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记叙了伯夷、叔齐二位孤竹国王子,相继辞让君位,逃离本国,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纣,他们认为是不义之举,进行了谏阻;随后,武王灭殷,四方归顺,他们感到耻辱,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到首阳山隐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终饿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传”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别于其后诸篇。其后诸篇,多是先记叙史实,再发表简要的议论,议论前冠以标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则先议后叙,且至议多于叙,这算得上是《史记》列传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二人的极力推崇。且不论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不论历来对他们的评价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马迁笔下,伯夷叔齐正是坚守道义、“积仁洁行”、宁折不弯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饿死的下场!也许他们心里没有怨恨,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吗?与之类似的还有好学的颜渊,他独得孔子的青睐,何以糟糠为食,寿命不长?而与之相反,像盗跖那样的暴戾之徒,却能够享尽天年。司马迁又联想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却能终身享乐;而循规蹈矩的人却屡遭灾祸。这使得司马迁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对所谓“天道”产生了质疑——不!不是质疑!是质问!不是
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为什么那些善人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其实《史记》中这样的悲剧人物可谓是比比皆是。譬如刚强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这不能不说是个明证了吧!武安侯靠他的特殊身份——“景帝后同母弟”而权倾一时。由此可见,没有所谓“天道”,在封建社会,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在于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之中。司马迁当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们看他对两种人物命运的展现,不难体会到他对统治者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愤懑和控诉。司马迁当然也无力改变,当他像灌夫一样仗义执言,而为李陵挺身辩护,难道不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吗?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灾祸,只有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既然没有“天道”可循,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是宁遭灾祸而做善人呢,还是为求富贵而做恶人?司马迁连续引用孔子的话做了回答,表现了他对先贤孔子的无比仰慕之情。他选择了像孔子那样活着,哪怕举世混浊,哪怕终身贫困,哪怕灾祸不断,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洁,何其孤傲!
伯夷叔齐不也是这样选择的吗?“天下宗周”,而他们却宁可饿死而“不食周粟”,守礼而不失节。不过我认为伯夷、叔齐和武王是可以同时肯定的,肯定伯夷叔齐的气节,肯定武王的前瞻大智,他们都是君子,不同的是追求。伯夷叔齐是为礼而死的,武王是为反暴
而伐的,他们都是正义之士。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追求的”,伯夷、叔齐用生命指明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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