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不同

庄子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庄子·寓言》中说：“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但古今中外的有关人士对寓言及寓言文学的理解却不够一致。寓言真可谓人类文学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体裁，它故事中皆寄托着寓意。激情中多富有理性色彩，智慧中又不乏诙谐情趣。

中国寓言源远流长，并在很早以前就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东亚寓言体系，与印度南亚体系和希腊欧洲体系鼎足而立。作为世界三大寓言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大概夏商之交已有口头寓言产生”，“现存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寓言，应算《国语》和《左传》中的某些故事”。战国时期是“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随着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人们的眼界逐渐开阔，思想也日益活跃，抽象的哲学与空洞的说教已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思想，不易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于是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便应运而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广泛运用寓言故事论辩是非，陈述政见，不仅出现了纵横策士在游说时运用的一些十分优秀的寓言作品，而且还出现了以墨翟、孟子、庄周、韩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比较成熟的寓言作家。

据统计，战国时代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数量近千则，其中《韩非子》就有300则以上，《吕氏春秋》和《庄子》均有200则左右，《列子》和《战国策》也有近100则。这些寓言作品的创作，虽然不是出于纯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动机，而只是充当陈情说理的工具，虽然形式上没有独立成篇和拟定篇名，而是基本上依附在散文母体之中，但是它们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庄子》和《韩非子》这两部杰作，其寓言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各具特色。

一、思想内容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体现了道家学派的主张，《韩非子》寓言表现了法家学派的观点。《庄子》和《韩非子》在先秦诸子哲理散文中，分别是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二者均主要以寓言故事为载体，出色地反映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

“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做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在宥》)，人们只要通过“虚静”、“心斋”、“绝圣弃欲”，就可以体悟“道”，进入“道”的境界。《庄子·知北游》有一则东郭子向庄子询问“道”的寓言：庄子首先肯定地回答“道无所不在”，然后依次告诉他“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最后强调说，“汝性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这就反复告诫人们，大道不简秽贱，处处有之。《庄子·天运》中“孔子游于卫”的故事，先后将“陈之刍狗”、“推舟于陆”、“桔槔俯仰随人”、“猥狙衣周公服”、“丑人效颦”等寓言组织在一起，反复论证，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寓意，即借师金之口，批评孔子遨游于仁义之域，卧寝于礼信之乡，“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只有去智绝圣，如桔槔随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无何有之乡，达到真正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界。

“任自然”、求“无为”是道家学派的核心内容，《庄子》中不少寓言体现了这一思想。如《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之死”，说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善待之恩，尝试着为浑沌凿人皆具有的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至乐》中的“鲁侯养鸟”，说鲁侯得到一只止于郊外的海鸟，为之“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使鸟“眩视忧悲，三日而死”。这两则寓言从反面说明不顺应自然而企图有所作为，其结局是悲惨的。又如，《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通过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与“今臣之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比较，用庖丁目无全牛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事实，说明何以养生、处世以致“保身”、“全生”、“尽年”的道理。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作的寓言全面地宣传了他的法治思想。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慎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以法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学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储说》中的200多则寓言，不仅有强调“必罚明威”、“信赏尽能”、“慎言独断”的，而且有说明“明主之道”、“臣主之理”、“臣下之节”的；既肯定了严刑峻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教条保守的危害性，有时甚至宣扬了驾驭权术的必要性。如《内储说上》：“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寓言对韩昭侯玩弄手腕“以此察左右诚不”的做法，归之为“挟知而问”之术，这充分说明作者对此举动的态度是称道的。

此外，《解老》中的“詹何猜牛”，告诫人们主观臆测是非常危险的；《外储说左上》中的“齐桓公好服紫”，说明执法者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难一》中的“自相矛盾”，指出了“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的道理，这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二、题材来源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题材比较广泛，来自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应有尽有；《韩非子》寓言题材比较单一，多来自历史故事。《庄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261则，其中取材于动物或植物的有34则，取材于人物的有227则。在人物寓言中，直接与庄周其人有关的故事14则，人物与动、植物参半的故事5则，只有人物形象(包括传说人物、历史人物、虚构人物等)的达208则l圳。如，黄帝、神农、浑沌、离朱、河伯、海神等都直接取材自神话传说，鲲鹏、凤凰、海鸟等动物形象也有原始神话传说的蛛丝马迹。历史人物，如孔

子、老子、列子、颜回、曾子、许由、宋荣子、孙叔敖等，他们在《庄子》寓言中出现，多不是还原性描绘，而是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真实性，成了新的人物形象。《庄子》寓言为了表达的需要，还随意驱遣，虚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名字，如无所谓、孟子反、大公调、无穷、无始、子祀，等等。

