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正青春

那年，我们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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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儿女》2018年第02期

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在他们最青春的时候，经历了上山下乡、目睹了恢复高考、见证了改革开放，他们的乡愁十分特殊，又弥足珍贵，值得留念。抛开历史问题的纷扰，我们应当专注于记录这段经历，记住这些乡愁，留住这些宝贵的财富。

那一段段经历，上山下乡的地方、读大学的城市、下海创业的落脚点，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对于他们来说，这段记忆是不可磨灭的乡愁。这样的乡愁里，不仅有知青们与农民同吃同住、紧密联系结成的深厚情感，也有和大学同学、创业伙伴在那一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新创业的青春与理想。

大红纸上，是用毛笔书写着的“欢迎回家”。这是受邀回村的老知青们走进村庄时，首先看到的。这四个字让老知青们红了眼眶。

的确，对于知青们来说，插队的地方就是第二个故乡。他们来到这里时，大多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在陌生而艰苦的农村环境中插队，有泪与汗，也有青春和热血。

这些年，对知青历史承载物的保护并非无先例可循。山西晋中杜家山村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自愿插队第一人蔡立坚的插队地址，又因全国各地知青相聚于此而成为知青的精神圣地。目前，杜家山村正被保护起来，作为近现代重大事件的见证地和遗址，已被列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名录，正在申请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这些知青们而言，他们真心希望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有迹可寻。他们想带着自己的儿孙回来，指着那栋“知青楼”说：“这里也是养育我的家。”

1952年出生的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也有自己的“知青情结”。他插队的崇明岛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文学色彩的地方。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龙，崇明岛是含在这条巨龙口中的一块绿色翡翠。在这片绿色的土地上，对文学的追求和传播，就像江畔的芦苇，蓬勃繁衍，生生不息。 “四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在崇明岛插队落户，劳动的繁重和生活的贫困，并没有折断我理想的翅膀，因为，每天晚上，在一间草屋里，在一盏油灯下，我可以读书，可以在日记本上追寻我的文学梦想。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我插队的村庄，农民家里没有用上电，物质的匮乏和日子的穷困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但是，那里却有尊重文化的传统，村里的农民大多识字，文盲很少。更难能可贵的是，‘文革’的扫帚，居然没有扫到那里，很多农民家里都藏着一些书。他们把珍藏的文学书籍送给我，消解我的孤独和寂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真和善。我也由此深信，人间的美好情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我的文学生涯，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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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故乡崇明岛，起始于那段下乡的生活。很多年后，我在一篇散文中写对家乡土地的思念和怀想，这是文学的思维，却也是当年思绪的真实写照。”赵丽宏说。

那时，天天和泥土打交道，劳动繁重，生活艰苦，然而没有什么能封锁赵丽宏憧憬和想象的思绪。面对着岛上那辽阔的土地，他浮想联翩，自由的想象之翼飞越海天，翱翔在广袤绵延的国土上。崇明岛和一般意义上的岛不同，这是长江的泥沙沉积而成的一片土地，就凭这一点，便为他的遐想提供了奇妙的基础。看着脚下的这些黄褐色的泥土，闻着这泥土清新湿润的气息，赵丽宏的眼前便会出现长江曲折蜿蜒、波涛汹涌的形象，他的心里便会凸现出一幅起伏绵延的中国地图，长江在这幅地图上左冲右突、急浪滚滚地奔流着，它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土地上众多的生命。它也把沿途带来的泥沙，留在了长江口，堆积成了自己脚下的这个岛。

赵丽宏记得曾在面对泥土遐想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故乡的泥土，汇集了华夏大地的缤纷七色，把它们珍藏在心里，我就拥有了整个中国……”直到今天，年轻时代的这种遐想仍会使他产生共鸣。“崇明岛是出文人的地方，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有不少从崇明岛走出来的作家。但在过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崇明岛的作家大多是离开了家乡才显露才华，被人注意。成为名家时，他们大多身在异乡，崇明岛对他们而言，是久别的老家，是乡愁，是乡梦。”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童出生于1963年，与他同一代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农村长大，写作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苏童却是从小在城市长大。

“乡土”这个词，按照习惯来说，应该是“乡村”与“土”，所谓的乡村与土地不仅在欧美文学史，也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始终是作家们所依靠的最主流的创作题材。尤其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给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乡土是滋养一个作家最大的粮仓，你从哪里出生，然后以文字反哺做一次无论是精神的还乡还是文字的还乡，来完成创作。

苏童说：“所以在作家的创作中你回头看吓一跳，‘乡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词汇。比如莫言，虽然他写得汪洋恣肆，不按常规出牌，但如果没高密的东北乡，莫言还存在吗？贾平凹如果不写陕南地区，他存在吗？乡土文学当中的乡可以是乡村，但是同时我始终认为在今天从文学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对应的呼应关系来看，必须要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当中的‘乡’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把‘乡土文学’中的‘乡’完全改成‘故乡’，而不是‘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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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自己的祖上也是迁徙的产物，他成为一个苏州人，其实是自己父母那一代的一次迁徙。他从小到大特别奇怪自己的身份，“苏州那个地方很排外，苏州人认为所有不说苏州话和上海话的人都是外地人。说外地话的人当中又分三六九等，说苏北话的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苏北代表着贫穷、经济落后，问题就来了，自己的故乡是哪呢？”

“我的故乡是处于苏南与苏北之间，大家知道江苏以长江为界，我的老家恰好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岛，所以我非常自豪地说我不是苏北人，我是扬中人，我从小就在为自己的籍贯、为自己的故乡辩驳。对故乡通常人都有的某种自豪感，我没有，我是躲躲藏藏的，就是因为地域方面的歧视。”苏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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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在一个频繁迁徙、人口流动的社会，故乡、故土对每个人的意义其实是会不停地随着时间而流失，每个人都在发生位移，这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在今天，农耕文明的浪漫恐怕并不能支撑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条耕牛，一个老头，夕阳落山，所谓传统乡村的美学概念已经完全不能支撑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说不能支撑他所需要的文学的所有内容，所以必须要重新定位。

苏童表示：“在这个时代，我倾向于用这样的概念和姿态来认定一个作家与乡土的关系，那就是我在哪儿，乡土就在哪儿，它不是一个回望的姿势，不是一个站在几千里之外产生的某种情感能量。‘乡愁’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受到考验的词，它的美学意义、它的美学色彩是不是像余光中先生说的？余光中式的乡愁就是余光中的乡愁，它可能不代表今天一大批在城市里打工的民工，也不代表很多在路上、奔走在异乡打拼的人，你跟他们提乡愁，会被认为太虚假，所以这个词有时候分量很轻，有时候分量很重，看如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