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诉讼》 ——孤独者的自传

囊夫教货料2006年8月号下旬刊丰牛书亏.’，尸，卜.’，J11饭...矛一移k、护‘.，，—孤独者的自传郑雨谷风云(淮阴师范学院，江苏淮安223001)摘要:卡夫卡是20世纪文学主潮“现代文学”的莫基人之一，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通过其长篇小说《诉讼》，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关键词:卡夫卡现代主义自传孤独表现主义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欧美文学一个重要的现代灵表达。与此相应的，表现主义作家通过抽象化、变形、面具的运用来向世人展示他们内心的潺潺溪流与汹涌波涛。而此中，最优秀最值得一提的，我认为便是奥地利的小说家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柳.H.Au-den)对卡夫卡的赞誉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这个四十二岁时就去世的短命鬼，这个一辈子没主义流派，表现主义文论家们注重作家的研究，强调艺术的心的《雷雨》，与《俄狄浦斯王》有着许多可比之处，理清它们之间的相同及相异之处，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狄浦斯王》所反映出的命运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有利于我们更深更准确地把握《雷雨》这部剧。在《俄狄浦斯王》中，索福克勒斯是按照人应当是什么样来写，在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命运面前，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本能反应，是值得研究的。俄狄浦斯王遭遇了莫大的苦难，以孤独的形象与巨大的命运作斗争，成就了一个无辜而高尚的结婚的光棍汉，向来被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三大师”(乔伊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把所有的人引人悲剧。越是逃避，越是无法逃脱。俄狄浦斯遭受的苦难，一方面不完全由于自取，另一方面又有几分由于自取，而周朴园的悲剧，刚完全是自取的。在《雷雨》中，许多人物都处在罪恶的边缘，周朴园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繁漪母亲不像母亲，情人不像情人;周萍时时感到罪恶;即使人物本身没有罪，身处在这样罪恶的氛围里，也身受其害。如果说这种罪恶是一种命运，那么，《雷雨》中人物一直在与命运抗争，一直在企图逃脱命运的掌控。他们不甘心自己尴尬的境遇，渴望自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挣扎，周萍抓住四凤，繁漪抓住周萍，慌乱中铸就了更大的错误。《雷雨》已经在古希腊悲剧“纯命运，的血统中，注人了新鲜的血液，既抒写了人与命运的抗争，又展示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人物在与现实抗争的同时，也就是在与命运抗争。也就是说，人物是在与现实对抗的同时，间接与命运抗争着。《雷雨》和《俄狄浦斯王》都是以乱伦作为命运实现的依托。《俄狄浦斯王》中，命运将俄狄浦斯引人它所设的圈套中，真相大白于天下，人们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命运得到了应验，而是俄狄浦斯的乱伦之罪，尽管俄狄浦斯是无辜的，他犯下的乱伦之罪是不自觉的。而《雷雨》中，周萍与后母繁漪偷吃禁果，在道德观念的层面上属大逆不道;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则更为天地所不容。后者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是主动走在一起，所做的一切都有爱的成分在里面。而伊俄卡斯武与俄狄浦斯在结合之前没有任何感情，他们素未谋面，时势迫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其中的差别隐含着作者对命运的不同见解。索福克勒斯的命运观是纯粹的，而曹禺则在命运当中补充了许多元素，融人了更多理性的思考。因此，《雷雨》最独特的魅力还在于曹禺自己的东西。正如曹禺所说:“我是一个忘恩的奴仆，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成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11,61-ft禺的“否认”不无道理。注释:悲剧英雄。在《俄狄浦斯王》中，所有的人最终都不得不直面命运，但是，细加考察，不难发现，俄狄浦斯之所以陷人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有罪，而是由于他竭力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以及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逃避这个命运。事实上，俄狄浦斯具有追查凶手的勇气与决心，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反抗命运的勇气与决心。那个时候，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杀父娶母的人间最悲惨的人。他与之抗争的，是另一种命运。这其中有很大的分别。作为“最高贵的人”—别人这么认为，俄狄浦斯也这样为自己定位—作为一国的统治者，当灾难降临时，“你们每人只为自己悲哀，不为旁人;我的悲痛却同时是为城邦，为自己，也为你们。”④俄狄浦斯此时所反抗的命运，并不是他个人的命运，即杀父娶母的命运。当报信人来到的时候，杀父的神示已经宣告失败，俄狄浦斯仍然不愿回到养母身边，仍然在逃避命运，这是显而易见的。