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冬季里,雅典人为战争阵亡的将士举行公葬;按照公葬仪式的程序,在下葬阵亡者之后,城邦要选择一位公认有智慧和声望的人发表演说,以讴歌那些亡者,于是雅典人推举了伯里克利。修昔底德的《战争志》用了12章的篇幅记述伯里克利的演说内容;这是《战争志》中伯里克利的第二次演说,也是惟一的葬礼演说。在一个规模甚小、牺牲者甚寡的战斗之后,雅典城邦举行了盛大的公葬典礼。我们不妨从中窥探其人其那个时代的民主。
一、“祖宗之法”不足取？
演说一开始，伯里克利说到：“在我们的仪式末尾发表此类演说的制度，过去很多曾在这里发言的人都予以赞美。在他们看来，向阵亡将士们发表演说是赋予他们荣耀的一种表示，是件好事，对此我不表赞同。” 伯里克利的开场白向听众示意,在公葬典礼上发表演说是雅典的传统,是祖先法律规定的一件好事。他似乎不认同前人只是在葬礼上说说而已,他尤其标举行动。“演说”其本身也构成一种行动，但伯里克利意在行动上要区别的是自己的先人。伯里克利重视的是如何把葬礼演说变成一件好事，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葬礼演说制度。
伯里克利警惕言辞的风险,因为亡者的美德不能凭靠一个人的言辞去说长道短;他自己也感到用词的困难。这个“审慎”的困难是雅典式的,它事关如何正确评价亡者、适度地予亡者以荣誉。“审慎”的言辞必须消除听众的两种反应———妒忌和怀疑;这两种反应一旦产生,都将侵蚀公民对城邦的忠诚。特别是“妒忌”，特别他们听到别人的功绩超过自己的时候，这也是源出人性本源的一种恶。伯里克利赞颂亡者的美德,还须谨慎对待城邦公民中可能滋生的本性中的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了雅典式民主中政治人物的可悲。
二、“自由”、“帝国”、“壮大”
伯里克利依次提到“自由”、“帝国”、“壮大”，这个顺序正是伯里克利对雅典这个帝国为何如此强大的回答。自由或者说民主构成了这个帝国的基石，“自由”是“帝国”的前提，自由的公民全体构成了这个强大的帝国。
“我将首先说明我们达到今日地位所经受的考验,以及促使我们帝国变得强大的政制和生活方式,然后我再赞颂这些人。” 这段话袒露了伯里克利的心思———赞颂城邦共同体要优先于赞颂城邦的个体公民,而公民的美德源自城邦共同体的美德，这就向公民们强调了维护城邦就是一种美德，也表明了作为执政者的伯里克利以维护城邦的利益为己任的态度。
三、雅典政制及其生活方式
“我们的政制不是从我们邻人的法律模仿得来的,相反,我们自己是别人遵循的典范,而不是别人的模仿者。”伯里克利的自信和夸耀并非毫无渊源,其用意仍是要突出雅典比斯巴达伟大。据说斯巴达最早的立法者来库古为斯巴达制定的法规,是从克里特那里借来的。这个故事距离伯里克利的时代已经四百年,伯里克利所说的“模仿者”纵然不是影射这个古老的传说,至少表明雅典迥别于斯巴达一类的城邦;雅典是创造者和革新者,雅典的法律既非抄袭他人,也非守成不变。
伯里克利说到之所以雅典是民主制度：“因为它的管理权是在多数人手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解决私人争端时,根据法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雅典的多数人统治和平等的法律,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民主原则。伯里克利颂扬了雅典的公共生活,他说:“ 每个人只要是杰出的,他在公共生活中便会获得好职位,不是根据抽签来决定,而是依据他的美德;没有人会因为贫穷,虽然有好的能力为城邦服务,却由于名望低微而被禁止。” 伯里克勒的这番言论涉及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包括职位的获取和为城邦服务两项内容。公民个体获得好职位取决于美德,而不是抽签;这一情形突显了伯里克利的雅典确实没有墨守成规。抽签选举法始于梭伦时代,它是梭伦制定的有关九执政官的法律———按财产等级抽签选官。伯里克勒否弃抽签,也就是拒绝了财产等级,此举向有“好的能力”的穷人敞开了进入城邦公共生活
的途径。
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展现了一个伟大的雅典城邦,他的雅典帝国孕育着一种普世主义,但这种言辞上的美好的城邦也许只是虚构的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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