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概念、比较文学以及建议

[捷] 马立安·高利克

龙大将军翻译

在本文中,我选择了一些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定义和讨论,来做一番简要的批评考察,同时涉及这个源自歌德思想的概念在当今文学研究中的演化发展。众所周知,这一概念在比较文学学界极其通用,以至于时常与“比较文学”概念相重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从狄奥尼兹·杜瑞辛在其著作《文学比较理论》中采用的“世界文学”概念着手。(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上,该书都富于隐蓄待发的思想。)在探讨“世界文学”时,杜瑞辛坚持运用“三名法”,即该概念由一组包含三个不同视角的观念构成。他是从1959年弗兰克·沃尔曼在《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的文章里所主张的观点中受到启发,而提出以下定义的:“1)世界文学:全世界的文学以及作为各国文学史总和的世界文学史;2)作为各国文学最优秀作品集的世界文学,因而是对于既有文学作品的一种综合概观;亦称为‘文学经典’;3)作为各国文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或相互联系的产物的世界文学。”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将如我所示,杜瑞辛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是颇有争议的。根据雨果·迪塞林克和曼弗雷·S·费舍的《国际比较文学史及理论目录》(1985年) ,在1884年至1982年间,就有187篇以不同语言发表的理论文章涉及了“世界文学”概念。最近15年来发表了更多关于“世界文学”观念的研究著述,其中包括继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对经典的辩论之后的想法和新观点。

我将在霍斯特·斯坦梅兹的文章《世界文学:文学史纲要概论》(1985年)上继续这一批评考察。斯坦梅兹提出这个论题的原因,是认为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还不够系统化;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容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并存,因而不能把世界文学看作是全世界所有文学的总和或者是一流作品组成的经典。斯坦梅兹不同意佐兰·康斯坦丁诺韦克把“世界文学”看作一个类型学概

念、并自文学产生以来即如此的观点(参见 Konstantinovic,尤其是1983、1984年)。另一方面,斯坦梅兹赞同康氏将“世界文学”理解成文学之间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正如杜瑞辛后来于1989年出版的《文学间际过程理论》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康氏此前在斯洛伐克语版本的基础上读到了杜瑞辛的作品。在斯坦梅兹———康斯坦丁诺韦克这场争论之后,尼克拉·乔治埃进而将“世界文学”概念置于后工业化和后现代语境之中,认为在此种语境下,这个概念已经过时,完全行不通了。

在此之前,杰哈德·S·凯塞的《比较文学导论:研究状况、批评及任务》(1980年)也包含了类似的论点,即文学之间的接触联系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技术经济状况间的接触联系”来预告的。(15—16)因此,“文学间际过程理论”这一观念又使我们想到了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单个国家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共同财产。一国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将很快变得不可能,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学之上将诞生世界文学。”(446)在我看来,斯坦梅兹对于“世界文学”的看法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含义。因而在这里,“世界文学”的概念和认识可被理解为是由历史时期和地理P文化位置决定的———也就是说,它始于19世纪的西欧,目前则已囊括全球。(我想在此指出,杜瑞辛原稿没有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后者是从1972年开始由当局委任的共产党编辑加入其德文版本的。)以我之见,斯坦梅兹并没有完全理解杜瑞辛关于“世界文学”的观点。例如,1988年斯坦梅兹将杜瑞辛的“文学间际过程理论”与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理解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和协调:“对于‘世界文学’概念,我们并不认为它仅仅是共时和历时观点下对各国文学的一种考察,也不认为它指的是各文学中最高成就的集合;而是指所有文学创作按照其历史———类型关系汇编而成的总体。”我觉得,斯坦梅兹是以杜瑞辛的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学作品的定位与技术和资本主义进程的特定时间框架相关联”的观念结合起来。

在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世界文学”概念含义的演变,1986年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此书收录的一组讨论涉及到世纪交替之际恩斯特·埃尔斯特(Ernst

