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律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8期
叶广芩是满族女作家，祖姓叶赫那拉，生于一个世居北京的满族世家。她在胡同老宅中长大，耳濡目染满族贵族家庭的生活，她的代表作——家族小说《采桑子》，描绘了民国以降，故清宗室后裔金氏家族的成员各自飘零、曲折百端的人生经历。本文即以《采桑子》为例，梳理、分析其中的族群身份建构与认同。
一、多民族家庭——族群身份建构的基础
族群身份的建构，始于族群意识的产生。费孝通指出：“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或民族意识。”民族和族群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同义词，都指向满族、汉族这样的人们的共同体。以往我国学界称之为“民族”（nation），但在引入族群（ethnicgroup）一词后，用族群来称呼便更加恰当，便于与以国家为基础的“民族”相区分。族群身份认同是以族群意识为基础的身份认同的一种。
族群意识不是先天产生的，而是后天在环境中经由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逐渐明晰的，通过对差异的认知形成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具体到《采桑子》而言，族群意识最初产生，族群身份开始建构的所在，就是戏楼胡同的金家老宅。《采桑子》讲述了贵族家庭金家从清末到当代几代人的生活，老宅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叙述者金舜铭是金家七子七女中最小的女儿七格格。金家老姓爱新觉罗，祖父有“镇国公”衔，祖母是蒙古亲王之女，父亲有“镇国将军”衔，曾留学日本。父亲的三个妻子，大福晋瓜尔佳氏是满族世家之女，二夫人张氏出身安徽桐城的汉族世家，三夫人陈氏是北京普通旗人家庭的女儿，是舜铭的生母。从家庭构成看，这个家庭中有满、汉、蒙三个族群的家庭成员，通过彼此的日常接触，族群意识因此萌生，族群身份逐步建构。
舜铭对族群的认知，最早来自于身体上的差异，因为二夫人是家中唯一缠足的女性，而满族女性是不缠足的。另一方面，满汉之间又有习俗上的差异，三哥的妻子过门不久即去世，三嫂的娘家人来闹，认为是二娘作为汉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对儿媳太过严厉，不像满族人家“宠女孩”。这虽都是家长里短甚至闲言碎语，却因此推动了差异感的形成，成为了族群意识萌生和身份认知与建构的基础。
杜赞齐认为，群体的边界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由文化实践代表的很多变动的边界，有些是柔性的，能够在群体之间互相分享，有些则是刚性的。有一种被他称为“承异”的过程，即把特定的文化实践提升为群体基本原则的过程，就能把柔性边界转为刚性边界，“从而提高群体相对于邻近其他群体的自觉性”。
在满族的文化实践中，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国语骑射”的强调，语言（满语）曾经被视为刚性边界之一，满族大臣不熟悉满语曾被治罪，宗室通过“考封”获得爵位也须考满语。但到了《采桑子》的时代，满族中通晓满语者已经很少了，舜铭曾随祖上当过翻译的舅姨太太学习满语时，一方面认为这种语言已是乏人使用的“死语言”了，另一方面却也难以否认满语对满族在文化认同和族群感情上的特殊羁绊——假如不会满语，地下见了祖先还怕会有语言障碍，“这样令后代头疼的事也只有我们满族才会出现”。其他的文化实践，如旗礼，老姓甚至基于民族识别的“民族成分”问题，等等，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刚性边界的角色，成为族
群身份划界的原则，进而推动族群意识的强化并作为身份建构的标志，《采桑子》中提到的“满文热”如今在北京再度兴起，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二、依恋与批判——挣扎的身份建构过程
陈思和指出：“当一个民族走在一面是旧的传统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一面又百废待兴的道路时，人们一定会认真反思一下自身，提出高更提出过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唯有用现代观念重新观照历史的人，才能对自身获得真正的理解。”在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背景下，这种在近现代主流文学创作中广泛存在的寻根意识，在以叶广芩为代表的满族作家的创作行为中又显得格外复杂。一方面，他们的文学实践中鲜明的重写历史的倾向指示着身份重构的诉求，另一方面，冷静的审视和反思又往往与再评判甚至批判紧密关联，于是就呈现出对族群历史、家族精神既依恋又批判复杂扭结的身份建构过程。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对祖宗功业的辉煌历史的追溯有助于重建族群的自豪感。《采桑子》中的金家是虚构的，叶广芩曾说过，金家的故事是她将从小到大在亲眷之家中所听所见的各种故事进行综合加工的结果，而这个虚构的家族，却被她设定为清代的皇族宗室之家。金家先祖是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胞弟，跟随兄长四处征战，曾是八旗中的一旗之主，参与治理国家之事。后人从龙入关，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世袭郡王。选择这样的世家作为虚构家族，同时在文中还不断以各种片段化的历史叙写插入，其目的显然不是对族群历史的简单追忆，而是意图通过对祖先功业的自豪感来询唤族群成员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在这一意义上，金家的背景和历史虽然是虚构的，但同时也是整个满族群体共同的真实历史印记。
