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及其成就向为人们所重视

1、序 论 作为南宋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及其成就向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他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卓异独特的风格，更为历代诗人所关注。从南宋至清代，有关杨万里诗的研究和评论有很多，其中有褒有贬，有抑有扬，但从总体看，褒扬多于贬抑，现将向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分述如下。 2、关于杨万里在南宋诗坛的地位 关于杨万里诗在南宋诗坛的地位问题，历代对此评述较多，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大概有两个，一是诗坛霸主说，一是四大家之说。诗坛霸主说。这种观点，在南宋时期尤为盛行。南宋姜特立在《谢杨诚斋惠长句》诗中写出道：“平生久矣服诗名，况复亲闻玉唾声。便拟近师共太史，不须远慕白先生。巨编固已汗牛积，长句犹能倚马成。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他在《和诗二首》其一中称：“洋洋海内服诗声，手决云章万象明……”，在其二中又称：“仆旗我合坚诗壁，授钺君当将坛。”姜特立是较早提出诗坛霸主说的人，从南宋其他人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姜特立的评语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官位显赫的周必大与杨万里私交并不算很融洽，但是，对于杨万里的诗，周必大却是评价甚高：“诚斋诗名牛斗寒，上规大雅非小山。”（《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诚斋家吉水之洴塘，执诗坛之牛耳。”（《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聊诗》）其后，楼钥在《送杨廷秀秘监赴江东漕》诗中云：“平生杨诚斋，可仰不可见”袁说友在《和杨诚斋韵谢惠南海诗集三首》其一中说：“斯文宗主赖公归，不使它杨僭等夷。四海声名今大手，万人辟易几降旗。”项安世在《题刘都监所藏杨秘监诗卷》诗中亦云：我虽未识诚斋面，道得诚斋句里心。醉语梦书辞总巧，生禽活捉力都任。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肯为小山题短纸，自家元爱晚唐吟。”在《送杨主簿》诗中，项安世又说：“诚斋四海一先生，诗满江湖以字行。”在《又用韵酬赠潘杨二首》中，他更以“四海诚斋独霸诗，世无仲氏敢言 ”的诗句来盛赞杨万里。类似的评价，我们在南宋其他人的诗文中也可读到，如王迈的《山中读诚斋诗》：“万首七言千绝

句，九州四海一诚斋。肝肠定不餐烟火，翰墨何曾着点埃。锦瑟月中弹不彻，云涛天上泻将来。江西社里陈黄远，直下推渠作社魁。”刘克庄《题诚斋像二首》其一：“欧阳公屋畔人，吕东莱派外诗。海外杨万里诗与历代诸名家诗并列，称之为“杨诚斋体”。在南宋时期，杨万里在诗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陆游，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高于对陆游的评价。对此，陆游也是心悦诚服：“俗子与人隔尘俗，何啻相逢风马牛。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飞卿数阕峤南曲，不许刘郎夸竹枝。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杨廷秀寄<南海集>》），“文章定有价，议论有至公。我不知诚斋，此评天下问……人言诚斋诗，浩然与俱东。字字若长城，梯冲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谨不欲逢……”（《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陆游或许有自谦之意，但是，在查考了南宋人对杨、陆的评价之后，我们感到陆游所言“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确实反映了当时的诗坛状况。直至清代，诗坛霸主之说仍继续存在，如清代江西临川人李纮在《南园答问》中称：“……诗盟则杨诚斋独主……”再如清人赵翼在吴江徐达源校刊的《诚斋诗集》序言中，也曾包蓄地传达了霸主说的信息：“南宋四诗家，以陆放翁、杨诚斋为最。放翁诗有云：‘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则陆之于杨且不免府首。”霸主之说之所以能够盛行，固然与诚斋诗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与杨万里的人品学养不无关联。《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问郭廷硕今如何，曰：也只如旧为学。曰：贤江西人，乐善者多，知学者少。又说：杨诚斋廉介清洁，直是少；谢尚书和易宽厚，也煞朴直。”吴澄在《题苏德常诚斋》一文中记录了朱熹赞美杨万里之事：“晦庵朱子于人多所讥评,少所推许,至于文节公,扬其美,赞其诗章，书翰倡和往来，敬礼而兄事之，尊之可谓至矣，唯独不满其名斋之义。”杨万里在当时的威望从这些评论中也可略窥一斑。 “四大家”之说。在南宋时期，“四大家”似乎未包括杨万里，清人沈德潜在《说诗 语》卷下云：“南渡后诗，杨廷秀推尤、萧、范、陆四家……后去东夫，易以廷秀，称尤、杨、范、陆。”的确，杨万里对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四人非常推重，他在《进退格寄张功夫、姜尧章》诗中称：“尤萧范

