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罗斯受洗”是其民族心理与性格形成的最内在的本质因素。988年的“罗斯受洗”标志着俄罗斯文化进入了历史新纪元,被人们称为圣人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加强对基辅罗斯的统治,从拜占廷引入东正教(强制所有臣民受洗)。从这一刻起,俄罗斯文化便开始了自己的“轴心期”。首先,“罗斯受洗”使古罗斯借助基督教文化进入到世界文化历史潮流,拓宽了罗斯在国际上的文化联系,促使本民族的宗教、历史和文学等文化形式走向成熟和繁荣。其次,不仅俄罗斯最初文字、书籍、建筑风格和艺术形式等均源于拜占廷文化,而且君权神授思想和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也被罗斯所吸收,成为后来集权国家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东正教文化 在罗斯社会的深入,基督教精神在与古罗斯的自然多神教相互冲突,以及与人们传统道德生活逐渐融合中,渐渐内化、积淀在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俄罗斯民族宗教心理、行为观念、国民性格形成的内在基石。
同拜占廷文化的接触与学习并未使俄罗斯摆脱长期的内讧和战乱,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大举西征,俄罗斯陷入了长达240年的异族统治的屈辱历史。蒙古的征服与统治对俄罗斯历史发展和文化思想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是蒙古军 队所至之处血流成河,数百年间创造积累的文明和财富毁于一旦。而此时的西欧正朝气蓬勃地迈入文艺复兴时代,俄国与西方的差距也就此拉开。另一方面,蒙古金帐汗国对俄罗斯极具东方色彩的长期统治,为俄罗斯民众的风尚习俗和专制国家制度打上了深深的鞑靼印迹。征服者带给俄罗斯的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向俄罗斯王公们展示了专制权力的概念。强大而专制的蒙古帝国成为后来莫斯科公国乃至俄罗斯帝国时代建立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潜在模板,而由此形成的个人无条件服从群体原则和隐忍奉献的思想理念也极大削弱了俄罗斯民众对古代民主传统的记忆,养成了集体顺从、忍耐、服从皇权的民族性格。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促使俄罗斯开始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西方文明与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冲击与碰撞,推动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文化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所带来的西方的教育方式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俄罗斯批判和改造现行社会制度的进步组织与先进思想的形成,出现了以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
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国“启蒙的真正春天”。但彼得改革的宗旨并非是真正引进欧洲先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是采用“东方式”的手段以“西化”的形式强化沙皇专制制度。所以欧洲启蒙思想所唤醒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自由等要求在俄罗斯则变异为与民族性格中固有的服从和忠君观念相结合的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理论说教;同时彼得的改革加剧了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分裂:既表现为部分改革支持者代表的西欧文明与反对派坚持的俄罗斯本土文化之间的对立,又有上层贵族阶层、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精英与下层相对愚昧保守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文化上的分裂与对立成为日后各种哲学理论论争与社会实践分野的最终根源。
“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的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正是东西方文化要素的不断碰撞与整合不仅促成了俄罗斯民族内在的矛盾性格,也使俄罗斯文化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摇摆于世界文化的两极,它既使南斯拉夫民族发展命运多劫,也赋予俄罗斯文化精神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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