当俄狄浦斯发出这样的誓言，“我诅咒那没有被发现的凶手，不论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另有同谋，他这坏人定将过着悲惨不幸的生活。我发誓，假如他是我家里的人，我愿忍受我刚才加在别人身上的诅咒。”⑤此时的他，所诅咒的仍然是使全城蒙受灾难的命运，浑然不知此命运已经与彼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俄狄浦斯王》中，命运自一开始便无处不在，笼罩着全剧，在古希腊悲剧中，诗人们常常用灾难和死亡来预示那些深不可知的命运，并且常常在悲剧一开始就或用神谕的方式暗示给人类。—这很残酷，感觉命运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可以为所欲为，而作为个人，只有束手就范。在命运面前，人的幸福变得那样虚无，众神能那样残酷地毁掉你的幸福，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全能。而《雷雨》中，命运的力量则是在一点一点的积累中，到最后突然爆发，令人不敢逼视。俄狄浦斯是一个颇具英雄气概的人物，性格健全，具有自由意志。杀父娶母的神示给他的心灵留下阴影，但是总体上他是积极乐观的。相比之下，在《雷雨》中，每个人物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在“雷雨”还没有到来之前，便都有如强弩之末，提前进人了备战的状态。①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6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②《曹禺研究资料》(上).27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念国《<雷雨)序》.见《曹禺文集》.212页，210页.④⑤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68页，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7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一来看待(姜静楠，1994)0卡夫卡是一个写作的苦行者，独行者。他一生都追求着写作的最高境界:完全献身于写作。可以说，写作就是卡夫卡生活的全部，对此，卡夫卡本人曾多次对别人或是在日记中写下了诸如“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义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之类的话。卡夫卡在一个无形的笼中—自己内心的天地里，独享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和病痛，失掉正常的生活，追求详细，但最后却说没有见过它;当约瑟夫·K被宣布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思: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他犯什么法!)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为他作为银行襄理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这种悖谬思维甚至也贯彻于他的生活原则: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着无限的艺术，结局必然是以有限的生命为代价(陆霞，2004)0都与父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三万五千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那封信交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作为生活的弱者，卡夫卡一生憧憬着爱情和婚姻，可他三次订婚而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没能成家，终生寂寞不得意。为此他曾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上刻着:‘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社会、民族、家庭、个人等种种原因造成了他的脆弱孤独和悲观自弃，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家躲在社会的角落里耐心而细致地打量那个社会与时代。由于个人的遭遇，卡夫卡眼中的世界是昏暗和荒诞的。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孤独三部曲”中，这里仅谈谈其一的《诉讼》。《诉讼》(一译《审判》)叙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悲惨故事。K在他30岁生日的早晨，躺在床上突然被法院宣布逮捕。奇怪的是K被捕并没有正式的逮捕证，只是两个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他犯了什么罪?是谁控告他?依据什么法律?逮捕他的看守一概无可奉告。更令人费解的是K被捕以后，依然行动自由，照常上下班，甚至他最后被处决以前，还陪同一位与银行有业务联系的意大利朋友参观当地名胜大教堂。从宣布他被捕到处决，一年间法官只传讯过他一次。而且为了不妨碍他的工作，把预审的日子特地定在星期天。在骚动中，K喷怒地匆匆奔下楼去，一幕预审的怪诞剧演完了。尽管K一开始对自己没有犯罪充满信心，拒绝叔叔要他到乡下避祸的建议，而是四处奔走，想弄个水落石出。但K越是想要为自己开脱，就越是把自己推向毁灭的深渊。“法”的邪恶之手一旦伸向了他，就不会管他是否有罪。正如一位给法官画像的画师对K所说:“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他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万分困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K的无罪虽无须证明，但K的死却也是不可避免的，在31岁生日的前夕晚9点左右，两个穿着礼服的刽子手，把K驾到一个荒凉的采石场，K孤苦伶仃地被他们像一条狗一样用屠夫的刀杀死了。