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在《谢张功父送近诗集》中亦云：“近代风骚四诗将，非君摩垒更何人。”“四诗将，作者自注指范石湖、尤梁溪、萧千岩陆放翁。在《千岩摘稿序》一文中，杨万里关于尤、萧、范、陆有这样一段评价：“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由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四家”之说，杨万里当为首倡者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南宋人的记录中也可找到佐证。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曾言：“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但才悭于诚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验。同时独诚斋奖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陆放翁。”当然，此“四家”之说，这四家有杨万里自己。有趣的是，尤袤也曾有过一个“四家”之说，这四家有杨万里而无尤袤自己。此说见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先生（指尤袤）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得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禀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杨、尤“四家”之说，实属二人私言，未成当时公论。最早将杨万里取代萧德藻而使之列入至今流行的南宋“四大家”的似应为宋末元初的方回，他在《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中有这样一段说明：“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杨、范、陆特擅名天下。”其后，南宋“四大家”（或云“中兴四大家”等）之说遂为后人沿袭至今，而此“四大家”已非彼“四家”，因为杨万里名列其中。这里还值一提的是，杨万里为何要将尤、萧、范、陆相提并论？谦虚与友谊固是原因之一，四人诗歌创作成就突出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在诗歌创作上颇为自负的杨万里，为什么如此推重尤、萧、范、陆四人，而自己却不愿厕身四大家之间？清人郭 有诗云：“范陆尤萧张一军，天然风骨更直群。先生肯作随人计？后世知谁定我文。”（《丹叔手钞诚斋诗集，校雠一过，辄书其后，即用诚斋体》）此诗道出了杨万里不愿厕身四大家之间，“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更超群’的自负。既比他更优秀，又何必与他们共‘张一军’呢？”（见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3、杨万里诗的成就和影响 对杨万里诗的成就和影响，

历代评论以褒扬和肯定为多，但也有贬谪和否定，这种褒贬扬仰，也反映出各个时代和各种流派审美观的邅变及差异。一般说来，在南宋时期，对杨万里诗歌创作基本上是肯定的，这一点在我们前文叙述中就可以看到。再如张镃在《诚斋以<南海>、<朝天>两集诗惠，因书卷末》中评诚斋诗：“笔端有口古来稀，妙语奚烦用力追。南纪山川题欲遍，中朝文物写无遗。后山格律非穷苦，白傅风流造担夷。霜鬓未闻登翰苑，缓公高步或因诗。”在《次韵杨廷秀左司见赠》一诗中，对诚斋诗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愿得诚斋句，铭心只旧尝。一朝三昧手，五字百般香。弦绝今何苦，衣传拟自强。草玄非近效，举世漫匆忙。”又如范成大，对杨成里的诗也极为称赞：“仪凰当瑞九韶成，何事栖鸾滞碧城。公退萧然真吏隐，文名藉甚更诗声。句从月胁天心得，笔与冰瓯雪碗清。书到石湖春亦到，平堤梅影彀纹生。”（《次韵同年杨廷秀使君寄题石湖》）。南宋之后，元明清三代，对于杨万里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如元人刘祁在《归潜志》卷八云：“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日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刺底，人难及也。’”