《韩非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340则，其中取材于神话故事的有5则，引述民间故事或将格言故事化的有75则，加工历史故事的有260则。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学很兴盛，诸子百家、游客策士往往引述先人事迹来印证自己的主张，使历史故事转化为寓言故事(其关键就是具有了寓意和讽喻性质)。这种现象，《庄子》中虽为数不算少，而在《韩非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晋文公攻原得卫”(《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国语·周语》有关记载演化而来，“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演化而来，“纣为象箸”、“棘刺母猴”、“滥竽充数”、“唇亡齿寒”、“扁鹊见蔡桓公”等，均是加工改造的历史故事。有人统计，《韩非子》仅取材于《左传》和《战国策》的历史故事就达80多个。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中，有明主暴君的故事，有忠臣奸党的故事，也有士人愚者的故事。《喻老》中的“目不见睫”，讲的是楚庄王听了大臣杜子“目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的劝喻，而取消了讨伐越国的决定的事。《外储说左上》中的“郢书燕说”，讲的是燕相国向国君解释郢人在信中误写的“举烛”二字的含义，而使“王大悦，国以治”的事。《和氏》中的“和氏之璧”，讲的是献玉璞的楚人，先被厉王“刖其左足”，又被武王“刖其右足”，到文王时，才“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的事。《韩非子》寓言，在历史典籍中广采博收，无所不为，这“不仅确立了中国古代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的优良传统，还加强了寓言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拓宽了春秋战国寓言题材的领域”。

即使是取材于历史的人物，《庄子》和《韩非子》也都按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变形了的寓言化形象。如孑L子这位儒家大师，在《庄子》和《韩非子》中均先

后出现20多次。《庄子》一书，大都“借孔子之躯，以嵌庄子之魂”。如《庄子·人间世》有一段孔子论“心斋”的故事：颜回要到卫国去劝君王施仁政，请求孔子该如何做。孔子在一一否定颜回的设想后，告诉他要专心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这则寓言中，孔子成了一个醉心虚无的道家学派人物。韩非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也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让历史人物说话，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韩非把孔子改造成了法家人物形象，借助这位大权威的口宣传严刑峻法的学说”。如《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在这里，孔子俨然成为法家的代言人。其实，“刑弃灰于街”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此时孔子已去世100多年，但是韩非子把商鞅之法说成是殷之法，又假托于孔子，从中可知这故事是虚构的，其目的是借孔子之口宣扬法治思想。

三、组织形式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夹杂文中，没有独立地位；《韩非子》首创结构宏大而又相对独立的寓言群落体制。

先秦哲理散文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进行说理。但《庄子》中的寓言与《孟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及《战国策》、《国语》等历史著作中的寓言不同，寓言在庄子及其后学手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智慧的诗性形式，是体“道”的艺术手段，它体现的是“道”的精神和物心交融的审美情趣嘲。《墨子》、《孟子》寓言数量较少，《列子》、《吕氏春秋》寓言数量增多，但无论多少，都不过是为了表达思想、论证观点而列举的例证而已，寓言故事贯穿于应对辩难之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庄子》的绝大多

数文章虽然都有几则寓言故事，有时也有寓言中套小寓言的群落，但基本上也没有改变论证论点、不能独立存在的状况。如《庄子·外物》中的“涸辙之鲋”这则寓言，是庄子指斥不肯贷粟的监河侯时，讲的一个关于车辙中鲋鱼受困的故事，它很好地倾吐了庄子忿然不平的心情，有力地表达了要少说空话、大话而多做实事的思想，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只讲好听话而不肯用实际行动救助别人的人。《庄子·逍遥游》是一篇谈论人生哲学的专题论文，宣扬“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的思想。但它不像一般意义的论说文那样以理论的说明与论证为主，不主要靠演绎、归纳、分析等逻辑方法推论。而主要靠寓言故事的有机组合来构制。全文除几处点明主旨的语句外，几乎全是寓言。开篇以大鹏怒飞和“汤之问棘”为主干，穿插“蜩与学鸠笑之”以及朝菌、蟪蛄、灵龟、大椿等形象，说明大、小之物各有所待，不算真正逍遥；接着由主要写物到主要写人，宋荣子“辨乎荣辱”、列子“御风而行”亦若此矣；然后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观点，并用“尧让天下于许由”、“藐姑射之神人”、“大瓠之种”、“不龟手之药”等寓言故事加以论证；最后在关于大树与狸狴无用还是有用、有大用还是小用的论辩中，升华出主旨——无用即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永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

