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人物安排的规律性呈现

浅析《儒林外史》人物安排的规律性呈现

作者：王娜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4期

摘要：《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本文在小说一连串的人物和事件变化中，需要寻求一个主要的意义核心，并锁定某种行动的发生范围，从而得出文中人物出现方式的规律。

关键词：儒林外史；结构主义；人物关系；出现法则

中图分类号：I04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33-01

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受到关于人物的种种描述的吸引。小说写的是“人”的故事，有关于人性的内容才是读者关心的重点；而在叙述情境与人物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情节”。从这方面看，人物似乎凌驾于情节之上，更接近于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较早的评论者习惯把小说人物混同于现实，以心理动机等解释人物的行动。假如用结构主义的的观点，“行动人物”改变将人物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可能性假设，以“行动”“行动者”取代心理分析式的人物分析方法。为了避免将人物看做某种心理特征的产物，结构主义者运用各种方法将人物限定于行动中来展现其性格特色。随着一个主体的叙述，周边的人物可以随时出现和更替，产生无穷无尽，令人惊奇的组合。

面对《儒林外史》这一部长篇巨制，倘若我们从广阔的人物层面或者错综复杂的人群关系中，研究彼此之间相关的的联系，似乎不太明智。大多时候，我们习惯在小说一连串的人物和事件变化中，寻求一个主要的意义核心，并锁定某种行动的发生范围。这种意义核心的确立对《儒林外史》而言是必要的，就像我们对它内容的理解：在一段接一段的故事转折中，小说人物似乎依靠着彼此会面，产生活动交集，之后转往他处的行动模式。在这一过程行动中，只有行动上共同意义核心的确立，才能彰显相似活动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当我们从实际的小说叙述中发觉有“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印象时事实上证明我们早已不自觉的依靠着意义核心，对其中的行动进行某种命名。以《范进中举》之后的情节发展为例，在第四回里范进与张静斋逃离高要县，之后似乎暂且隐遁，在第七回里却以“范学道”的身份再次现身，其中叙述所呈现的似乎是一整串的发生过程。而跟随着张静斋、严贡生、严监生、王德、王仁等人物夹杂出场的情况下，读者却仍然可以自然的分辨“范进与张静斋”“严贡生、严监生、王德与王仁”等不同的故事重心发展。

结构主义者强调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呈现的法则：当说明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时是派生法则；当描述这些主要关系在故事中发生的变化时是行动法则。{1}《儒林外史》中最显著的例子是许多小说的情境片段，时常把人物之间派生关系作为开头。如杜少卿家迁至南京，与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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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崖谈论《四书讲章》时，“……正说着，迟衡山、马纯上……一起走过来，作揖坐下。……”有了此番“群贤毕至”的场面，才开始杜少卿对于诗经义理的自我看法。或者借着杜慎卿无意提到景兰江，这个小插曲的出现才让能读者明白其人之后种种关系（“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头巾店做生意”）{2}。而人物的行动关系则不免与情节密切相关：如正因为响马贼头赵大想要杀海月禅林老和尚，由明月岭救难一事引出萧云仙等人物关系。{3}行动派生关系，使人物关系结构成为可观察的现象，虽然复杂却有迹可寻。

我们以这样的看法看待《儒林外史》的人物安排方式：《儒林外史》中人物众多，层面广大，能够兼顾到各个层面的描写并非容易的事。而在人物处理的手法上，似乎循着脉络而来：在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细无遗的人物结构，除了能曲尽各个不同的人情世面，又可以合理完整全面的交代情节。在《儒林外史》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位自始至终的主要角色，即一般叙事作品里常见的主体，但在叙事上小说却从来没有失去叙事轴心（借某个人物为焦点来带出整个故事），通过人物与人物的连接来组成整部小说。在阶段性的故事中，作者常常以一两位人物作为叙事主轴，间或带入其他的人物故事。如小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应该是娄氏兄弟故事的叙述，倘若我们仍旧以行动、派生两种人物关系的结构法则来解释，其中杨执中、权勿用，甚至鲁编修、邹吉甫、陈和甫、遽公孙等的加入，大部分可以看做是以“行动加入者（以娄氏公子为轴心）”的身份为主要表现。至于第十、十一回，鲁编修、鲁小姐的插入，则是非常类似人物派生法则的应用，是由娄府与遽府的关系穿插转入。而在故事阶段中，主要的轴心人物并不是时时处于中心位置，有时会暂时隐没或者成为陪衬，而将叙述焦点放在其他人物身上。明显的例子可见第二回，描写周进暮年登第一事，小说花了大量篇幅描写申祥甫、夏总甲、梅九等人的势利嘴脸，以及如何老实不让人的王举人，周进似乎成为了旁观的角色。 此外。另一种人物出现法则似乎隐而不显，却能使故事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趣味感受，而且超越上述两种法则之外。有时候，小说人物被提及但不一定与当下的行动目的有关系，仅仅是为了叙述上信息制造的效果。这种人物出现的方式显得模糊短促，甚至容易被读者忘记，没有连贯所产生的行动意义。我们以严贡生为例：小说里与严贡生相关的故事集中在第五、六、七回，另外在第十八回胡三公子寿宴上和第四十二回汤大爷的口述中短暂出现。比较严贡生后两次短暂出现的情况，前一次只是“惊鸿一瞥”夹在活动行列，之后立刻消失。后者纯为汤大爷、汤六爷的转述，而不是正式出现在人物活动的行列。这个例子颇符合我们所说的小说人物“一闪而过”的状况，有时短暂现身于活动群，却并非活动目的。或者更为常见的是经过旁人转述从而让读者得知。在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如下的例子：

李四道：“目今宗师按临绍兴了，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而今想儿子进学。他儿子叫金跃，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寻一个替身。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这事所以要和三爷商议。 （《儒林外史》，第199页）

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和尚只是不点头，一会儿又骂小和尚：“不扫地！明天下午浮桥施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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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第280页）

鲍廷玺道：“这个容易。老爷，这对河就是葛来官家，他也是我的挂名徒弟。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都是考过，榜上有名的。老爷明日到水袜港，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对门一个黑抢篱里，就是他家了。” （《儒林外史》，第471页）

在李四与潘三的对话中出现的金东崖，或时常现身小说中却自始至终没有确定形象的施御史，以及鲍廷玺告诉汤大爷得知的葛来官，似乎均脱离了原先故事中的印象，闯入了叙事的另一个情境。我们无法将这种情况以“行动法则”或“派生法则”作为规范，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其表现出的特殊效果。这种人物突如其来，看似不经意的出现方式，常常制造出形同于“插科打诨”的幽默感。然而除去“无巧不成书”的趣味巧合成分，如同赘述般的人物现身夹杂于叙述中，多半为读者追述，补足之前未竟的故事结果，并且又及时连接起新的人物关系。在小说的整体进展中，由彼此牵连出的人际关系，其重要性似乎更甚于人物实际行动中的接触；以“人情世故”作为其内容展现，让叙事更因“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或“人物间彼此接触的过程”，进而在小说叙事层里有属于意义性的更高连接。这样也可以显示人物之间的组合关系对于整个《儒林外史》重要功能。 注释：

{1}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吴敬梓.儒林外史[M].第336、337页。 {2}同上注，第337页。

{3}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以及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同上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著.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陈平原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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