方回于江西诗派情有独钟，然对诚斋诗却也极为推崇，他在《晓山乌衣圻南集序》中云：“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再如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南渡诸人诗尚有可观者，如尤、杨、范、陆时近元和。”清人之中，称赞杨万里诗的也不少，如谢启昆：“笔扫千军七步吟，语穿月穴透天心。留云供我闲身住，两字诚斋赐禁林。”（《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杨万里》）又如潘定桂：“一官一集记分题，两度朝天卷自携。老眼时时望河北，梦魂夜夜绕江西。连篇尔雅珍禽疏，三月长安杜宇啼。试读淮河诸健句，何曾一饭忘金堤。”（《杨诚斋诗集九首》其二）他如吴之振、徐山民、延君寿等人，均对杨万里诗有较高的评价。但是，从南宋到清代，也有对杨万里诗进行挟击和贬抑的言论。南宋时，批评杨万里诗的言论虽不多，但也确实存在，如俞文豹在《吹俞录》三录中，对杨万里一首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说：“杨诚斋《腊肉》诗云：‘霜

刀切下黄水精，玉斧削出红松明。’松明固非斧不可削，然割一脔肉，方用霜刀，又换玉斧，似失之佰。杜子美《薤》诗：‘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全不费斧凿。”周密《浩然斋雅谈》中也有记载：“诗家谓诚斋多失之好奇，伤天气……”至元代，这种批评意见也同样存在，陈栎在《勤有堂随录》中曾说：“杨诚斋亦是气所生，何可轻议。其诗文有无限好语，亦有不惬人意处。文过奇带轻相处，盖自《庄子》来。”到了明代，对杨万里诗的评论并不多，但就在这不多的评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批评杨万里诗的意见，如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既有对杨诗的肯定，也有对杨诗的否定：“驯至隆兴、乾道之时，尤延之之清婉，杨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丽，祟务观之敷腴，亦皆有可观者；然终不离天圣、元祐之故步，去盛唐为益远。”又如何良俊亦云：“南宋陈简斋、际放翁、杨万里、周必大、范石湖诸人之诗，虽则尖新，太露圭角，乏浑厚之气，然能铺写情景，不专事绮缋，其与但为风云月露之形者，大相径庭，终在元人上，世谓元人诗过宋人，此非知言者也。”（《四友斋从说》卷二十五《诗》二）清代贬抑杨万里诗最盛，代表人物有朱 尊，他对诚斋诗有过猛烈抨击：“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乃效及杨廷秀之体，叫器以为奇，俚鄙以为正，譬之于乐，其变而不成方者与？”（《叶李二使君合刻诗序》）“今海内之士，方以南宋杨、范、陆诸人为师，流入纤缛滑利之习。”（《沈明府不羁集序》）“今之言诗者多主于宋。黄鳃直吾见其太多舍唐学宋，予尝嫌务观太良，鲁直太生。生者流为萧东夫，熟者降为杨廷秀。萧不传而杨传，效之者何异海畔逐臭之夫邪！”（《书<剑南集>后》）叶燮也曾全盘否定杨万里诗，他说：“宋人富于诗者，莫过于杨万里、周必大，此两人所作，几无一首一句可采。”（《原诗》外篇）田雯对诚斋诗也无好感：“诚斋一出，腐俗已甚。”（《论诗》）“拈出诚斋村究语，无人解道读欧梅。”（《论诗绝句》）沈德潜也曾抨击杨万里诗，他说：“不朽之作，不必务多也。杨诚斋积至二万馀，周益公如之。以多为贵，无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简金，几于无金可简，亦安用多为哉！”（《说诗晬语》）宋顾乐在《梦晓楼随笔》中云：“宣献与杨

诚斋、范石湖、陆放翁同时，诗亦石湖伯仲，歌行学苏、黄，气苦口婆心遒，诗格苦钝，然不为杨、范佻巧取媚。”爱新觉罗弘历等在《唐宋诗醇》卷二十四中评白居易诗时，顺便将杨万里批了一顿，他们说：“宋人如杨廷秀辈，有意摹仿此种，徒成油腔滑调耳。”纪昀对杨万里的诗也贬多褒少，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中称：“而万里为诗，好用文句及俚语……”在《瀛奎律髓》刊误中，纪昀对诚斋诗也多有批评，如对《腊梅》诗，纪昀评曰：“粗鄙之至，宜二冯以为恶诗。”评《普明寺见梅》诗：“诚斋诗多患粗率。此诗顺笔扫下，貌似老而实非。”评《立春后一日和张功父园梅未开韵》诗：“粗鄙至极。读者以宋诗为戒，正缘此种恶调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翁方纲曾批评杨万里的诗“屡用辘轳进退格，实是可厌，至于‘尤萧范陆四诗翁……’叫嚣伧俚之声，令人掩耳不俗闻。”（《石洲诗话》卷四）“若诚斋以轻儇佻巧之音，作剑拔弩之态，阅至十首以外，辄令人厌不欲观，此真诗家之魔障。”（同前）清人的这些批评，有的也确实点击到了杨万里诗的弊病，有的则失之偏激，他们的这些批评，见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清代审美趋向的多元化，因为这些批评意见或出自“神韵派”，或出自“格调派”，或出自“肌理”说，由于角度不同，自然就会影响到对杨万里诗的判断。 4、关于杨万里诗的师承关系和创新 关于杨万里诗的师承关系和创新。杨万里曾在《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中坦言：“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这首诗，表现了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的创新意识。