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要作品:《客中初夏》《阮郎归》《西江月》《锦堂春/锦堂春慢》《春游》等。字号:字公实、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出生时间:1019年11月17日。去世时间:1086年10月11日。别称:司马温公、涑水先生、司马文正。主要成就: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历仕四朝,政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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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贶题潞公东庄》、《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尧夫彝叟兄弟》、《客中初夏》、《斛律丞相》、《花庵独坐》、《阮郎归》、《送张寺丞知富顺监》、《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春游》、《边将三首》、《锦堂春/锦堂春慢》、《柏梯寺》、《北轩老杏其大围春色向晚只开一花余悯其憔悴》、《西江月》、《虎牢关》、《闲居》、《锦堂春》、《北京留守王太师挽歌词二首》、《昌言见督诗债戏绝句》、《湖上村家》。
二、生平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用功刻苦、勤奋。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祐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觐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即位后,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像,饭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三、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四、藏书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诏他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