《韩非子》寓言少数散见于各篇，作为说理的论据使用，而多数集中在一起。在表现形式上的独到之处，就是“完成了结构宏伟的‘寓言群’这一新体制”。“寓言群”形式的创立是《韩非子》的重要特点。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现，说明寓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开始脱离散文母体。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这突出地表现在《说林》和《储说》中。“说林”，就是传说故事聚集如林，它又分上、下两篇，共67则，好似一本寓言故事专集。“储说”，就是储存汇集的传说故事，它与《说林》相比，体制更复杂、编排更科学。《储说》共214则寓言，构成一个大寓言群，又分为6篇，每篇是一个次寓言群，每个次寓言群又含若干主题相对独立的小寓言群：《内储说上》有7个小寓言群，含49则寓言；《内储说下》有6个小寓言群，含50则寓言；《外储说左上》有6个小寓言群，含48则寓言；《外储说左下》有6个小寓言群，含32则寓言；《外储说右上》有3个小寓言群，

含19则寓言；《外储说右下》有5个小寓言群，含16则寓言。像这样结构宏大、层层包容而又相对独立、编排严谨的组织形式，不仅在中国寓言史上是个首创。而且在世界寓言史上也是罕见的。

四、形象塑造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既有人物，又有动物、植物乃至无生物，而《韩非子》寓言绝大多数是人物；就人物形象说，《庄子》寓言多为下层民众，《韩非子》寓言多为上层人士。《庄子》寓言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各类形象，动物有鲲鹏、学鸠、蜗牛、井蛙、猴子、泽雉等，植物有大樗、栎社、五石瓠、柏、桑、山木等，无生物有风云、金矿、桔槔、影子等，人物形形色色，多达400个。在塑造人物时，《庄子》寓言鲜明突出地歌颂了下层民众的聪明才智与美好品德。《庄子》中的下层民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手工劳动的巧匠，二是身体残疾的畸人。如《庄子·达生》中的“痴偻承蜩”，具体描述了痴偻者累丸、执臂、处身的锻炼最后达到“承蜩犹掇之”的实际行为，概括总结了痴偻丈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可贵经验。其他篇章还赞扬了“以天合天”而达到“见者惊犹鬼神”的梓庆，目无全牛而达到游刃有余的庖丁，蔑视圣言而重视实践的轮扁，使孔子佩服以至“将以为师”的王骀。使子产屈服以至前往谢罪的申徒嘉，使众人倾倒以至不忍离去的哀骀它。此外。诸如看相的、养斗鸡的、御马的、钓鱼的、游泳的、射箭的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韩非子》寓言里的人物，以历史人物中的上层人士为最多。既有尧、舜、武王、文王、楚怀王、魏文侯、晋文公等诸多国君帝王，又有吴起、李悝、申不害、春申君、孙叔敖等诸多达官贵人；既有周主、秦伯、薛公、魏王、荆公子、宋太宰等泛指的人物，又有齐景公、公子纠、卫文子、阖庐、勾践、太宰菘等特指的人物；既有管仲、范雎、商鞅、西门豹等改革家，又有楚厉王、楚武王、郑袖、春申君妾余等坏男女。《说林上》中，“老马识途”是用管仲“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的事实，批评“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

之智”的现状；“远水不救近火”是犁锄用远取海水救火而火不灭的道理，阻止“鲁穆公使众子或宦于晋或宦于荆”的打算；“卫人嫁子”是用卫人嫁女儿时唆使其女“必私积聚”的做法，指责“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的行为。

总而言之，《庄子》和《韩非子》中的寓言特色，虽然也有一些相同现象，但是整体说来，多有不同。形成这些不同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其作者的生活环境不同、出身地位不同，从主观方面说是因为其作者的人生态度不同、创作目的不同。庄周出身贫苦，熟悉下层社会，因而其寓言对普通劳动者多含赞美之情，对统治者多持否定态度；他生活在战国中期，面对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极为频繁的战乱，以消极态度对待这一切，所以其寓言多取材于民间和自然，宣扬的是顺应自然、与世无争的思想，展现的是奇幻浪漫、神采飞动的风格。韩非出身贵族，主张****集权，又一度被韩王、秦王看重，因而其寓言对刻薄寡恩甚至玩弄权术的统治者也给予肯定，对下层民众却多有嘲讽；他生活在历史学十分发达的战国末期，熟悉历史典籍，所以其寓言常把各国当权者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多选择上层人物、历史故事论述其法治思想，风格显得平实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