在《诚斋荆溪集序》中，杨万里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历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尝与林谦之屡叹之，谦之云：‘择之之精，得之之艰，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予喟曰：‘诗人盖异病而同源也，独予乎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墍壬午，止有诗五百八十二首，其寡盖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阅讼牒，理邦赋，惟朱墨之为亲，诗意时往日来于予怀，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

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也，亦未觉作州之难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即由师法前人，转而变为师行自然，从而走出了前人的畛域，自成一体。于是，杨万里诗歌创作对传统的传承及对传统的突破，便成了历代诗人及评家所关注的焦点南宋周必大在《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中写道：“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此言道出了杨万里诗之所以能别出机杼，就是因为他学习范围广泛，善于从传统中汲取养份，而又不为传统所囿。的确，杨万里对传统的继承十分广泛，如对山水田园诗派的继承，他曾在一些诗文中有所表达，如在《书王石丞诗后》中说：“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邓参庾信谒阴铿。”在《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诗亦言：“也不欠渠陶谢债，夜来梦里又相寻。”等等。虽然杨万里有这些自叙，但是，历代诗评家对其与山水田园诗派的继承关系却较少论及。又如对元和体，杨万里也非常激赏，尤其是对香山体，更是情有独钟，杨万里曾说：“每记乐天诗，一读一回好。少时不知爱，知爱今已老。”（《春尽夜坐》）“病里无聊费扫除，节中不饮更愁予。偶然一读香山集，不但无愁病亦无。”（《端午病中止酒》）对于这一点，历代评家早已发现，并给予了较多的评论。南宋张镃就曾指出诚斋诗与香山体的渊源：“后山格律非究苦，白傅风流造担夷。”（《诚斋以<南海><朝天>两集诗见惠，因书卷末》）其后葛天民亦言：“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它好官职。但知拼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玉川身后却不怪，乐天再世尤得奇。”（《寄杨诚斋》）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外编卷五中说：“南渡诸人诗尚有可观者，如尤、杨、范、陆时近元和。”在《诗薮》杂编卷五中亦云：“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过体无出陈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杨四子、元和体者……”清人姚埙在《宋诗略自序》中也称：“南渡之尤、杨、范、陆、绝类元和。”翁方纲在《石洲诗活》卷三中说：“诚斋之诗，上规白傅，正自大远，下视子畏，却可平衡。” 杨万里的诗，受李白计的影响也很深，其“诚斋体”所表现出的乐观、热烈的情调，以及奇特、夸张、善变化等特点，都多多少少带有李白诗的“遗风”。他自己也曾言：“李太白，阮嗣宗，当年谁不笑两翁？万古贤愚俱白骨，两翁天地一清风。”（《醉吟》）“平生爱育谪仙诗，百诵不熟良独痴。”（《舟中挑闷》）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十也曾记载，杨万里曾写有一首题为《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诗，对此诗，杨万进而颇为得意，自云：“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对于这一点，历代诗评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云：“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在《茶山诚斋诗选序中》，刘克庄也转引他人观点，其云：“汤季庸评陆、杨二公诗，谓诚斋得于天者，不可及。”此评虽未将李白与诚斋挂钩，但综合两段文字看，其中也不无关联。沈西雍在《题诚斋集后》更是赞称：“青莲死后此诗仙。”清人汪琬也有诗云：“诗印频提教外传，入魔入佛总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诚斋学谪仙。”（《读宋入诗五首》）清人袁枚平生犹敬诚斋，他在《随园诗话》卷一中坦言：“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正因如此，他对诚斋诗特别推崇，评价甚高。在《随园诗话》卷八他曾记录了这样一段趣闻：“汪大绅道余诗似杨庆斋，范瘦生大不服，来告余。余惊曰：‘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后人嫌太雕刻，往往轻之。不知其天才清灵敏，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至其文章气节，本传具存，使我拟之，方且有愧。’”此也见袁枚对杨万里是何等敬佩。在《随园诗话》卷九中，他又说：“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