从微观的角度而言，对满族人物的重新描写和塑造蕴含着纠误辨污的情感诉求。长期以来，因为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在对背后数百年深刻复杂的历史纠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重塑族群形象就成了现当代满族家族小说中的一种普遍意图和做法。《采桑子》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亦是如此，叶广芩以开放的文化视角重新切入历史，着重关注既往宏大历史叙述中所不及的个体人物的命运，以温情脉脉的笔调，塑造了重义轻利的七哥、淡薄自守的二姐、舍身取义的三姐等诸多坚守家族文化价值观的人物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感受进而理解他们的窗口，从而对大历史叙述产生新的思考。作品因而也浸润了对家族、族群文化精神的依恋与挽歌情调。
另一方面，对历史自豪感的勾陈与对族群形象的塑造，并没有阻碍作者对家族、族群问题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叶广芩思考大家族热闹的表面下亲属之间情感的淡漠与价值观的对立，认识到陈旧的传统文化精神难以为继且逐步丧失凝聚力的事实，但她将自审与现实观照并置，不囿于表面现象，而是将书写推进到现实的人文关怀，在批判之余试图理解他们的变异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心路历程，乃至于他们在变异本身中所面临的撕裂与痛苦，展现出一种面对转型期的深切忧虑和群体责任感，也对族群文化和传统精神的复归采取了辩证的态度。
三、双重族群认同——族群身份建构的最终结果
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阐述中国各族群自我认同和彼此关系的系统性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单位经过复杂的混杂融合形成的一个“多元统一体”。通过将分散的“多元”对应五十六个族群，即“低层次的认同”，将业已形成的一个“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即“一体”，对应“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将双重认同有机地统合在了一起。
这种族群、国族双重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满族群体中较为自发和广泛，它们在文本中的流露，也常常是自然而然的。《采桑子》中，金家历代祖先对子弟们的要求是希望后代能成为内圣外王、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即使叛出家门的二格格，也坚持以敦厚谦让、爱家爱国教育子女。这种家国意识的产生，与满族“大一统”
的情怀有关，具有一定职业军人性质的旗人群体，在国家至上观念的熏染下形成朴素爱国传统，与清代就在某种意义上初具雏形的“统一多族群国家”意识合流，逐渐产生了近代化的国家意识和国族认同。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传承，则借由瓷器、书画、戏曲，等等，润物无声地浸润着这个满族世家，进一步支撑了国族认同。金家十几个子女，或从商，或从政，无论立场和价值观如何，在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上，可以说并未产生过什么大的困惑，这无疑也正是作者叶广芩的感受。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叶广芩比她之前的老舍、赵大年等人要幸运得多，老舍所面对的文化环境，让他发出了“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的感慨，赵大年则需要不断地反求诸身，在反复批判中建立认同。从老舍到叶广芩的这一变化，展现了不同阶段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究其原因，远自从“驱逐鞑虏”的口号同时开启了反封建的思潮开始，满族所经历的“被他者化”的过程，也即被国家认同所排斥的族群认同，这正是满族双重认同建构的主要困境。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叶广芩：《采桑子》，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陈思和：《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作者：李晨律，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生态文化。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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