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臤鼎铭文考释——兼论王东巡在鲁

2022-09-25 来源:小侦探旅游网
第29卷第3期邯郸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ndan University2019年9月Sept. 2019Vol.29 No.3取鼎铭文考释——兼论王东巡在鲁鄢国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116081)摘要:取鼎记载穆王在鲁举行大射礼之事。铭文中参与射礼的左、右之人其身份是师氏,地名鲁即鲁都曲阜,而非 河南鲁山。此次大射之礼可能是平定东夷后,穆王东巡庆功之举。鲁是周代天子东巡驻蹿和会集诸侯百官举行大型礼

仪活动之地。关键词:取鼎;穆王;东巡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30文章编号:1673-2030(2019)03-0056-0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代黄淮地区夷夏政治地理格局研究”(项目编号:18FZS009)作者简介:鄢国盛(1980—),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专业研究方向

先秦史。取鼎为私人藏家收藏,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228[1]294o 口微敛,厚方唇,双立耳,鼓

腹圜底,三柱足上粗下细。颈部饰垂冠卷喙分尾长鸟纹,间以花瓣扁棱为界,腹部饰垂冠卷喙分尾大鸟纹。整

体风格显西周中期偏早特征,时代当属穆王时期。器腹内壁铸铭文50字(含合文2),释文如下:唯十又一月辰在甲申,王大射在鲁。王肆右即西六师,左即东八师。王克西师,左克东师,取克厥啻(敌)。王休锡取贝百朋,用作宝尊鼎。先对铭文中的个别字词及职官作一说明,然后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王衆右即西六师”,“衆”为连词,金文习见,训为暨。“即西六师”当是“即西六师射”的省略形式, 与长由秃(《集成》9455) “即邢伯大祝射”文意相同,大意是说王加入到右与西六师对阵竞射。“左即东八

师”则是左与东八师竞射。比赛结果,王所在的右胜了西六师,左胜了东八师,取胜了他的对手©。铭文反映大

射是一种具有竞赛性质的集体活动。参与大射的双方是左、右与西六师、东八师。比赛当是以右与西六师为一组,左与东八师为一组,每组中再选出射手两两轮番上场比试,最后统计集体比赛成绩, 确定胜负,此或即礼书所谓的耦射。西六师、东八师是王朝常备军。西六师在西土,东八师在东都成周,也称成周八师, 它以投降的殷人改编

而成,所以又称殷八师。六师、八师都分别设有三有司,管理土地、农牧、马政等事务, 周王似乎尤其重视六 师、八师种艺之事,命专人总管其事,蠡方彝铭文“王令蠡曰:'总司六师衆八师艺。' ”《集成》9899)可见六师、八师这种军事组织颇具屯田性质[铁与西六师、东八师对阵的左、右是集合称谓。根据铭文记载,取在比赛中获胜,得到周王的奖赏,由此似

可推断取当时与王同在右这一阵营,因而受到王的赏识。金文与典籍中“左右”可以表示近侍、近臣或副手,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还可引申为动词表示辅佐,也属常见,班籃铭文(《集成》4341)记载吴伯、吕伯率偏师

辅佐毛公东征说“以乃师左比毛父” “以乃师右比毛父”,左、右含义就是配合辅助之义。这些例子都证明称①”取克厥啻”,啻读作敌,泛指对手,在战争中则指敌人,如或籃铭文“卑克厥啻”之啻(敌)就是周王朝的敌对族群的淮夷。56为左、右之人与王或统帅的关系比较亲近,取鼎铭文中的左、右也应是与周王关系比较亲密的一类人,其身份

可以取为线索来考察。取所做铜器还有两件同铭的取尊(《集成》6008、《资料库》NB1072),记载他追随师 雍父在由师戍防,此外还有几件相关的铜器,是录、嵇、遇等人所做,他们也是师雍父的属下,其身份与取相