唐则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宋有杨诚斋，元有萨天锡，明有高青邱。本朝继之者，其惟黄莘田乎？”以上历代评家的评语，也许各人角度不同，评价的程度有所差别，但却有一个基点是相同的，这就是指出诚斋诗受李白影响，其“天才”、“天性”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即诗人的主体因素是其创作中的重因素之一，而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独特之外。李白诗对杨万里的创作无疑是重要影响，但是，杜甫的诗也对杨万里的诗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一点，有关诗评家的评点也没所涉及，如，姜特立在《杨诚斋惠诗》中说：“中有钓璜清渭叟，向来授钺少陵坛。”（《梅山续稿》卷八）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对此也有记叙和评述。其卷三云：“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唐人寒食诗不敢用‘饧’字，重九诗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诗，后固未敢轻引里母田夫，而坐之平王之子、卫候之妻之侧也。余观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又云：‘江上被花恼不 ，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又云：‘夜来醉归冲虎过，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 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罗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亦自痛快可喜。”其卷七亦云：“杜少陵诗云：‘风含翠 娟娟静，雨 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杨诚斋诗云：‘缘光风动麦，白碎日翻地。’亦然，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其卷八又云：“吕子约谪庐陵，量移高安，杨诚斋送行诗云：‘不悉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爱身。’盖祖杜少陵送严郑公云：‘公若居台辅。临危莫爱向。’然以之送迁谪向用之士，则意味尤深长也。”南宋人王迈在《读庆斋新酒歌仍效其体》诗中，亦将诚斋诗与杜甫诗相配，其云：“古来作酒称杜康，作诗只说杜草堂。举世无人传得方，奄有二杜惟一杨。”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五《宋》中说：“宋之学陈子昂者朱元晦，学杜者王介甫、苏子美、黄鲁直、陈无已、陈去非、杨

廷秀…诸人亦自有近者，总之不离宋人面目。”清人光聪谐在《有不为斋随笔》庚卷中说：“杨诚斋《送丘宗卿帅蜀》诗云：‘洒挥勃律天西 。’盖用社诗：‘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椀最来多。’然勃律国但出玉，坚昆国乃有碧椀。杨取句美，不嫌裁用。”关于杜甫诗对诚斋的影响，后代诗评家所论，确实点出了“诚斋体”特色的另一层渊源关系。对杨万里诗歌创作中受“江西诗派”、王安石、苏东坡等影响，历代评家似无过多评述，即使有所涉及，也只不过是简单的比较和叙述，有的也不外乎杨万里自述的范围。（如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中说：“（诚斋）自作《江湖集》序曰：‘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而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对传统中突破，却为历代评家所关注，万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南宋时的张镃，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笔端有口古来稀，妙悟奚烦用力追。南纪山川题欲遍，中朝文物写无遗。后山格律非穷苦，白傅风流造坦夷。霜鬓未闻登翰苑，缓公高步或因诗。”