Elster,1860—1940)的论文《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1901年) ,其后是克劳斯·克吕韦尔的《八十年的差异:国别文学的消亡和世界文学》。克吕韦尔认为,如果说,埃尔斯特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概念在20世纪初还不成问题的话,那么到20世纪末,它就确实值得怀疑了。在我看来,克吕韦尔有所保留地接受了斯坦梅兹关于世界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位置的结果的观念,而没有参考康斯坦丁诺韦克1983、1984年的著述(后来康斯坦丁诺韦克批评了克吕韦尔所作的“比较文学将随国别文学消亡而后消亡”的断言)。(Konstantinovic,1988,140—42)

在德语界的比较文学学者当中,汉德里克·毕如斯曾就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及其现今的适用性发表了一些研究著述。例如,他的《歌德关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概念》(2000 年,参见网址 < http:PPclcwebjournal.lib.purdue.eduPclcweb00- 4Pbirus00.html>)、《歌德的“东方主义”》(1995年)以及《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一个历史性回顾》(1995年)显示出其思考的深入和完善。尤其是,2000年发表的这篇论文明确指出了歌德概念的重要特征。毕如斯强调,世界文学在歌德提出之前就已存在,并着重指出了民间诗歌的意义与重要性,认为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化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他提到了1826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小说《玉娇梨》(法文译名:两个表姐妹)等等这类文本。不过,在毕如斯看来,把世界文学看作经典作品的汇编不符合歌德的原意。他一开始就指出,对于这种认识,歌德本人曾暗示其读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写道:“如果正像人类之间交往日益密切而注定的、这样一种世界文学即将产生的话,那么我们期待的莫过于它所能够和正在取得的成果……我们已在见证:一切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将无限广泛地得以传播,在所有地方受到欢迎。”(35)有趣的是,在埃里克·奥尔巴赫1952年的文章《世界文学之语文学》中,歌德的这番断言被认为是“非歌德的”,是被错误地归入了歌德名下。(301)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不必认为这段话与歌德在别处说过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解是相对立的,但它倒是突出了斯坦梅兹的观点,即歌德的这个概念容易引发解释的冲突和误解的可能。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在歌德的思想里发现了沃尔曼和杜瑞辛立论的基础。

继续进行我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考察。也许对于这一概念的最佳定义见诸爱尔文·科朋

1988年的文章《世界文学》。科朋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对国际之间相互关联的文学的命名”。(816)不过,如前所述,科朋的观点也存在一位先驱:此前25年,古越尔基·M·法依达用一种更理想化的方式强调了歌德的预见,他在《世界文学和对各国文学的比较分析》中写道:世界文学“不是对国别文学、更不是对其文学史的总括性范畴,而是某种文学品质的标志,是国别文学构成的人类精神有机整体的特性,也就是说,是人类的共同成果。”(29)在1986年的文章《世界文学之历史编撰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中,他提出,在尝试编撰了许多不同的世界文学史之后,“如果可能的话,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编写世界文学某一阶段的历史甚至全史”,也许是很有益处的。(194)这一提议至今仍然有效,而法依达关于比较文学不幸未能拥有自己的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也确是一语中的。

接下来,我将举出以下例子进一步说明在德语比较文学界“世界文学”概念存在的问题。在沃尔特·科什马尔的《美学价值和普遍意义:国别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功能》中,这个概念是以经典论为基础的。科什马尔全力关注的是他认为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斯拉夫文学。根据他的观点,只有普希金或许才享有殊荣,为由世界文学经典组成的“文学伊甸园”所接纳。如果要把陀斯妥耶夫斯基也算进世界文学的话,那就不是由于其小说的美学价值,而是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哲学的、伦理学的等其他文本,小说只是重要的一部分。其他斯拉夫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如显克微支、马沙、舍甫琴科等都被排除在这一范围之外。显然,科什马尔是穆卡罗夫斯基和弗迪卡的勤勉的读者,或许比后者在《现代比较文学的结构之根》(1974年)中提到的读者更富于直觉。如果按杜瑞辛所说的,“以穆卡罗夫斯基的理论著作为代表的结构比较方法,大部分都囿于零星的理论思考之中,而不是由文学理论的比较分析来体现的”,(103)那么,科什马尔的阅读挖掘出的是世界文学的“普遍价值”,它与国别文学中的“美学价值”或“进化价值”是不同的。在科什马尔的思考中,普遍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区别在于:世界文学中的前者取决于一种“人类学主旨”。(104)相应地,正如美学价值是不断演进的,比方说,是变化着的,普遍价值也是这样。