当©。这些铜器铭文内容相互关联,比较完整地记载了穆世某年师雍父及其属下驻防由师期间一系列活动的前后

过程。其中录百交待了驻防由师的起因,其铭云:王令感®曰:“馭,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刑(由)自(师)。”伯雍父蔑录历,赐贝十

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用作文考乙公宝尊彝。(《集成》5419)为了抵御淮夷内侵,王命令或(师雍父)率成周师氏驻防由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师雍父所率诸人 为成周师氏,指的就是包括取在内的那些人。由此可以断定,取鼎铭文中的左、右之身份应当是师氏。师氏参

与大射亦见于令鼎,曰:“王大猎农于誤田,王射,有司衆师氏、小子卿射。”(《集成》2803)师氏与虎臣

身份类似,两者有时并举,如《尚书•顾命》“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氐虎臣、

百尹、御事”。师氐 虎臣都是武职,可以参与对外征伐,如巒鼎(《集成》2740)师氏伐东夷,或篦(《集

成》4322)师氏伐淮夷,师寰籃(《集成》4313)虎臣伐淮夷。所不同的是,师氏多由周人或殷遗担任,前述 取等即是。而虎臣则主要是夷人,据师酉箧(《集成》4288)与匍箧(《集成》4321)记载,虎臣由西门夷、ft

夷、秦夷、京夷、弁狐夷等组成,因此在王官序列中位次师氏之后。两者职司亦有不同,虎臣之职是为王爪牙、

捍御王身,师克蛊(《集成》4467)对此有明确交代,毋庸置疑。因为是周王近侍,常在左右,因此又称左右

虎臣、正侧虎臣(无枣鼎《集成》2814),其身份与汉代卫尉统领的卫士相似。而师氏根据金文可知,分驻在 王朝的几处都邑之中,相关材料如下:以成周师氏戍于由师。(录自,《集成》5419)王在周,各新宫,王诞正(整)师氏。(师遽筆盖,《集成》4214)官司丰还(县)左右师氏。(元年师硬鑫,《集成》4279 )更乃祖考总司郑师氏。(吕筆,《资料库》NB1625 )成周即东都洛邑,周是大王至文王所都之岐周,丰即文王所都之丰京,郑也是周王朝的一处都邑,其地或 在陕西华县东北,穆王时期以此为都,《古本竹书纪年》曰:“穆王居郑宫、春宫”,《汉书•地理志》注引

臣瓒说“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金文中郑又称郑县,设有邑长、三有司,管理马政、农田、川林诸事,又

有许多贵族宗邑印叭 其规模比较庞大,情况与丰京颇为相似。师氏驻在郑、成周、岐周、丰等都邑,其身份 可以类比西汉的北军,具有京师卫戍部队的性质戮师氏守卫都城,是周王安危所系的重要武装,因此毛公鼎铭

(《集成》2841)云:“总司公族与三有司、小子、师氐虎臣与朕亵事,以捍敌王身。”师氏与虎臣都有保

卫周王之责,与周王之关系亲密,故而也称为左右师氏。举行大射礼的地点在鲁,关于鲁之地望,一说在山东曲阜,另有认为在河南鲁山。两者孰是,关乎对此次

大射礼历史背景的认识。鲁山说的提出与鲁国徙封问题有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鲁国始封在今河南鲁

山,之后徙封至曲阜。《鲁颂•闕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傅氏

以《闕宫》先言“侯于鲁”,次言“侯于东”为鲁徙封东土之证据,又以《闕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

之许为今许昌一带的许国,结合《左传》春秋早期鲁在许有田,许为鲁国附庸的历史,推断鲁国始封在许附近 的河南鲁山县[佯°。这样就出现异地同名的两处鲁。如此说可信,则铭文大射礼举行的地点有可能是鲁山而非曲

阜。实际上,《诗经》所言“侯于鲁”“侯于东”,是错文见意的行文方式,因鲁在东方,又可以称为东,通

过变换文字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这种作法在《诗经》中习见,鲁、东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左传》定公四 年明确记载成王分封鲁公伯禽,因商奄之民,封于少曙之墟。商奄、少曙都在曲阜,徙封之说不成立。河南鲁