（《诚斋以〈南海〉〈朝天〉两集诗见惠，因书卷未》）姜特立在《谢杨诚斋惠长句》诗中，也对诚斋诗突破传统表示赞扬：“平生久矣服时名，况复亲闻玉唾声。便拟近师黄太史，不须远慕白先生。巨编固已汗牛积，长句犹能倚马成。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周必大也 将杨万里在诗坛的位置摆得很高，他在《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中说：“江西诗社，山谷实主夏盟，后四方人才如林，今以数计，未为多也。诚斋家吉水之洴塘，执诗坛之牛耳。始自宗族，廷及郡邑，孰非闯李、杜之门， 欧、苏之踪者。奥无铺，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夫人能为之，尚可以社名乎？家生执戟郎，又拔乎其萃者也。”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曾经引述了尤袤的一段话，同样是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突破传统的肯定：“先生（指尤袤）因为余言：近世人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上皆自出机轴，禀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像这类评价，在南宋时还有很多，如袁说友《和杨诚斋韵谢惠南海集诗三首》其二云：“玉海书来

喜欲狂，食霞食瀣齿牙香。固应宗派名江左，底用宫袍入建章。今代欧黄直有种，向来沈鲍肯同行？只今五集三千首，但觉 煌锦锈张。”项安世《题刘都监所藏杨秘监诗卷》：“我虽未识诚斋面，道得诚斋句里心。醉语梦书辞总巧，生擒活捉力都任。雄吞持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肯为小山题短纸，自家元爱晚唐吟。”王迈《山中读庆斋诗》：“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肝肠暄不餐烟火，翰 何曾着点埃。锦瑟月中弹不彻，云涛天上泻将来。江西社里陈黄远，直下推渠作社魁。”等等。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突破传统，自成一体，元明清三代的评家也多有称颂。如元代的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一中称：“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诗不变不进。”元人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也说：“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吏，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宗少于黄，然诗亦少变。”又如明人田汝成在评范成大和杨万里诗时说：“二公之诗，皎然晚宋风格也。”（《西湖浏览志馀》卷十《才情雅致》）清人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在《宋诗钞??诚斋诗钞中说：“后材谓放翁习力也拟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盖落尽皮赵 在《诚斋诗集??序》中有段评语：“巧于争新者，必不肯傍门户，落窠 ，戛戛独造，以自成一家。譬如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固足以克敌，而韩淮阴背水一战，反成奇功；三牲之俎，八簋之实，固足以飨客，而石季伦薤 一啜，反成异味。诚斋早见及此，故其争光新也，在意而不在词。当其意有所得，虽村夫牧竖之俚言稚语，一切 入。初不以为嫌，及其即成，则俚者转觉其雅，稚者转觉其老：初阅之不免列为小家，正惟不避小家，乃益成其独有千古，此诚斋诗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也。”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十六中亦云：“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抵 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 然而，在明清评家中，也有对杨万里诗破传统，转变诗风，提出了许多批评。如明代茶诗派领袖李东阳就曾言。“杨廷秀学李义山，更觉细碎：陆务观学白东天，更觉直率：概之唐调，皆有所未闻也。”（《怀麓堂诗话》）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五中，对杨万里、范成大也有委婉的批评：“杨、