关于德语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是曼弗瑞德·施迈林的全

集《今日比较文学:概要和展望》(1995年)。我对这部作品整体及施迈林的著述本身的特别兴趣在于,它们颇能反映欧洲和北美大部分比较文学研究著作的特点,即鲜明的传统性和非理论性,并且常常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通常与日尔曼中心主义或法兰西中心主义纠结在一起)。我想强调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地方病。以《欧洲语系文学的比较史》丛书为例(该丛书的编撰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ICLA发起,始于1973年,至今仍在进行中)。在《文学研究新手册》(参见See的编著)和俄语卷《世界文学史》(波得尼科夫Berdnikov编辑)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发起的上述系列的编撰是一项比较性的工作,但只包括了其题目所指明的主要欧洲语言的文学。在这一点上,该项目追随的是它本身的目标,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却没有呈献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视野。同时也应承认,近来该系列的一些卷目如由汉斯·柏顿斯和佛克玛编辑的《国际后现代主义》卷,就是在真正的全球性视野下对后现代主义所做的一个基本介绍,它涵括了中国、印度、南非等区域,而德语卷的《文学研究新手册》和俄语卷的《世界文学史》则都只讨论了欧美文学以外的其他地区。

文学事实不仅是历史事实,还承担着价值论的意义。对于文学之间的影响而言,这是最重要的特点;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而言,它必须具备一贯独特而且非常广泛的、切实可行的人类学特征。因此,既然经典随时空的改变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问,那么经典的价值并不重要。进而言之,并非所有的文学事实对于世界文学都同等重要。世界文学概念中最紧要的因素是作家个人的文本而非整体。换句话说,荷马花了近两千年的时间才取代了维吉尔在欧洲文化和文学中的位置,莎士比亚用了好几百年才成为文艺复兴及后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或者,再看看远东各国的文学界,由于自身对“情感”的特定观念(中文称为“情”,日文称为“jo”),所以喜爱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甚于《浮士德》。只是后来受西方影响、受欧洲浪漫主义冲击“释放”了情绪和伤感之后,《浮士德》才首次获得翻译,评论亦随读者群的增长接踵而来。(参见 Hsia的编著)

与杜瑞辛的著作和类似的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解释相对照,我认为不存在一个内定的、统一的和通用的文学进程。每一种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化体系以外的那些文学,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

景象。事实上,只有在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缓慢的全球化过程之后,我们才注意到一些趋向,这些趋向暗示着单一文学特定的和由历史决定的多样性在消失,它们在语言、种族和P或国家方面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消失。所以,关于在后现代时期如何对待“世界文学”概念的问题,目前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在杜瑞辛的著作和上述提到的那些类似的思考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中,我们读到如下不同意见:“将文学置于言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等广为延伸的领域的做法,已经与以作家、国籍、时代和性别为依据的文学研究旧有模式大相径庭,以至于‘文学’这个术语可能不再足以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了”(Bernheimer,42;另参见 Pratt)。我个人反对这种将文学研究的目标和焦点从最坚实的术语中去除掉的做法。如果“文学”都不足以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比较文学或世界文学能做到吗?

