督的情形下迎来的狂欢节也有可能是对公众利益的新一轮威胁。
所以，对处于复杂的时代关系中的传媒而言，新闻专业主义以及随之延伸的一系列媒介权利，只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存在，而决不可作为唯一的力量存在。任何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独尊和排他的取向，都可能会走向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反面，违背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历史进步意义，从而离自由的理想和精神越来越远。
当然，中国新闻传媒的专业主义话语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新闻传播者职业还处于职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度专业化可能带来的弊端离我们还很遥远。但少一分盲目就多一分理性和清醒，但愿新闻专业主义不会成为高悬在传媒和传媒人头顶上新的达摩克利特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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