范矫宋而为唐，舍其格而逐其词，故绮缛闺阃而远大夫。”到了清代，这种批评似乎更激烈，如黄宗羲在《安邑马主义云诗序》中去云：“昔诚斋自序，始学江西，却学后山五字律，即又学半山老人，晚乃学唐人绝句，后官荆溪，勿若有司，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夫诚斋之所以累变者，亦不敢自信之也。”陈于在肯定诚斋诗这变化的同时，也批评其不足之处：“杨诚斋矫矫拔俗，魄力又足以胜之，雄杰排沈，有笼挫万象之概，攀韩颉苏宜也。“诚斋诗集甚富，然未免过于摆脱，不但洗净铅华，且粗头乱服矣。”沈德潜更是从江西诗派批评起，对南宋几位有影响的诗人也未放过，杨万里自然包含其中：“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已太直…南渡以下，范石湖变为恬缛，杨诚斋、郑德源变为谐俗，刘潜夫、方巨山之流变为纤小，而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亦为不善变矣。”（《说诗 语》卷下）他如朱彝尊、纪昀、王昶等，都对诚斋进行过猛烈抨击。明清时期，对杨万里诗歌创作之所以会产生褒贬鲜明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时代的诗人在选择创作道路时的严重分歧，可宗唐，可宗宋，两种观点互不相容，几成水火之势。在这种唐宋诗之争的大背景之下，对杨成里诗刊贬也就不足为奇了。 5、关于杨万里诗的艺术风格 关于杨万里的艺术风格的评述，这也是历代评家所热衷的话题。从南宋至清，有关这个话题的评术相当多，从宏观的评术，到具体诗作的点评，几乎应有具有。然而，评论多最突出的，还是“诚斋体”中最有特色的“活法”。 “活法”这一术语在中国古代诗论中的应用，首推黄庭坚的衣钵弟子吕本中。他在《夏均父集序》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学诗当学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远见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需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语话法矣。”杨万里在诗的创作中，可谓深谙“活法”之道，因而他能够创造出自成一格的“诚斋体”。对这一点，历代评家都发表了许多高论。南宋人张镃大概是最早对“诚斋体”的“活法”作点评的诗人。他在《诚斋以《南海》《朝天》两集诗见惠，因书卷未》一诗中称万里：“笔端有口古来稀，妙司奚烦用力追。”在《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其二中，他

更是明确地指出了诚斋诗活法诗：“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而且称其诗“得活法于诚斋”（见张镃《南湖集》卷首）。周必大在《次韵杨廷秀待制寄题朱氏涣然书院》诗中也说：“诚斋万事悟活法，诲人有功如利涉。”葛天民《寄杨庆斋》云：“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气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动全生杀。生机语熟却不排，近代独有杨诚斋。”刘克庄曾评：“后来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圆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耳。”（《江西诗派小序??总序》）元人刘祁在《归潜志》卷八中记叙了李屏山一段趣闻：“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日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方回在论及《南湖集》时称张镃“端能活法参诚 ”（《读张功父南湖集》诗）。对于“诚斋体”的“活法”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历代评家也进行了各种探索。像张镃的：“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喻良能的：“诗翁街袖出清诗，醉墨淋漓惊乍写。”（《次韵杨廷秀浣花图歌》）项安世的：“醉语梦书辞总巧，生擒活捉力都任。”（《题刘都监所藏杨秘坚诗卷》）罗大经评诚斋效杜诗之体，认为“亦自痛快可喜”；黄升评杨万里《醉归》诗与王摩洁、王荆公六言绝句相近，其风格“雄健富丽”（《玉林诗话》）；元人刘祁在《归潜志》卷八中记云：“李屏山……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清代贺裳认为：“诚斋生平论最多，读其集则涉粗豪一路。”（《载酒园诗话》卷五）蒋鸿翮则说：“杨诚斋诗，粗真生硬，俚辞谚语，冲口而来，才思颇佳，而习气太甚。”（《寒塘诗话》）陈訏在《宋十五家诗选》中说：“杨诚斋矫矫拔俗，魄力又足以胜之，雄来排 ，有笼挫万象之概，攀韩颉苏宜也。”上述引文，无论称赞，还是批评，但对诚斋体的雄健粗豪的风格特征，大家却基本上是认同的。对于诚斋体的幽默风趣和曲折变化的特征，历代诗评家也给予了很多的评述。罗大经和魏庆之曾记录了有关杨万里的两则趣事，很能说明杨万里诙谐幽默的个性。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六中记载：“尤梁奚廷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廷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采，