1985年,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在大学的研究现状》中写道,“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们的跨学科抱负已经迅速扩展(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想史,哲学,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交际理论,符号学) ,而他们的文学鉴赏力和对外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却已衰减。在这种从属性的格局中,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格局,文学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10)我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正是雷马克本人此前在1961年发表的《比较文学:定义和功能》一文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当然,他没能预见到那些在思考上往往相当肤浅的“文化研究”成果的入侵,以及该文对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据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在《新闻周刊》名为“我们战败了”的访谈文章中所言,那些赢家们是“伪马克思主义者、伪女性主义者、福柯及其他法国理论家的乏味的信徒们”。(82)在我看来,这些人物及研究方法在亚洲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比方说,其实并非唯独“在耶鲁,文学研究者们对于有关所谓的流行文化这个大杂烩的各色文章的兴趣,已远远甚于他们对普鲁斯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兴趣。”(布鲁姆,82)在这种文学和文化研究皆为理论所浸透、变化无常的普遍情况下,是很难就“世界文学”概念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功用,或者说,实际上是在整个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功用,来发表一些积极的言论的。不过,我认为, 比较文学的史学家应当把抵制学术时尚的狂热、不再编辑布鲁姆提到的那些研究论著作为自己的本职责任。如今,比较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员常常出于政治议程方面的特殊目的,而极力将文学(和文化)的美学价值意识形态化。依我之

见,这种做法不应继续下去。我赞同沃尔曼和杜瑞辛“三名法”定义中的第三部分。在我们这个全球发展的时代,在第三个千年之初,我想指出,世界文学在其历史的和渐进的发展中包含了“世界的统一性”,而它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将是处于一种也许可称为“即将形成”的状态之中,永不停歇地变化着。跨越单个文学甚至文学联合体(联邦)之间的联系,用全世界无数个互相关联的文学事实连接起各个文学大陆,所有这一切都是全球性文学联系的一部分。由此,填补距离和为上述文学交流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撰写一部真正的全球性历史,是比较文学应予承担的任务。

建 议

在1976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布达佩斯年会之后,我在《亚非研究》杂志(1980年)发表了拙文《现代亚洲各国文学:探索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布达佩斯年会以其对亚洲和非洲文学显示出的浓厚兴趣而著称,比如,沃尔·索因卡也在场与会。看起来似乎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学、其中“他者”包括了亚非文学的世界文学可能就要出现了。举个例子,在这届年会上,D.W.佛克玛主持了一个讨论小组,并参与了我上面提到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项目:《欧洲语系文学的比较史》的编撰。我当时希望,在年会中的专门会议“文学的比较研究:非洲和亚洲系列?”之后,这些兴趣能促进一个亚系列丛书的发展。遗憾的是, 此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在真正的全球性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虽然我深知自己这么做在比较文学界可能只是“荒野中的呼喊”,但还是要在此重述一下本人建议的大致轮廓。

在过去的20世纪下半叶里,我们已经见证并经常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性项目。目前,作为处理有关科学、学术、技术和文化的性质及对象方面的各种不同论见的有效手段,国际性学术项目(ISP)已被公认为是必然之路。当然,国际性学术项目都是在西方世界中的富国,如那些欧盟和北美的国家里发起和实行的。世界文学概念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种途径,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种可能的国际性学术项目的话,那么就必须处理一批制约着这一项目的确定因素。首先,在一些薄弱的领域里,学者们之间根本没有接触,书目文献了解不够或者不可靠,书籍和参考资料配备不足,预

算有限。即使不是在所有国家、但肯定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其次,必须提出协调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在较小范围内经常举办学者座谈会,同时合理地利用各种国际性会议,通过这些方式至少可以缓解上述的一些问题。大量的信息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传播,例如,会刊、国际通讯录、单行本的交换、评论杂志和评论文章等。自然,现在我们还必须利用互联网、电子邮件和万维网。我建议,每个国际性学术项目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应是,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和指导中心,其学术和行政构成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能承担该项目的重任,并赢得参与者的信任。一个国际性学术项目要获得成功,还需要达到这样一些要求,例如:在不同研究对象上研究者们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代表性,方法论问题上至少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具备取得必要研究资料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经济基础,存在出版的可能性,和对于有关的各种文学有最大程度的了解,依我的具体建议,这些文学中应包括至少三到四种欧洲语言再加上几种主要的东方和非洲语言。我明白,要如我所理解的那样研究、撰写和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史,这可是一项棘手的提议。不过,我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和认识,关于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和文化的总体研究,我们应当继续商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