这部小说标志着“卡夫卡式”的形式:画面荒诞、支离破碎;描写抽象、象征色彩浓厚;充满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主观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感、灾难感和压迫感。一般认为，这部小说至少包含着以下三层意思:即小说中的“审判”既被人看作是对无罪的审判，也被人们读作是对有罪的审判，同时还被人们解释为对“审判”的审判。主人公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被捕了，最后被判处死刑，这是对“无罪”的审判;K在上诉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作为这个罪恶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虽然为罪恶势力所害，但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为害他人，这便是对有罪的审判;在所有这些审判的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总审判，卡夫卡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这就是对“审判”的审判(曾艳兵，2003).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或艺术法。这是一个关键性术语，不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就很难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的随笔或笔记里，常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船如梭的地，他描写得很88碍都能把他摧毁不停地建构，“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很像是)，但别的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又在不停地解构。他到底是谁(确实是);……他似乎总是在?自己都表示怀疑(叶廷芳，在《诉讼》中卡夫卡个人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展现，2000)0他将他所发现的那个荒诞化的，异化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卡夫卡的意识，似乎始终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无法抗拒的异己力量—权威所笼罩着，这简直成了他一生精神上的“紧箍咒”。这种权威的不可抗拒性充分体现在《诉讼》中。这篇小说所涉及的法，表现的就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异化”现象。作者将那个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和处决犯人的法院描写得既具体又虚妄，既腐败又恐惧。在卡夫卡的笔下，政治上腐朽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每天都在冷漠地运转，虽然它的某个局部是可以看见和接触的，但整体却始终是神秘莫测的。公民在“法的门前”等到老死而不得进的寓言，便是卡夫卡对当时法律制度投的否决票。卡夫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梦魔的世界。他曾说过:“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桅缆，吱吱扭扭地不停作响。”他的这种感受不是偶然产生的，其意识中日益严重的障碍无疑是现实生活在头脑中一再叠映的结果，其《诉讼》中关于障碍的描写俯拾皆是:K欲探求因何获罪而一再遭挫，一次次证明自己无辜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失败的结果，最后丧生采石场更是一次完结他一生的挫折。这是一个充满障碍的心酸故事。个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但障碍却是无限的。在《诉讼》中，K所表现的那种自知清白，却无人能够证明的那分孤独与无助，也是作者自己孤独心境的反映，可以说他是捧着自己灵魂痛苦地呕吐出来的。孤独，是卡夫卡一切恐惧和痛苦的源泉，而这种孤独的哲学上的原因则是对难免的命运的甘心顺从。他曾这样说过:“我和一切事物总像隔着一段真空地带，我连接近这段地带都不太热心。”“除了精神世界，什么也不存在;我们称作感性世界的那种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里的罪恶而已……。”卡夫卡最深切的、最为绝望的孤独感源于他那由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引发的死亡意识—与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世界的彻底分离感(韩晓亚，2002)0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是砸碎我们心中的冰海的斧子”。卡夫卡通过他的创作，捏到了生命的痛处，不仅震撼了现代人的心灵，而且竭力拯救着那些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的灵魂(曾艳兵，1999)0参考文献:[1]陆霞.卡夫卡的作品:一个风格独特的世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5(2).[2〕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在中国[J].外国文学研究，2003,(2).[3]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