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要成就
司马光主要成就：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历仕四朝，政绩卓著。字号：字公实、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出生时间：1019年11月17日。去世时间：1086年10月11日。别称：司马温公、涑水先生、司马文正。主要作品：《客中初夏》《阮郎归》《西江月》《锦堂春/锦堂春慢》《春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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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光的诗词 点此查看司马光的详细内容
《和君贶题潞公东庄》、《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尧夫彝叟兄弟》、《客中初夏》、《斛律丞相》、《花庵独坐》、《阮郎归》、《送张寺丞知富顺监》、《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春游》、《边将三首》、《锦堂春/锦堂春慢》、《柏梯寺》、《北轩老杏其大围春色向晚只开一花余悯其憔悴》、《西江月》、《虎牢关》、《闲居》、《锦堂春》、《北京留守王太师挽歌词二首》、《昌言见督诗债戏绝句》、《湖上村家》。
二、藏书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诏他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三、为官生涯
反新法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可以使用一句话来评价司马光的一生 ：其实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这两件事情 编写《资治通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安石争辩，但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司马光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终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结果造成了神宗误会他无理取闹的局面，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还有点要注意就是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元祐更化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四、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