山与曲阜之鲁只是不同时代两处碰巧重名的地名,两者并无关联。况且,鲁山之地本属应国。《左传》僖公二① 相关铜器铭文编号为《集成》5419、《集成》2721、《集成》4122、《集成》5411、《集成》948。② 或就是师雍父,亦即伯雍父,参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的文化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③ 师氏一职虽系武职,但平时也参与行政事务,金文记载周王曾命人兼管邑人、师氏。邑人就是县邑之长,属于行政官员。两类 人统一管理,显示师氏的行政职务属性,再如金文记载在处理贵族土地纠纷中,师氏与邑人一道勘察疆界、协调土地交割。这种 文武兼任,职责分工不严格的情况在周代职官制度中十分常见。57十四年记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分封姬姓诸侯,有所谓“邢、晋、应、韩,武之穆也”。杜注:“四国皆 武王子。” ©可知应国与鲁国受封时代相同。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潢水注》、《括地志》诸书记载,

应国地望在鲁山县应乡,今属平顶山市,70年代以来平顶山应国墓地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冈217。鲁山

属应国,不可能同时又分封给鲁国。至于《闕宫》所说常、许两地,也当在山东,毛传即云:“常、许鲁南鄙、

西鄙。”常可读为堂,春秋有地名堂阜,《左传》庄公九年:“管叔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杜注: “堂阜,齐地,在东莞蒙阴县西北。”在今山东蒙阴西北15公里。许为鲁地亦有史料可证,《晏子春秋》卷五: “景公伐鲁,傅许,得东门无泽。”所谓傅许,是以蚁傅的方式攻打许邑。查检《春秋》经传齐景公时伐鲁之

役有二,分别在鲁定公七年与八年,傅许之役或发生在此两年之中,两次战事《春秋经》皆称“齐国夏帅师侵

我西鄙”,与毛传所云许在鲁西鄙相合。最后还有一个疑点需要说明,《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请以助祭泰

山之祐田易鲁之许田,代鲁祀周公。鲁在许国附近有祀周公之田,也是某些坚信鲁国始封于鲁山的学者的重要 依据。实际上,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临终时曾嘱托将他葬于成周,但成王最终将他葬在毕,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毕在长安县北,属关中地区。因此鲁君祭祀周公当回到宗周,而不应在成周。 春秋时期改在成周祭祀周公,显然与宗周覆灭,王室东迁有关,周邦失去关中地区,周公及鲁侯家族祭祀周公

只能在东都成周进行,因此许田的获得很有可能晚在春秋初年,与西周早期鲁国始封无关。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举行大射礼的地点在鲁都曲阜。这次大射特别之处在于,参加者身份皆为武职, 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其中西六师、东八师,是王朝常备军,除非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不会悉数出动。六师

出征见诸载籍为人熟知的有昭王南征丧六师于汉,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金 文中关于八师出征的内容则有小臣谧箧(《集成》4238)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东夷,六师、八师同时出征的有禹 鼎(《集成》2833)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征伐鄂侯。取鼎铭文中西六师、东八师全员出动,于鲁地举行大射,

其用意耐人寻味。考虑到参与人员的武职身份,且大多曾参与征东夷,这次大射礼很有可能与东征有关。西周

早期至穆王时期,东土是周王朝经营的重点地区,见诸彝铭的东征东夷的内容不在少数。直到穆王时期,毛公 东征“三年靖东或”(班籃《集成》4341),自此以后,东夷衰弱,东土基本臣服于周王朝的统治。取鼎时代 恰在穆王时期,所记之事很有可能是毛公平定东土之后,穆王为庆功并震慑东夷,东巡期间在鲁国举行的一次