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廷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哞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环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十九曾载吕炎所言：“晦庵先生与诚斋吟咏甚多，然颇好戏谑。刘经之丞庐陵，过诚斋，语及晦庵足疾，诚斋因赠约之诗云：‘忠显闻孙定不虚，西枢犹子固应殊。鸾亭梧上遗风在，鹜进松间得句无。剩有老农歌赞府，未多存墨关清都。晦庵若诚斋叟，上下千峰不用扶。’晦翁后视诗笔云： ‘我疾犹在足，诚斋疾在口耳！’”杨万里诙谐的个性，必估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有体现，因此，无和不在的诙谐幽默，便成了“诚斋体”中令人注目的亮点。张镃称这“笔端有口古来稀，妙悟奚烦用力追。”周必大也说：“今时士子见成斋大篇世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之语，至于状物恣度，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遂谓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清人吕留良等在《宋诗钞》中的一段评语，可谓道出了“诚斋体”幽默风趣的真谛：“后村谓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开分也似李白，盖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古人之所谓似李者，入今之俗目，则皆俚喭也。初行黄春坊选本，又得 李高氏所录，为订正手抄之，见者无不大笑。呜呼，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对于“诚斋体”幽默风趣，历代诗评家多有论述，且小及到新、奇、活、快向个层面，如姜夔称：“年花月无闲曰。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刘克庄叹云：“今人不能道语，被诚斋道尽。”（《后村诗话》卷二）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十四记经此岩语：“诚斋胸襟透脱

矣。”方回说：“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然无一语不天成……”（《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他如赵翼关于诚斋“争新”的评论等等，都对“诚斋体”幽默风趣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诠释。对于“诚斋体”的由折变化这一特征，历代诗评家也有涉及，而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当属清人陈衍。他在《石遗室诗话》卷十六中有这么一段话：“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抵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在《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其门人记有这样一段话：“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葫卢，终落空套。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宋诗中如杨诚斋，非仅笔透纸背也，言时折其衣襟，既向里折，又反而向表折，因指示曰：他人诗，只一折，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折又向左；诚斋则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生看《诚斋集》。当于此等处求之。”这两段话十分精炼而又形象地道出了“诚斋体”曲折变化风格特征的奥妙，实际上也道出了杨万里对“活法”的大彻大悟和灵活把握。对于杨万里“活法”诗所形成的其它特色，像语言、修辞、格律等方面的特色，历代诗评家也有论及，且多与具体诗作相结合，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叙述。 6、结 论 以上我们就南宋至清，历代诗评家对杨万里诗的研究和评论状况，作了一个线型的简单的概述。从历代诗评家的评论来看，虽然各人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截然不同，对于这些见仁见智的论述，我们姑且不去作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我们只是想从这些论述中获得这样一个信息：杨万里的诗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轰动效应，而且，对后世诗坛也产生过重要影响，数百年来，杨万里的诗歌创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也可证明，杨万里以其独特的诗风和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