军事演习性质的大射礼。值得一提的是,记载周王在鲁举行大射礼的铜器还有20世纪80年代陕西张家坡出土的义秃盖,其所饰鸟

首龙身纹流行于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偏早,铭文字体亦比较整饬,具有穆世“玉簪体”风格,当属穆世之

物。其铭曰:唯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鲁,卿即邦君、诸侯、正、有司大射,义蔑历,肆于王邃,义赐贝十朋, 对扬王休,用作宝陣盍,子子孙孙其永宝。(义秃盖,《集成》9453)巧合的是,举行大射礼的日期与取鼎同为十一月甲申,但参与人员完全不同,与取鼎所记之事当不在同一 年。参加这次大射礼的人有邦君、诸侯、百官,周王在东土举行如此盛大的集会,一定有特定的意义和历史背

景。考虑到鲁都位置邻近东岳泰山,而周王室素有封禅泰山之传统,每逢王室举行封禅,诸侯百官皆有从王助

祭之义务,这次在鲁举行的大射很有可能与封禅大典有关。《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国始封时得到相土之东都,

其作用就是“以会王之东蒐”,杜注即云:“为汤沐邑,王东巡守,以助祭泰山。”郑国在泰山脚下有祐田,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祐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祐。”《公羊

传》解释祐田说:“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郑之祐田与

卫领有的相土之东都性质相同,都是助祭泰山的休沐之所。实际上泰山周边领有汤沐之邑的诸侯当不在少数,

山东早年出土的召氏家族铜器记载大保受赐榆土,也与召公家族经营东土,助祭泰山有关[句。诸侯助祭泰山皆

有休沐之邑,王东巡也应有下榻之处,但王室在东土没有领土,驻蹲之地应当就在鲁国。鲁国是王朝经营东土的重镇,其地位至关重要。西周早期鲁侯曾参与东征,立下军功,鲁侯箧云:“唯王 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在購鲁侯有囚工,用作旅彝。”(《集成》4029),鲁国在征服东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诸侯之中与王室关系最为亲密的非鲁国莫属。如春秋时期,京师告饥,鲁侯为之请汆于诸侯(隐公六年)。王①应国始封君为武王之子也得到了应公鼎铭文的证实,相关研究可参陈热《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 58室式微,用度不足,向鲁求赠(隐公三年)、求车(桓公十五年)、求金(文公九年)等财物,王室嫁女与齐,

亦专门取道鲁国,由鲁侯操办(庄公元年),学者评价“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翼戴者莫如周”[7]5,反映王

室与鲁国之间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周王室在东土没有离宫别馆,巡幸东土期间需要诸侯接待,《白虎通》云 “王者巡狩,必舍诸侯祖庙”,陈立疏曰:“天子为天下所尊,无所避屈,故必舍诸侯祖庙。”凶295由于鲁国

的重要地位及其与王室的亲密关系,东土之中适合接待周天子的非鲁莫属。由此看来,穆王两次在鲁举行大射

之礼并非偶然,鲁是天子东巡驻蹲之地,自然也就成为会集诸侯、举行大射礼活动的场所。义秃盖之大射礼有

可能是封禅泰山活动的延续。鲁国是周礼的典范和表率,是周礼在东方的中心[9],人们习称“鲁秉周礼\"“周礼尽在鲁”,一方面与鲁

先君周公制礼有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与它跟周王室关系密切,作为周王东巡驻蹿之所,承办王朝重大礼仪活动

亦不无关系。参考文献:[1]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度[J].考古,1964(3).⑶陈繁.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一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C]//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东迁[C]//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M].北京: 中华书局,2009.[5]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 陈繁.梁山七器与周代巡狩制度[JJ.汉学研究,2016(1).[7] 高士奇.春秋左传纪事本末[MJ.北京:中华书局,2015.[8] 陈立白虎通疏证[MJ.北京:中华书局,1994.[9] 徐义华.西周初期齐、鲁治国策略差别原因试析[J].管子学刊,2017(2).(责任编辑:刘文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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